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时段分布上明显体现出不平衡的特征，最显著地集中于唐代，其次为魏晋六朝，汉以前和宋以后都属于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其中，在宋以后诗学研究中，对宋代与清代诗学的研究相对持衡，对元明诗学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且起步于二次大战以后，但经过日本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者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必要予以清理盘点。本章即对战后日本学者的元明诗学研究略作述要，以期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我国古典诗学研究。
一、选编译注工作
日本学者对元明诗学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对诗人之作的选编译注上，这一领域成绩主要体现在田村实造、目加田诚、八木泽元、入矢义高、松田毅堂、入谷仙介、小栗英一、铃木修次、蒲池欢一、谷光隆、前野直彬、松川健二、一海知义、久保天随等人的工作中。其主要著作有：田村实造编注《刘基》（弘文堂书店，1948年），目加田诚编注《唐寅》（弘文堂书店，1948年），八木泽元编注《汤显祖》（弘文堂书店，1948年），入矢义高编注《钟惺》（弘文堂书店，1948年）、《袁宏道》（岩波书店，1963年）、《八大山人诗选注》（中央公论社，1976年），松田毅堂编撰《高青丘诗鉴赏》（北海诗友社，1954年），入谷仙介编注《高启》（岩波书店，1962年），小栗英一编注《元好问》（岩波书店，1963年），铃木修次编注《元好问》（集英社，1965年），蒲池欢一编注《高青丘》（集英社，1966年），谷光隆编注《王阳明》（人物往来社，1967年），前野直彬编译《宋元明清诗集》（平凡社，1973年），松川健二编注《宋明的思想诗》（北大图书刊行会，1982年），一海知义、入谷仙介编注《陆游·高启》（岩波书店，1984年），久保天随译解《高青丘诗集（1—4）》（东洋文化协会），等等。
二、宏观综合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绩在著作方面主要有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岩波书店，1963年）；在论文方面，其主要体现在茑川芳久、今关天彭、入矢义高、菅谷军次郎、福本雅一、斋藤喜代子、合山究、藤井良雄、中村嘉弘、村上哲见、枯骨闲人、鹫野正明、儿岛弘一郎等人的手中。其论题有对诗歌历史总体演变发展的考察，有对某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研究，有对特定题材与形式诗歌的探讨，也有对不同创作主体与诗派的研究等。其主要论文有：茑川芳久《明清诗家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自觉与诗的趋势》（1952年3月），今关天彭《明清诗风的影响》（1953年4月），入矢义高《从公安派到竟陵派——以袁小修为中心》（1954年11月），菅谷军次郎《宋明清三朝的诗坛与诗派》（1957年），福本雅一《从李东阳到李梦阳（1）》（1968年12月）、《明清的“性灵”派》（2006年3月），斋藤喜代子《明代社会与文学》（1979年3月），合山究《明清时期爱花者的系谱》（1982年3月）、《明清时代关于花的文化与习俗》（1984年12月）、《明清时代关于花的各种文学形象》（1984年8月）、《明清时期的情死及其文学》（1986年3月）、《花与美人的明清文学》（2002年5月）、《明清时期女性文艺中所表现出的男性志向——“巾帼之气”的去除与“须眉之气”的获得》（2004年），藤井良雄《明末清初的咏怀诗》（1986年10月），中村嘉弘《古文辞派与公安派——模拟与创造》（1987年9月），村上哲见《贰臣与遗民——宋末元初江南文人的亡国体验》（1993年），枯骨闲人《壶中天醉步——读中国的饮酒诗（22）：明诗》（2001年7月），鹫野正明《关于明代的“古淡派”（1—3）》（2003年，2004年，2005年），儿岛弘一郎《明清时期的连章体咏史乐府》（2007年3月），等等。
三、诗人诗作个案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主要考察的元代诗人有：萨都剌、丁鹤年、杨维桢、耶律铸、元好问、白朴、王冕、吴激、高士谈、倪瓒、刘因、郑允端、孙惠兰、吴澄，等等，其中，以对元好问与杨维桢的研究为多。其主要论文有：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1945年11月），桑山龙平《萨天锡的诗》（1951年6月），铃木虎雄《论元遗山的咏史诗》（1955年10月），福本雅一《杨铁崖乐府诗序说》（1964年12月）、《近世文苑传（1）——元四大家》（1972年12月）、《近世文苑传（2）——萨都剌、丁鹤年、杨维桢》（1974年），中野美代子《关于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父与子》（1969年12月）、《耶律一族与元好问》（1977年），松村昂《铁与龙——杨维桢的形象》（1974年），金文京《白仁甫的文学》（1976年4月），小栗英一《论吴激》（1977年）、《论高士谈》（1977年），中村嘉弘《论元好问的丧乱诗》（1977年）、《元遗山诗札记——关于其山水诗》（1978年）、《论元好问在金亡后的诗作》（1979年3月），横山伊势雄《倪瓒论》（1979年），梅津幸子《关于元遗山〈中州集〉》（1981年5月），高桥文治《元遗山与党争》（1982年），竹村则行《一生心事杏花事——论元好问的杏花诗》（1991年3月），会泽卓司《关于萨都剌的诗集》（1993年11月），要木纯一《杨维桢论》（1992年7月）、《关于杨维桢〈西湖竹枝歌〉》（2003年8月）、《论杨维桢〈古乐府〉中的女性形象》（2004年2月），小林彻行《元代闺秀郑允端的文学》（1994年10月）、《闺秀诗人的系谱（4）——元代闺秀孙惠兰与郑允端》（1997年7月），井泽明肖《元好问与丧乱诗——丧乱诗评价的一个侧面》（1995年）、《元好问诗中的屈原形象——以金朝灭亡时的诗为中心》（1996年10月），堀池信夫《吴澄与老庄——朱、陆问题及其关联》（1997年5月），入谷仙介《色目诗人丁鹤年——〈西游记〉作者形象》（1999年5月），儿岛弘一郎《杨维桢咏史古乐府及创作背景》（2001年12月），高桥幸吉《关于元好问〈九日读书山赋诗十首〉诗》（2002年）、《元好问与道教》（2007年），德永洋介《元好问与耶律履家族》（2007年），森博行《刘因诗中所表现的与白居易的关系——刘因〈答乐天问三首〉》（2007年），等等。
在对明代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中，小林彻行与大木康各自贡献了专著，分别是：《明代女性的殉死与文学——薄少君的哭夫诗百首》（汲古书院，2003年12月），《冯梦龙“山歌”研究——中国明代的通俗歌谣》（劲草书房，2003年3月）。在论文方面，所涉及的诗人主要有：朱元璋、高启、刘基、方孝孺、李攀龙、何景明、李梦阳、王世贞、徐祯卿、谢榛、屠隆、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冯惟讷、李开先、湛若水、王守仁、焦竑、刘瑾、唐汝询、杨文骢、陈白沙、徐渤、管志道、沈周、归有光、王宠、高叔嗣、薛蕙、徐渭、黄道周、倪元璐、张楷、高攀龙、杨宛、李贽、袁宏道、陈子龙，等等。其主要论文有：赤木健介《高青丘论》（1946年9月），毛塚荣五郎《袁中郎及其时代》（1949年）、《论袁中郎的内在矛盾》（1957年），山下龙二《袁中郎论》（1951年9月）、《袁中郎论——公安派文学与阳明学派》（1953年10月），前野直彬《李沧溟的文体》（1952年6月）、《袁中郎十集与元政上人》（1973年），原田宪雄《癫狂——袁中郎笔记（1）》（1955年10月）、《瓶花——袁中郎笔记（2）》（1957年8月）、《敝筐——袁中郎笔记（3）》（1958年9月），桑山龙平《袁中郎的文学与生活》（1957年10月），杉村勇造《文征明及其环境》（1959年4月），松下忠《对非难袁中郎之我见》（1959年7月），铃木修次、一海知义《冯惟讷及其〈诗纪〉》（1960年10月），铃木正《明代山人考》（1962年），福本雅一《刘基诗序说》（1963年4月），横田辉俊《论李开先的诗》（1963年3月）、《何景明的文学》（1965年12月），上野日出刀《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交游诗》（1981年12月）、《关于王阳明的诗》（1997年3月），蒲池欢一《青丘诗的近代性》（1966年12月），松川健二《方孝孺试论》（1967年11月）、《关于王守仁的咏归诗》（1981年9月）、《李贽与焦竑》（1981年），泽田瑞穗《关于太监刘瑾》（1967年3月）、《盲诗人唐汝询生卒年考》（1982年6月），仓光卯平《徐文长在明清文学史上的意义》（1970年3月），中山至《高青丘〈寓感二十首〉中所见诗人的一个侧面》（1974年2月），福本雅一《杨文骢传》（1976年）、《陈白沙的茅笔诗卷》（1991年2月），市原亨吉《徐渤年谱稿略》（1974年），松本肇《李卓吾——两面性的文学》（1976年7月），荒木见悟《屠隆与管志道》（1976年10月），松村昂《李梦阳诗论》（1995年10月）、《祝允明的思想与文学——以〈祝子罪知录〉为中心》（2000年2月）、《祝允明与李白、杜甫》（2004年1月），石原道博《论洪武帝的和绝海韵诗》（1977年7月），石川梅次郎《王阳明的诗文》（1979年3月），中村嘉弘《袁中郎小论——快乐与自适》（1979年），内山知也《沈周的生涯与“幽郁不平之志”》（1980年）、《苏州时期的袁中郎》（1986年3月）、《关于徐渭的狂气》（1984年12月），中山八郎《唐寅的成长经历》（1980年1月），鹫野正明《关于徐祯卿的乐府》（1982年）、《徐祯卿——江南时期的诗》（1982年12月）、《寿序中所见对归有光诗的解释——由引诗表达的称誉与载道的对立》（1984年1月）、《明代“古淡派”诗人高叔嗣——其诗作与诗论》（1991年12月）、《关于王宠〈五忆歌〉》（1996年11月）、《薛蕙的生涯、思想与文学》（2000年3月）、《“寒花”与“如兰”——归有光的文学与“花”》（2005年12月），有贺要延《元政上人与袁中郎》（1982年12月），佐藤一郎《作为同乡人的归有光与王世贞》（1986年2月），泽田雅弘《晚明文人的苦闷——应付作诗为文的对策》（1987年3月），大木康《冯梦龙“山歌”研究》（1988年1月），河内利治《从东林到复社——关于词臣黄道周》（1989年）、《陈子龙的变貌——与其师黄道周的相异》（1991年3月）、《〈人帖〉中黄道周的诗与书》（1997年5月）、《倪元璐与黄道周——以应酬诗与墓志铭为中心》（2002年），浜久雄《补遗诗中所表现出的王阳明形象》（1996年3月），角井博《文征明的两本诗帖》（1991年12月），佐藤一好《张楷的生涯与诗作及〈圣迹图〉》（1991年2月），鹤成久章《高攀龙〈戊午吟〉——理学诗研究试论》（1993年），西村秀人《高启的诗作及其隐逸》（1995年1月），疋田启佑《袁氏三兄弟与李卓吾》（1995年2月），根山彻《关于〈还魂记〉中的集句诗》（1995年2月），铃木敏雄《关于薛蕙的拟诗》（1997年3月）、《高启〈拟古十二首〉及其“心融”理论》（2000年），小林彻行《闺秀诗人的系谱（3）——明代妓女杨宛》（1997年6月），井波律子《中国的隐者（8）——吴中四才子》（2000年8月）、《中国的隐者（9）——徐渭》（2000年9月）、《中国的隐者（10）——明末的快乐主义者》（2000年10月），水野实《王守仁与歌诗》（2005年6月），和泉瞳《沈周诗札记——关于其古语典故的运用》（2007年3月），等等。
四、诗歌选集、别集与总集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入矢义高、足立原八束、横田辉俊、小栗英一、大木康、森濑寿三、尾形幸子、鹫野正明、会泽卓司、永富青地、土肥克己、要木纯一、儿岛弘一郎等人的工作中。其考察的诗歌选集主要有：《瀛奎律髓》、《谷音》、《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挂枝儿》、《诗归》、《皇明诗选》及李攀龙《唐诗选》。这方面论文主要有：入矢义高《关于〈诗归〉》（1948年9月），足立原八束《山歌与〈挂枝儿〉（1、2）》（1953年2月，1953年3月），小栗英一《元初逸民的文学——关于〈谷音〉》（1968年12月），大木康《关于俗曲集〈挂枝儿〉——冯梦龙“山歌”研究之补说》（1988年10月），森濑寿三《李攀龙〈唐诗选〉蓝本考——伪作的可能性有几成？》（1993年12月），桥本草子《〈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与郭居敬——〈二十四孝图〉研究札记（1、4）》（1995年1月，2007年1月），尾形幸子《关于〈瀛奎律髓〉之“登览类”》（1996年4月）、《登览诗中的“景”与“情”——〈瀛奎律髓〉中所见诗歌受容的类型化》（1999年）、《追悼怀才不遇的诗人——〈瀛奎律髓〉“伤悼类”与贾岛》（2002年10月），鹫野正明《陈子龙的“风流”——〈皇明诗选〉与诗观》（1997年5月）。关于元明诗人别集与总集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横田辉俊《明末的总集编纂——以文集为中心》（1957年2月）、《论梅鼎祚的总集编纂》（1958年10月）、《关于明代的总集编纂（1）》（1961年3月）、《梅鼎祚的总集编纂——以〈文纪〉为中心》（1965年3月），会泽卓司《〈刘因文集〉版本考》（1991年3月）、《关于萨都剌的诗集》（1993年11月），永富青地《现存最古的王守仁诗文集——关于北京、上海两图书馆所藏〈居夷集〉》（2002年3月），土肥克己《关于宋元时期建阳与庐陵的分集本出版》（2005年1月），要木纯一《关于杨维桢〈小乐府〉》（2005年9月），儿岛弘一郎《〈明史乐府〉序说》（2006年3月），等等。
五、诗社与诗会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横田辉俊、河内利治、井上进、大木康的工作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有海岱诗社、几社、复社、黄牡丹诗会。其主要论文有：横田辉俊《关于几社的形成》（1956年3月）、《明代的游戏诗社——以海岱诗社为中心》（1957年2月）、《明初的诗社》（1961年10月）、《关于明末的文人结社——以复社的性质为中心》（1963年8月）、《明代文人结社之研究》（1975年2月），河内利治《从东林到复社——关于词臣黄道周》（1989年），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附复社纪略》（1993年3月），大木康《黄牡丹诗会——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点描》（2000年1月），等等。
六、地域文学与诗经学专题研究
明代专题诗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吴中地域文学与诗经学的研究上。在对吴中地域文学的研究方面，其成绩主要体现在青木正儿、内山知也、泽田雅弘的工作中。其主要论文有：青木正儿《明代苏州的文苑》（1965年11月），内山知也《唐寅的生涯与苏州文坛》（1979年），泽田雅弘《明代中期吴中文苑考——纵观名士育成》（1983年10月）、《关于文征明之后吴中文学的变化与风貌》（1984年12月）、《明代苏州文氏的姻籍——以吴中文苑的考察为线索》（1984年3月），等等。
在诗经学研究方面，其成绩主要体现在村山吉广与西口智也的工作中，研究论题主要围绕季本、郝敬、戴君恩、徐光启、钟惺的诗经学或诗经观而展开。其主要论文有：村山吉广《围绕钟伯敬〈诗经钟评〉》（1981年6月）、《郝敬〈毛诗原解〉序说》（1987年12月）、《竟陵派的诗经学——关于钟惺的评价》（1993年6月）、《戴君恩〈读风臆评〉初探》（1997年5月）、《徐光启〈毛诗六帖〉序说》（1998年2月）、《明儒郝敬诗解》（1999年）、《〈读风臆评〉论》（2006年3月），西口智也《季本的诗经学观》（1999年）、《郝敬的诗序论——批判朱子与尊重孔孟》（1999年2月）、《郝敬的诗经观》（2005年6月），等等。
七、诗人批评接受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果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纵向考察后代诗人或诗论家对前代诗人诗作的批评接受，二是从日中比较诗学的视点考察元明诗人在日本文学与文坛中的批评接受情况。前一方面论文主要有：毛塚荣五郎《对方回人物评价之疑义》（1963年10月），佐藤一郎《明清时期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1985年11月），铃木敏雄《王世贞〈拟古诗〉中所体现的李白观》（1994年2月），材木谷敦《王世贞的苏轼观——兼及由此而得的几点思考》（1995年12月），绿川英树《关于方回对梅尧臣的评价》（2006年6月），等等；后一方面论文主要有：三浦叶《高青邱、魏勺庭与明治文人》（1982年11月），安部成得《漱石汉诗中的高青邱》（1985年10月），一海知义《漱石与高青邱——漱石诗注余话（3）》（1997年），辰巳正明《国学中的和歌论与明清诗学——兼及中国复古思想与公安派“性灵”说的关系》（2006年11月），等等。
八、诗学史实考论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八木泽元、增井经夫、福本雅一、松村昂、河内利治、高津孝、大木康、浜久雄、会泽卓司、谷川英则、水野实、永富青地、大山洁、田口一郎、将邑剑平等人的工作中。其主要论文有：八木泽元《汤海若生卒年月日考》（1952年3月），福本雅一《启祯两朝遗诗（其一）》（1963年3月）、《白燕诗考》（1974年），增井经夫《李卓吾小考》（1968年3月），松村昂《王冕传考——明代史官的文学》（1977年），河内利治《明末文人交友考——徐霞客与黄道周》（1989年2月），高津孝《宋元评点考》（1990年3月）、《明代评点考》（1997年5月），大木康《冯梦龙〈叙山歌〉考——诗经学与民间歌谣》（1990年12月），浜久雄《王阳明〈补遗诗三〉中八首考——兼及创作年代与评价》（1991年3月），会泽卓司《〈刘因文集〉版本考》（1991年3月），谷川英则《〈瀛奎律髓〉杂考》（1997年5月），水野实、永富青地《九大本〈阳明先生诗录〉小考》（1999年6月），大山洁《〈诗法源流〉伪书说新考——基于五山版〈诗法源流〉与朝鲜本〈木天禁语〉的考察》（1999年10月），田口一郎《“嘉靖七子”再考——以谢榛为线索》（2000年3月），将邑剑平《〈南村辍耕录〉中的射字诗、叶韵诗考》（2002年2月），等等。
九、诗学思想与批评观念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成绩体现在著作与论文两个板块中。在著作方面，松下忠与船津富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前者撰有《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明治书院，1969年3月）、《明清三大诗说》（明治书院，1978年12月）；后者撰有《明清的文学理论》（汲古书院，1993年6月）。在论文方面，所涉及的诗学理论批评论题主要有：元好问的诗论、方回的唐诗观、《瀛奎律髓》评论中的“新”与“老”范畴、杨维桢的文学观、高启的“心融”论、杨慎的诗论、王世贞文学论的“中和”思想、胡应麟的诗论、汤显祖的诗文主张、公安派的文学论、袁宏道的“性灵”说、《唐诗归》中的批评用语、高叔嗣的诗论、陈子龙的诗学观、明代复古派的诗说、冯梦龙的“真情”说、李贽的“童心”说、郝敬的“赋、比、兴”论，等等，此外，还有对明代文学批评史总体演变发展的叙论。其主要论文有：近藤春雄《关于诗论中的“性灵”说》（1950年11月），横田辉俊《明代文学评论史之研究》（1953年11月）、《杨慎的诗论》（1962年2月）、《公安派的文学论》（1966年12月）、《胡应麟的诗论》（1968年12月）、《明代文学论的展开（1、2）》（1977年12月，1978年12月），楠本正继《明代文艺思想研究》（1953年），毛塚荣五郎《关于〈瀛奎律髓〉评论中的“新”》（1954年3月）、《关于〈瀛奎律髓〉及其刊误中的“老”》（1962年8月），前野直彬《明代文学理念的调查及研究》（1954年）、《明七子的先声——论杨维桢的文学观》（1956年10月），松下忠《袁中郎之“性灵”说》（1958年10月）、《袁宏道“性灵”说的萌芽》（1959年11月）、《王世贞文学论的“中和”思想》（1961年10月）、《明清之诗论》（1969年3月），岩城秀夫《表现在诗文中的汤显祖的主张》（1967年8月），船津富彦《关于李卓吾的文学评论》（1971年3月），阿部兼也《〈唐诗归〉批评用语试探——“说不出”与“深”》（1973年6月）、《关于反论式表现在诗评中的意义——围绕〈唐诗归〉中的“静”、“深”、“幽”等》（1974年3月），梅津幸子《元遗山的诗论》（1979年5月），堀田文雄《关于瞿佑〈归田诗话〉》（1980年5月），西村秀人《袁中郎“性灵”说——动摇与归结》（1981年11月）、《袁中郎的“性灵”说与李卓吾的思想》（1983年10月），加藤实《钟惺〈诗论〉译解》（1981年6月），桑波田由江《元好问诗论——其〈论诗三十首〉的地位》（1983年3月），鹫野正明《关于徐祯卿〈谈艺录〉》（1984年12月）、《明代“古淡派”诗人高叔嗣——其诗作与诗论》（1991年12月）、《陈子龙的“风流”——〈皇明诗选〉与诗观》（1997年5月），高桥文治《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及其周边》（1985年10月），山口久和《明代复古派诗说思想的意义》（1985年），中村嘉弘《明清文学论概说》（1987年9月），山口建治《关于冯梦龙的“真情”》（1990年3月），材木谷敦《“童心说”的先行者》（1993年12月），儿岛弘一郎《从钟惺的选评看其批评性——以〈唐诗归〉为例》（1998年12月），铃木敏雄《高启〈拟古十二首〉及其“心融”理论》（2000年），西口智也《郝敬的“赋、比、兴”论——以其“兴”说为中心》（2000年3月），尾形幸子《〈瀛奎律髓〉中“方回评”的唐诗观——作为批评典型的唐诗》（2001年4月），中岛隆藏《明代的“文人”批评——胡应麟与顾炎武》（2001年12月），等等。
总结战后日本学者的元明诗学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在选编译注、宏观综合研究、诗人诗作个案研究、诗歌选集、别集与总集研究、诗社与诗会研究、地域文学与诗经学专题研究、诗人批评接受研究、诗学史实考论研究及诗学思想与批评观念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成绩。他们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点与维面上拓展、丰富或深化了对元明诗学的研究，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一定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