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作为古典诗话的发轫，在诗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特别的重视。本章对20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对宋代诗话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
一、20世纪以来对宋代诗话文献的整理
在我国诗话发展史上，诗话的整理工作由来已久，并成为我国古典时期诗话研究的传统形式之一。进入20世纪，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我国现代学术的兴起，诗话的整理工作首先为一些深具学术眼力的学者所注重，成为古代典籍整理一项重要内容。20年代末，郭绍虞在搜集资料，准备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留心于诗话的辑佚整理。他通过艰苦的搜辑，于1939年出版了《宋诗话辑佚》。是书将宋代35部仅见于历代著录或称引的传本不全、或完全散佚的诗话予以了补全，在对宋人诗话的钩索、整理上首建功绩，其工作也因此显示出开创意义。比郭氏稍晚，罗根泽在宋代诗话文献的整理上也较早付出了心血。他辑有《两宋诗话辑校》一书。40年代初，梅花香馆杂记《临汉隐居诗话校补》一文，对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所进行的清理补充，则成为20世纪较早以单篇论文形式对古典诗话进行文献性清理补充尝试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典诗话的整理工作得到多方面地展开，其整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诗话的点校，（2）诗话的汇编和辑佚工作，（3）对诗话文献点校的献疑和对已辑佚诗话条目的补正。首先，在对宋代诗话的点校上，出现有：郑文点校的《六一诗话》、《白石诗说》，王利器和廖德明分别点校的《苕溪渔隐丛话》，周本淳点校的《诗话总龟》，常振国、降云点校的《诗林广纪》、《竹庄诗话》，王秀梅点校的《石林诗话》，陈新点校的《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王仲闻校勘的《诗人玉屑》，等等。这些诗话点校本，为宋代诗话的普及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清晰的文本材料。其次，在诗话的汇编和辑佚工作方面，常振国、降云所编《历代诗话论作家》，大量汇辑两宋诗话中论评包括宋在内的以前诗人的言论，为研究宋代诗学对诗人的批评接受提供了便利。王大鹏等人所编《中国历代诗话选》，其中，第二、三两卷将宋代207部诗话和类似于诗话的笔记体著作中的有关诗歌理论、诗歌鉴赏与批评的主要言论予以了汇辑。此外，武汉大学中文系编《历代诗话词话选》、张福勋《宋代诗话选读》、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等资料汇辑，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宋代诗话的普及整理作出了努力。90年代中期，吴文治主持《中国历代诗话全编》这一古籍整理项目。其中《宋诗话全编》一书，编者们从广泛的意义上钩索汇辑，大量收集散见于古人诗文集、随笔、史书、类书等之中的论诗之语，共辑列宋代诗话家562家，汇辑篇幅达700多万字，极大地扩展了宋人诗话蒐辑的范围，在宋代诗话的整理上见出集成之功。第三，在对诗话点校的辨误和对已辑佚诗话条目的补正上，新时期以来，这方面工作也有所进展。周本淳对《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的有关点校，钟振振对《宋诗话辑佚》中的《古今诗话》、《王直方诗话》、《诗史》的有关点校分别进行了辨正，吴企明则对《宋诗话辑佚》所辑录的《古今诗话》的按语予以了补正。上述几人的工作，进一步从细处补充完善了对宋代诗话文献的整理工作。
二、20世纪以来宋代诗话研究中的专书专家研究
1.对专书专家的考证、笺释
20世纪以来，古典诗话的研究取得成就是从诗话文献的研究起步的。这方面，前辈学者承乾嘉学风，致力于对诗话文献的清理；同时，又努力将对诗话文献的考辨与义理的疏证结合起来。他们的努力起到了引领学风的作用。1936年和1937年，罗根泽在《师大月刊》和《文哲季刊》分别发表《两宋诗话存佚辑年代表》、《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近百部宋人诗话进行了类似于版本学意义上的粗略清理。随后，郭绍虞又分别在《燕京学报》和《文学年报》上发表《北宋诗话考》、《南宋诗话残佚本考》，着手对宋代诗话作者、作年、文献、版本、辑佚诸问题进行更为系统的清理。他们努力匡谬辨误、征考精洁，为初步勾画宋代诗话发展轮廓作出了标树。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氏又对其旧文详加补充订正，厘为三卷，于1979年以《宋诗话考》为名出版，是书成为20世纪宋代诗话研究史上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三、四十年代，也出现了极少数诗话笺释成果。如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在清人胡鉴《沧浪诗话注》的基础上，增注辞意，并选辑后人对《沧浪诗话》的评语入注，为后人更深入地研究《沧浪诗话》提供了文献参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宋人诗话的考证、笺释工作在60年代初曾有所起色。1961年，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出版，此书在原有几家《沧浪诗话》注释的基础上，不仅根据宋人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对《沧浪诗话》原文进行了缜密的校勘、订正及合理的分段，而且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将严羽诗学的理论论点及来龙去脉和对其的阐释均融会于“注”和“释”中，做到了文献整理与义理疏证的较好结合。围绕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又相继发表了有关文章。孟新、杜维沫撰文对郭书整理的成就、特点予以高度评价；彦羽撰文指出《沧浪诗话校释》仍有小误，并对其予以了修正。来祥、秀山就《沧浪诗话》中的有关论题和郭氏展开了讨论。他们的工作，为新时期《沧浪诗话》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时期，对宋代诗话中专书专家的考证、笺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曹济平、周本淳对胡仔的生平、家世及其《苕溪渔隐丛话》的成书年代，王瑞来对《鹤林玉露》的作者，耘庐对《诗人玉屑》的成书年代，周本淳、刘孔伏对《诗话总龟》的版本源流、条目补正和始刻情况，周祖譔对《后山诗话》的作者，刘忱石对黄庭坚的几条诗话文本材料，陈伯海、王士博、蔡厚示、张连第分别对严羽的生平、身世及其行踪，陈应鸾对张戒生平及其《岁寒堂诗话》的作年，蔡镇楚、金英兰、王友胜对《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有关问题，张健对《沧浪诗话》的成书年代，周兴陆、朴英顺、黄霖对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据“玉屑本”的校订，等等，分别进行了较充分的考辨。他们的工作，直接触及宋代诗话发展史上的不少关键性论题，对梳理宋代诗话发展历史及其传播接受提供了不少突破点。如：对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考辨，蔡镇楚在韩国学者赵钟业发现、介绍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的比较辨析。金英兰、王友胜二人又分别进一步对蔡文进行辨误、驳正或补正。整体来看，他们的考辨将宋代诗话类编问题的研究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又如，张健对《沧浪诗话》成书问题的考辨，历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此书是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著作走向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严肃理论著作的标志。但张健经考证提出，《沧浪诗话》并非严羽所编。《诗辨》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而只是一些单篇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严羽的再传弟子元人黄清老汇集在一起，到明代正德年间，才被胡琼冠以《沧浪诗话》之名，而其定名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末。（《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70—85页）此论断引发人们对诗话发展历史的重新认识，甚富学术价值。最近，周兴陆、朴英顺、黄霖又对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据“玉屑本”校订撰文予以“献疑”。他们通过详细考察《沧浪诗话》之元刻本、明正德本、《诗人玉屑》本及《沧浪诗话校释》的处理情况，论证郭氏《沧浪诗话校释》“以《诗人玉屑》所引，作为《沧浪诗话》的宋刻本，用来改正通行各本的错误”，存在诸多问题，不够可靠，特别是在文字、排序上，应该恢复《沧浪诗话》的本来面目。（《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第85—95页）这将对《沧浪诗话》文献、版本的研究无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2.对宋代诗话所含括诗学理论的研究
早在二三十年代，诗话研究者们在深摸古典诗话家底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不同诗话所含括诗学观念与理论的研究。1927年，刘开渠在《晨报副刊》发表《严沧浪的艺术论》，这是20世纪较早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尝试阐释的开始。之后，秋斋《白石诗说之研究》、唯我室圣《白石道人诗说》、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等相继出现。它们成为20世纪以来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清理的先导。
五六十年代，结合对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的介绍和论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刊物就严羽《沧浪诗话》发表过不少理论探讨文章。这对推动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刘思虹、黄海章、吴彩章、马茂元、郭绍虞、张少康、吴调公、叶朗、刘光裕、王文生等人纷纷撰文，探讨的论题涉及《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理论体系，其“别才”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与后世诗论家如高棅、王士禛、王国维等人诗学理论批评的联系和区别，其理论成就、价值与局限等方面，这形成了20世纪《沧浪诗话》研究史上的一个高潮。当然，此时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的梳理也不只仅限于严羽《沧浪诗话》，还涉及杨万里等人的诗学理论。
进入新时期，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的梳理、阐释成为宋代诗话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其研究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家：欧阳修《六一诗话》，苏轼《东坡诗话》，黄庭坚《黄山谷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罗大经《鹤林玉露》，严羽《沧浪诗话》。据不完全统计，70年代末以来，共发表有关严羽研究的论文200余篇，其中，大部分都是对严羽诗学理论进行梳理、阐释的。
从研究的路径和取向来看，对宋代诗话所含括诗学理论的研究大都体现为对单个诗话家诗学理论的个案化阐释。这方面成果占对宋代诗话所含括诗学理论研究的大部分。这之中，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平常不太为人所注意的诗话家，其诗学理论批评也逐步得到清理。如：胡明《关于刘克庄的诗论》，吴善辉《试论〈韵语阳秋〉在古代文论史上的独特贡献》，汤炳能《唐庚论诗——读〈唐子西文录〉》，耿文婷《论朱弁的诗学思想》，等等，这使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的研究不断拓展、丰富开来。
在新时期对宋代诗话所含括诗学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几种有利于拓展视野的研究思路：（1）从历史纵向梳理内在相关诗学理论形态及诗学发展线索。如：蓝华增《“言志”派和“缘情”派的理论基础——〈原诗〉、〈沧浪诗话〉的比较研究》，朱金诚、朱易安《试论〈诗源辨体〉的价值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日]荒井健《〈潜溪诗眼〉与〈沧浪诗话〉比较——宋代诗学从“意”到“气”的发展》，张立德《试论古文论中的“趣味说”种种：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严羽的〈沧浪诗话〉》，罗仲鼎《从〈沧浪诗话〉到〈艺苑卮言〉——严羽与王世贞诗论之比较》，范海波《司空图、严羽美学思想比较》，等等。（2）从时代、社会文化或创作现状横向考察宋代诗话家的诗学理论。如：李伟国《〈六一诗话〉与〈归田录〉》，胡明《严羽诗论与儒家诗教》，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韩湖初《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沈晖《论吕东莱与江西诗派》，等等。（3）中外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如：陈良运《严羽的“无迹可求”与瓦雷里的“纯诗”》，袁贵远《诗：严羽与布拉德雷对话》，蓝华增《“兴趣”与直觉思维》，韩湖初《康德和严羽美学思想比较》，等等。
三、20世纪以来对宋代诗话的一般综论性研究
对宋代诗话的一般综论性研究最早可上溯到30年代。1933年，郭绍虞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刊物上发表《诗话丛话》，即力图通过“话”这种较为自由灵性的形式对我国古典诗话作一般理论性探讨。之后，徐英《诗话学发凡》、梁孝翰《宋代诗话家之文艺理论》、徐中玉《诗话的起源及其发达》、《论诗话的起源》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宋代诗话的起源、发展或构架等理论论题予以了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宋代诗话的一般综论性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80年代初，钱仲联率先发表《宋代诗话鸟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一文，对宋人诗话别集和总集的类别从学理上予以分类；同时，就宋人诗话所阐述的几个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命题予以举隅和理论性探讨，这对推动新时期对宋代诗话的一般综论性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后，陆续出现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吴景和《宋代诗话浅说》，葛兆光《宋代诗话漫谈》，刘德重《北宋诗话概说》、《南宋诗话概说》、《宋人诗话与江西诗派》，刘泉《关于宋代诗话》，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黄河《宋代诗论中的以禅喻诗漫议》，张伯伟《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梁道礼《禅学与宋代诗学》，蔡镇楚《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王德明《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许总《伦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等等。上述论文，或从宏观概括的角度，或从某一维独特的视点考察宋代诗话的起源、体例、特征或演变等一般理论性论题。引人注意的是，其研究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思路，大致有：（1）从大文化的历史人文背景整体审察宋代诗话；（2）从诗学批评文体体式的内在演变考察宋代诗话的产生和流变；（3）从某种独特的文化或文化积淀形态入手探讨宋代诗话独特的质性。上述几方面，建构出了新时期对宋代诗话一般综论性研究的基本格局。分别以二、三两种研究思路为例，如：蔡镇楚《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一文，拈出“规范性”、“知识性”、“实用性”来辨析两种诗论体式的内在渊源与差异。他认为：诗格偏重论法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而诗话尽管也常用诗格来论评和赏析诗歌，但其天地要比诗格、诗式之类广阔得多；其次，诗格以介绍诗歌格律为己任，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是专业化的论诗之作，而诗话虽不无诗律之论，但体大旨宏，标举宗旨，推溯源流，论评诗作，记事释典，考证本事等，乃是综合性的论诗之体；第三，诗格具有强烈的实用色彩，缺乏学术价值，而诗话则托寄旨趣，消遣玩味，在貌谐实庄中极具理论与批评的穿透力。（《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20—25页）通过这样对文体内在质性的分析，宋人诗话的特征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又如，关于宋代诗话的发展兴盛问题，刘德重《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一文认为，除了诗话本身的随笔体为论诗开了“方便法门”，使得许多诗人和批评家乐于用它来发表自己的论诗意见外，宋代诗坛的风气、江西诗派的形成以及围绕江西诗话展开的探讨和论争，是促使宋代诗话发展、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原因。（《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5—22页）很显然，这种考察对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宋代诗话的兴盛是极富启发性的。再如，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一文，通过对宋诗句法、章法、对偶、拗律、语词、字眼六个方面的比照分析，提出宋诗话的最大价值恰在于立足对作品的分析，以及对诗法诗病的寻绎阐释，这使中国古典诗论从传统的外部社会学研究进入到诗歌艺术的内部研究，从浮游于语言之上的性情、韵味研究转向从语言出发的诗歌特质研究上来，从而创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真正的作品本体批评。（《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59—65页）该文尝试从中西文学批评的纽结上来切入探讨，将对宋代诗话理论批评价值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总之，20世纪以来的宋代诗话研究是我国古典诗话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逐步确立、完善过程的一部分，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留下了更多研究的召唤点，期待着我们能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