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研究得到有效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志”、“情”、“兴”、“味”、“韵”、“趣”、“格”、“和”、“势”、“意境”等诗论审美范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阐释，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如：蓝华增《说意境》（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裴斐《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刘九洲《艺术意境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吴调公《神韵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文质彬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汪涌豪《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薛富兴《东方神韵——意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王文生《论情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等。在对上述诗论审美范畴的研究中，相对地，对诗趣范畴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规模、层度较其他范畴的研究也显得较小、较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显得相对薄弱，在新世纪诗学理论界进一步系统梳理诗学审美范畴的背景下，有进一步开拓、挖掘的余地。本章对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的研究略作述评。
一、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研究的展开
1.对诗趣的理论性探讨
对诗趣的理论性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一股“美学热”在全国悄然而迅速掀起。体现在美学研究上，对审美趣味的研究成为80年代初、中期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此相连，对诗趣范畴的理论性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陈伯海率先发表《说“兴趣”》一文，他抓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倡“兴趣”这一审美概念进行细致探讨。陈文认为：“《沧浪诗话》中的‘兴趣’，是指诗人的‘情性’熔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它属于诗歌艺术性的范畴，但不等于艺术性的全部；它构成诗歌形象或诗歌意境的一个侧面、一种属性，而不同于意境或形象本身；它接近于诗歌给予人的美感，但又是指的那种清空悠远、幽深隽永的特殊感受。弄清‘兴趣’说的内涵，才不至于将‘兴趣’一词同美学史上众多的其他范畴混为一谈。”作者又在回顾古典诗论中形象理论演进的历史后指出，由“象”进入“象外”，再跨进到“象”内外一体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严羽的“兴趣”说是这个总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它是人们对诗歌审美规律认识史上的“大螺旋内的一段曲线”，为后人更全面地对诗歌审美本质及其特征进行总结打下了基础。（《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此文在新时期对诗趣范畴的理论性探讨中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1985年，潘知常发表了《从意境到趣味》一文，从“审美范畴是不断演进的”视点出发，论证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导范畴“经历了从‘和’到‘意境’，再到‘趣味’的演进”过程。作者认为：“趣味说把审美观照奠定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抗争之上，追求激荡不安后的审美愉悦，从而走出了古典美学的狭小天地。”他联系我国古典美学史上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由以优美为核心的古典美学向以崇高为核心的近代美学的过渡，阐说出我国古典审美主导范畴从意境转替到趣味的历史必然性。（《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
潘文从对我国古典美学主潮与社会思潮的互动联系的宏观把握立论，其对趣味主潮由出现到成熟的考察，为人们把握诗趣理论内涵提供了借鉴。此期，少数研究者开始了对诗趣美学质性和表现形态的研究，如：罗仲鼎《感情·兴趣·韵味》，陆晓光《哲学思辨·理障·理趣》，黄华强《论诗的“天趣”和“理趣”》。他们的研究取向开启了90年代以后对诗趣美学内涵、特征与表现形态等的考察。
1991年，张宏梁撰写了《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研究》一文，他从四个方面展开其论述：（1）关于“审美趣味”的界定；（2）“趣”在“审美趣味”内涵中的升格；（3）“趣”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4）审美趣味研究如何显示出中国特色。在第四个方面中，作者对我国新时期以来“审美趣味”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研究，“要紧密结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实践”；二是要将主要力量放在对“情趣和意味”的研究上；三是应该对“趣味”作出梳理，对多姿多彩的趣味形态加以分类辨析。（《文艺研究》，1991年第5期）张文对新时期以来“审美趣味”的研究所作的概括分析，对引导90年代以后的诗趣研究产生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之后，对诗趣的理论性探讨逐渐深入得到开展。其研究的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诗趣的通观性考察。如：成立《中西趣味理论的历史比较》，崔大江《论诗趣》，朱志荣《中国古代的艺术趣味论》，杨怀武《浅说诗趣》，兰翠《论“趣”》，胡建次《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趣”范畴》；二是对诗趣美学内涵及特征等的探讨。如：郎保东《审美意象的趣味》，韩琦《散论意趣真实性》，刘晓林《诗趣的美学内涵及特征》，李旭《论“趣”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孙琪《“趣”范畴初探原》，穆凤华《中国古代诗歌“理”与“趣”之成因探析》，陈世杰《论诗的异趣美》、《诗的剥趣美》；三是对诗趣形态的考察研究。如：陈文忠《论理趣：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审美特征》，李世英《试论诗歌中的“情趣”与“理趣”》，范军《理趣论》，张宏梁《论险趣》，金章才《诗的奇趣与谐趣》，刘午子《一个未竟的话题——理趣》。这之中，值得提及的是邓牛顿，他近年来致力于对诗趣形态的考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说趣》、《美学笔记：生趣论》、《美学笔记：意趣论》、《论天趣物趣》、《文趣·艺趣·诗趣》、《说理趣》、《说幽趣》。邓牛顿从不同诗趣的美学意蕴、表现形式、审美特征等方面入手，对诗趣形态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阐释。他成为新时期以来对诗趣进行集中研究的第一人。
在对诗趣美学内涵及特征的理论阐说上，论者们各抒己见。有将诗趣视为美感因素之一的，这种看法强调诗趣所内蕴的艺术意味。如：崔大江《论诗趣》一文认为：“所谓诗趣，是诗歌的一种美感因素，它是诗歌通过奇观妙想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去表现丰富而深永曲折的审美情感，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愉悦感的艺术意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也有将诗趣视为一种审美感受、生命快乐的。如：邓牛顿《说趣》一文认为：“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逐渐生长起来的一种审美文化精神。”（《南开学报》，1994年第1期）刘晓林《诗趣的美学内涵与特征》一文也界定：“‘趣’就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通过一系列的认识、判断、鉴赏的审美活动，从而获得一种难以言说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的审美感受。”（《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不同于上述两种持论，李旭《论“趣”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一文则提出：“‘趣’是机智、机灵、活泼、天真，具有自由品性、游戏精神，不拘滞任何现成观念与功利的表现；或者说，它是以游戏（而非严正）的态度、摇曳的姿韵、天真的格调打破规范、格套、俗情，从而表现出来的新鲜活力和自由创造。”（《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李旭又将“趣”视为人生的自由品性和本质。他在对“趣”内涵的阐释中，赋予了“趣”以深广的生命化意蕴。对于诗趣的审美特征，一些论者也予以了归纳。崔大江《论诗趣》一文提出：“形象性、情感性、契合性、智慧性、新颖性（变、曲、妙、神、奇），是构成诗趣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诗趣的主要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刘晓林《诗趣的美学内涵与特征》一文则概括诗趣的美学特征为：整体性、意会性、模糊性。（《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一些论者进一步对作为诗趣形态之一的理趣的美学内涵及特征也进行了概括。葛晓音在《论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一文中认为：“蕴含在诗歌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之为理趣。”（《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这大致可代表对理趣的狭义理解。阎福玲《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一文则认为，理趣是“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事物的吟咏描绘或刻画来展示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体悟，阐说道理而有诗趣诗味，既给人诗美的愉悦，又能启迪人的心智”。（《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此可视为代表对理趣的广义理解。对于理趣的特征，陈文忠《论理趣：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审美特征》一文提出：生趣盎然的形象性、即物即理的契合性、审美感悟的直接性和机趣洋溢的智慧性是诗歌理趣的四大特征。他并且界定即物即理的契合性和机趣洋溢的智慧性更是其中的关键。（《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范军《理趣论》一文又分析总结出理趣的四种审美形态（特征）为：凝合之美、形象之美、情韵之美、气韵之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上述诸人从不同方面所作的概括归纳，为我们从理性认识的角度把握诗趣提供了参考。
在对“趣”的通观性考察上，一些论者从历时视阈对“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阐说。兰翠《论“趣”》认为：“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是在六朝时开始被人们经常使用的，经过宋元人的发展至明清而达到极致。兰文将“趣”界分为“自然之趣”、“艺术之趣”和“人心之趣”，并认为，“趣”的含义表现于作品中可指“意旨”、“风致”；表现于创作主体则指人的慧黠灵性。（《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该文在对“趣”的历时发展的考察中，辨分出了“趣”的不同发展时期、界面及其内涵，是新时期以来对“趣”范畴进行通观性考察的一篇力作。拙文《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趣”范畴》也提出：“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它在历时视野中呈现出不断提升与拓展、深化的特征。唐宋人通过对“趣”作为诗作审美本质的初步阐说及对其的界分，将“趣”提升为诗论的审美范畴；明人进一步对“趣”作为诗歌审美的质性要素及其生成与本质特征展开阐说，并将“趣”引入到曲论及小说批评与理论中；清人则贯注“趣”以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鲜明的时代色彩，古典“趣”论在戏曲理论批评中又得到进一步深化。（《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5期）立足于“趣”的历时发展，把“趣”置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阈和层面进行考察，是拙文的特色。
2.对不同历史时期诗论家诗趣理论的研究
对不同历史时期诗论家诗趣理论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这方面论文主要有：陈晋《离即之间与艺术概括——严羽“兴趣”说论议》，陈祥耀《〈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汤高才《严羽兴趣说与唐诗艺术》，张立德《试论古文论中的“趣味说”种种：从〈文心雕龙〉到严羽〈沧浪诗话〉》，祝峰《从“真趣”到“神韵”的执著追寻：陆时雍〈诗镜总论〉肤说》，陈桥生《严羽“兴趣说”新解》，李丁《“兴趣”、“神韵”与“境界”及其同异》，周祖谦《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王成《趣：晚明新派文士一种重要的审美追求》，刘谋《严羽的“兴趣”说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易容《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王国英《神韵悠长与肆意洒脱：严羽袁宏道“趣”之比较》，孙学堂《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等等。这些成果，或抓住单个诗论家的诗趣理论予以阐说，或从历时视阈中，就不同诗论家的诗趣论予以联系比较；或从中西比照的视野中考察不同诗论家的诗趣理论。在考察的对象上，则主要集中在严羽及其“兴趣”说，个别文章论及陆时雍、袁宏道及梁启超的“趣味”说，在研究格局上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征。但这之中，也有个别研究成果或在方法论上，或在开掘的理论深度上甚具特色，为考察古典诗趣理论作出了导向。如：王国英《神韵悠长与肆意洒脱：严羽袁宏道“趣”之比较》一文，作者从阐说“趣”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审美范畴入手，考察严羽和袁宏道“趣”论的区别与联系，认为在宋末与晚明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影响下，二人有着迥异的气质、个性与思维，因此，其“趣”论也有着迥异的内涵。严羽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脱俗求雅的精神内蕴出发，其“趣”指诗歌本身所流露出的情趣和韵味，是一种高标绝俗、清高淡远的审美意境；而袁宏道的“趣”带有鲜明的晚明时代色彩，其论“趣”已脱离了原始“趣”的内涵，侧重于世俗的人性美、人情美，是一种人生情致，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是诙谐世俗之“趣”，闪烁着个性解放的色彩。（《东岳论丛》，2002年第3期）又如，孙学堂《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一文，作者提出，“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作为诗法概念，则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无穷的感染力，名之曰“兴趣”。但他对盛唐“兴趣”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又误解了盛唐诗美，其对“兴趣”的解会与抽绎涵容了盛唐诗作基调昂扬而又快意自适的美感特征，但同时也消歇了盛唐诗中对功业精神的圆融，对蓬勃激情的呈现。这体现出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该文在新时期以来对不同历史时期诗论家诗趣理论的研究中是一篇观点新颖、见地深刻、阐述充分的优秀之作。
3.对不同历史时期诗人诗作之趣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诗趣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诗人诗作之趣的考察。此方面内容在新时期诗趣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之中，（1）有对单个诗人诗作之趣的研究。如：吴熊和《苏轼诗词的理趣》，陶文鹏《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吴枝培《言虽鄙浅，自有深趣：读苏轼的理趣诗》，史双元《论王维诗中的禅趣》，俞浩胜《苏轼诗趣及其成因探微》，凌左义《山谷诗的谐趣》、《山谷诗的理趣》，辛保平《陶渊明诗歌中的理趣》，兰翠《论苏轼诗歌的理趣》，赁常彬《谐趣、欢趣、奇趣：杜诗与美育三题》，黄维华《杜诗中的幽默意趣及其审美特征》，朱军《略谈苏轼诗中的理趣》，吴晟《黄庭坚诗词理趣、禅趣辨味》，陈冰白《陶诗的理趣》，张尹炫《论苏诗的尚趣》，祝纫秋《论陶渊明诗的“四趣”》，巨传友《东坡贬谪诗的意趣及表现特征》，陆琳《浅谈王维、李商隐诗歌佛学意趣的差异》，于芳《苏轼诗词文中的理趣阐释》，崔凤珍《浅谈陶渊明诗的理趣》，郭顺玉《论李白诗歌的雅趣及其成因》，陈春霞《浅论“诚斋体”的禅意情趣》，何林军、代兴莉《试论苏轼诗文的“奇趣”》，葛晓音《论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等等。（2）有对某一题材或体裁诗作之趣的研究。如：张文生《论宋代山水诗的理趣》，储中君《宋人七绝的理趣和野趣》，顾之京《宋诗理趣论漫谈》，张毅《对理趣与老境美的追求——宋文化成熟时期文学思想的特征》，韩经太《论宋诗谐趣》，徐季子《唐诗的禅趣》，陶文鹏《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施蛰存《旧体诗中的谐趣》，阎福玲《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贺秀明《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王宇可《宋诗理趣现象探源》（上、下），张思齐《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李开广《试探咏物诗词的谜趣》，张文利《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论宋代理趣诗》，等等。上述两方面中，对诗人诗作之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陶渊明、杜甫、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人身上，而尤以对陶渊明和苏轼的考察为多，考察的时段则主要集中在宋代；在对不同体裁或题材诗作之趣的考察上，研究的重点又主要集中在山水诗、咏物诗和哲理诗上，仍然体现出不平衡的特征。但这之中，也有不少研究成果能紧密结合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与诗人情感意绪的深层次扣动，或从中西比照的视野中分析诗作之趣，揭橥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诗人诗作之趣的方方面面。如：韩经太《论宋诗谐趣》一文，作者从宋诗谐谑心态的生成背景、宋诗谐趣的形态分析、诚斋风趣的艺术解读三个方面，对宋诗中富有谐趣的作品进行了论析。文章认为，宋诗谐趣继承了魏晋名士任诞之风的传统，反映出宋人亦真亦俗的人生态度以及优人诙谐同诗坛风习结缘的事实；宋诗谐趣所在，既能因谐造情，构想出某种乖讹的人事物态，又能通过“呻吟调笑”，创造出悲怆的谐谑自嘲的意境；而体现宋诗谐趣顶峰状态的诚斋风趣，则代表了宋诗走向谐谑化的整体趋势，它使宋诗化理为谐，又使谐谑充满了哲思感悟，从而对古典诗歌的发展以及谐谑艺术的丰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该文对宋诗谐趣的文化生成机制、表现形态及美学意蕴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作为诗趣表现形态之一的谐趣予以了极富理论色彩的剖析。又如，陶文鹏《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一文，作者认为：宋代山水诗在题材范围、社会内涵、篇幅格局、意境格调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和美学追求等方面，都与前代山水诗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突出地表现为它赋予了“画趣”的特征。宋代山水诗对水墨韵味和荒远清冷意境的追求，更反映了受禅宗影响的宋代画风以及“神清骨冷”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陶文从宋代山水诗绘画意趣的角度，揭示和概括出融画入诗的宋诗艺术特征和创作经验，发掘出这种诗画一体化所蕴含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它以小见大，由局部到整体，是对特定题材诗作诗趣研究的优秀之作。再如，张思齐《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一文，它从宋诗重理趣这一基本特征与西方诗歌有契合之处入手，对宋诗的理趣展开论析，归结宋诗和宋代诗学的优长之处，在西方诗歌和西方诗学的坐标系中也可以得到凸现，认为将二者做平行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宋诗及其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和价值。（《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张文在新时期对不同历史时期诗人诗作之趣的研究中作出了一次较为成功的探索。
二、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我们在回顾二十余年诗趣研究中应该大力肯定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的诗趣范畴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留下了一些空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对诗趣的理论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系统和充实，对诗趣的美学内涵、审美特征、表现形态的研究都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余地，对“趣”在中国诗歌理论与批评史上的地位，“趣”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构架及其价值、意义都有待进一步阐释。现有一些有关诗学体系及美学范畴研究的专著还未来得及给予“趣”以充分的论述和应有的地位。据笔者有限的识见，新时期以来，在专书中论及诗趣范畴的有：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论“刘将孙的诗趣说”，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论袁宏道与公安派论“趣”，汪涌豪《范畴论》释“机趣”，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论“理障、理致与理趣”，张健《清代诗学研究》论“韵味与风趣”，张海鸥《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研究》论“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由傅璇琮、许逸民等人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的《中国诗学大辞典》中，也有黄保真、蒋凡、邬国平撰写的有关诗趣的条目。20世纪90年代初，张宏梁在《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研究》一文中，曾提出未见有对“趣”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十多年过去了，有关诗趣研究的专著仍然未见，这应该说是我国诗学审美范畴研究中的一个遗憾。正因此，笔者有志于此，拟将《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填补诗学审美范畴研究中的此项空白。二是对我国诗论史上诗论家“趣”论思想的考察还论之甚少。唐宋以来，“趣”作为诗论审美范畴开始成型，到明清，诗趣论进入到其兴盛期和深化期。这一千多年中，一大批诗论家对“趣”发表了大量的看法，如苏轼、黄庭坚、惠洪、杨万里、刘将孙、方回、高启、谢榛、袁宏道、袁中道、钟惺、陆时雍、贺贻孙、吴乔、王士禛、沈德潜、袁枚、朱庭珍等人，从不同方面将“趣”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建构予以了推进和体系化。他们的诗趣论思想有待我们深入地予以阐释、挖掘。现有研究在这方面显得甚为薄弱，这应该成为今后诗趣范畴研究的一个重点开掘的领域。三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诗人诗作之趣的研究。此方面虽然成果较多，但目前的研究时段和对象大都集中于唐宋，特别是宋代，对明清大量的诗人诗作几乎没有涉及，这成为新时期以来诗趣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们知道，理论的兴盛和成熟总是和创作实践紧密关联的，明清诗作中应该有大块可以挖掘的空间。将对诗趣的理论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挂起钩来，这必将给诗趣范畴研究以无限的潜力。我们期待着对诗趣范畴的研究在新的世纪能迈上新台阶，开拓出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