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规划好了一些进步派领导者所需要做的工作。下面我还想谈一谈保守派领导者们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一些他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
首先，他们应当了解为了维护民主，应当加强宗教行为，认识到教堂与政府分离的重要性。民众大概已经不再记得，在我们建国期间，制定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人不是无神论者或者自由主义支持者，而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是诸如约翰·利兰之类的浸礼会教徒。他们不希望当时的教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信教但依旧快乐生活着的人们，不同意他们对奴隶们进行说教。这些浸礼会的先驱者们坚决不支持将政府与宗教事务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资助宗教事务妨碍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坚持信仰。
另外，随着美国人口组成越来越多样化，宗教主义的危害也愈加严重。无论我们曾经的信仰如何，我们的国家都不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也是犹太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佛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和无宗教信仰国家。
即使我们国家仅仅存在基督教徒，将每一个非基督教徒都逐出美利坚合众国，那么我们应该在学校教授哪种基督教义呢？詹姆斯·杜布森[ 詹姆斯·杜布森（James Dobson）博士，美国知名基督徒心理学家，是美国爱家协会创办人，也是基督教电台主持人，他的著作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的教义还是阿尔·沙普顿[ 阿尔·沙普顿（Al Sharpton），非裔美国人，1954年10月3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曾在布鲁克林大学就读。著名的民权活动家，曾在1992和1994、1997年先后竞选参议员和纽约市长均失败。
]的呢？《圣经》中的哪些章节可以引导我们制定公共政策呢？我们是应该遵循《圣经旧约》吗？在那其中，规定了奴隶制度可以接受，食用贝类却很可耻。我们要遵循《申命记》吗？它告诉人们，若你们的孩子偏离了信仰，就应该拿起石头向他砸去。或者我们应该遵循“耶稣登山训众论”？这段篇章是如此的激进，使得人们怀疑自己国家的国防部是否都会遭殃。因此在我们开始行动以前，我们应该先熟读圣经，但现在许多民众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下面我想说第二点。民主社会要求那些以宗教目的为出发点的人们应将自己的关切转化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与宗教有关的教义。这就要求他们的提案也会受到大家的争议，也要经得起论证。例如，我可能会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堕胎行为，但是倘若我想要促使反对堕胎的法案通过的话，我不能仅仅搬出教堂的教义来作证或者说这一行为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而必须解释为什么堕胎违反了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以及没有信仰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原则。
对于那些笃信《圣经》的人们和许多浸礼教会的教徒来说，这一定会很难接受。但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我们别无选择。政治局势如何，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共同的现实基础上说服彼此达成共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相互作出妥协，是一种可能的艺术。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并不允许妥协，是一种严格的艺术。如果上帝已经作出了指示，追随者们定会不计后果地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于这种从未商议过的承诺上也许是一种神圣的行为，然而若将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都建立在这种承诺的基础之上的话，那就未免太危险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下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故事。上帝指示亚伯拉罕将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献给他。亚伯拉罕丝毫没有反对，立刻将以撒带到了山顶，蒙上他的双眼，来到祭坛。然后，他举起手中的尖刀，准备按照上帝的命令采取行动。
当然，后来上帝在最后时刻派天使告知亚伯拉罕，饶他儿子一命。就这样，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对他忠诚度的测验。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在离开这个教堂之后，看到了亚伯拉罕在一座大厦的顶层，举着手中的尖刀，那么我们至少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并且希望国家儿童部与家庭管理部带走以撒，让他远离亚伯拉罕。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听到的指示，并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看到的上帝，虽然他的这些经历都有可能属实。因此，我们只能尽力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都能目睹以及耳闻的一切相符，无论是公众法律还是人之常情。
最后一点，个人信仰与民主多元论之间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协调。
对于双方来说，均是如此。
即便那些坚信《圣经》正确性的人也会将圣经中不同的章节加以区分，认为一些章节，例如圣经《十诫》或者对于基督神性的信念，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其他的章节则都是文化方面的细节，或者进行了修改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美国民众凭直觉都能理解这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会采取节育手段，为什么尽管有些人反对同性恋婚姻却依然反对宪法修正案对其进行禁止。对于那些宗教领袖们来说，他们在给教徒们提供建议之时不必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政治方面却必须做到。
但二者按照比例的协调也应当引导那些将教堂与政府区别开来的人们。并非每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上帝都是要有意地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能够面对着星条旗背诵《效忠誓言》的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喃喃地说出“以上帝的名义”就会感觉压抑或者已经被洗脑，这很令人怀疑，我却并不以为然。倘若有学生志愿祈祷小组借用学校场所聚会，我们也不应视其为一种威胁，就好像如果使用的人是共和党人的话，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民主党人就是一种威胁。而且我们都可以预见到一些基于信仰的援助项目，针对有犯罪前科的人以及滥用药物者，总能提供一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法。
因此我们都有工作要做。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消除现存的隔阂以及在这场争论之中对于彼此的偏见。而且我相信，上百万有信仰的美国人民都希望如此。无论人们是否有信仰，无论他们的信仰是否坚定，他们都不想再看到有人利用信仰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也不想看到信仰被用来轻视别人或者图谋分裂，不愿再听到别人喋喋不休而不是传教布道，因为他们认为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应扮演这样的角色。
最后我想再给大家讲述我在竞选期间的一次经历。就在我竞选联邦参议员并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位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生写给我的邮件，内容如下：
“祝贺你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初选，这是令人振奋，令人激动的消息。我很高兴能投你一票，而且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在郑重考虑到大选时会不会投票给你了。这次写信给你，是想表达一些我的想法，恐怕这些想法最终会阻止我将选票投给你。”
在信中，这位医生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将自身使命视为“统一天下”的基督教徒。他的信仰使他强烈反对堕胎与同性恋婚姻，虽然他说自己还怀疑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迅速诉诸军国主义似乎十分符合共和党的中心日程。
不过，这位医生考虑不把票投给我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对于堕胎行为的看法。他在我的网站上看到了我的竞选团队张贴出的信息，其中有些内容说明我不同意那些“剥夺女人选择权利的右翼思想家们”。他在信中还写道：
“我能感觉到你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且你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主持公正的人。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真认为那些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受到了反常欲望驱使的人，只想让女人饱受折磨，那么我认为你就算不上是个公正的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有积极的可能，也有消极的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一个多元化的背景下竭力建设一个共同的国家。当我们发表任何与他人有关的言论时，我们并不确定自己的理由是什么。我并非出于这个原因才询问你反对堕胎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是否用公正的语言谈论此事。”
公正的语言。
所以后来我又翻看了我的网页，在上面发现了那些伤害他的话语。公正地说，我的同事们只是在用“程序化”的具有民主党特色的语言来总结民主党初选期间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立场，而那时我的竞争对手还在怀疑我是否一直支持“罗伊案”[ “罗伊案”（Roe v. Wade）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通过将宪法上的最高级别的保护——“严格审查”，赋予妇女选择权，“罗伊案”的判决第一次将妇女的生育权与其他基本权利并列，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
再次阅读这位医生的来信时，我深感羞愧。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直在我们这个国家寻求宗教方面更深刻更全面的交流。他们也许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十分乐意与那些说话公正的人们交流，认真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知道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上帝的角色都无可替代，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将信仰仅仅当做一种手段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此，我给那位医生写了回信，感谢他给我提的建议。第二天，我就给同事们群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们将网站上的内容进行更改，只需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我支持堕胎的立场表明即可。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做了一次祷告，希望自己能将同样美好信念的设想传递给他人，就像那位医生传递给我那样。
……
我相信许多美国人进行过同样的祈祷。这是一种希望，希望我们能本着善意，协调好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和谐地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值得祷告的希望，是一个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值得在我们国家展开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