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的臆想
学界有各种圈。名人荟萃之圈，可谓名圈。认真说来，只有名圈才真正是圈，无名之圈是不算数的，既然没有人知道它们，它们就等于不存在。圈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通过制造话题和口号，把学术推向前台，使之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我曾经很偶然地落入某个圈，但那时就是圈内最自由散漫的一个人。自那个圈散伙以后，便一直彻底地自由散漫了下来，只是自己凭兴趣读书作文，未尝属于哪个圈，也未尝加入哪个热门话题的讨论。所以，对于这些年来学界的面貌和学术的变迁，我决非知情人，只能说些圈外人的臆想。
80年代末以来，社会场景的急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梦一朝破灭，无论是为运筹庙堂的“王者师”，还是做叱咤风云的思想领袖，似都已成为枕上黄粱。商业化大潮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抛向所谓边缘地位，几乎剥夺了他们重现昔日光荣的任何希望。如此强烈的落差，心理上的不平衡就在所难免了，于是“人文精神失落”之悲声大放。尽管理性的分析发现“失落”由来已久，但感到切肤之痛却是在此时。然而，精神不是身外之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哪有失落之理？真正失落的是昨日那种风光的身份，那种扮演社会中坚的角色感，一句话，虚名罢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内涵，论说不一，共通的似都包含两点，一是终极关怀，二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特殊使命感。据我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富有后者，而匮于前者。这场讨论本身即是那种受挫了的特殊使命感的一声叹息，一顿牢骚，一曲挽歌。终极关怀说到底是个人灵魂中的事情，不应当受社会场景和角色的变化所左右。因这种变化而嗒然若丧，正表明所关怀的不是终极之物，而是某种切近的、实际的东西。
我并不否认一个有终极关怀的人同时也可以或者应该关心社会的进程，但他关心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以社会核心人物自命的精英们。可以说，某种边缘地位乃是他的自觉选择，与社会潮流保持相当距离是终极关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毫无疑问，他所关怀的那些终极性的精神价值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真正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走向。但是，不能像有的论者那样由此得出结论，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担当起救世的责任。终极关怀的意义取决于所关怀的那些价值本身，而不是它们在社会上实现的程度。事实上它们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实现，否则就不成其为终极价值了。然而，一个人若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守护着它们，批评社会上背离它们的倾向，他就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种高度，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清醒的声音。如果一定要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我认为苏格拉底就是最好的榜样。
苏格拉底是为他的哲学信念献身的，直到临终前的申辩，他捍卫信念和批评俗众的调子都是那样开朗、从容甚至轻松。令我不解的是，某些捍卫人文精神的人的调子何以如此愤激乃至惶恐，我只能把它解释为不自信，也就是缺乏真正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时才会用这样的调子来捍卫信念，通过指责别人丧失了信念来证明自己仍在坚持信念。我们从而可以理解，为什么所谓文人操守问题必定会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重点。一个对世俗所求不多的人是不会这样愤世嫉俗的。作为反拨，我倒比较能理解争论中对立的那一方了，他们身为文人而蔑视一切文人（不知是否包括他们自己？），在讴歌市场的同时也为精神的平庸化大唱赞歌，也许正是出于对假崇高的反感。不过，我本人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阿世媚俗。对于世俗，以平常心看待就可以了，犯不着去讨好它。
在精英梦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回到书斋，研究学术。当然也可以走别的路，例如经商，不过那样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另当别论。按照社会分工，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因而由思想启蒙转向学术研究可说是一种正常化。思想启蒙是很热闹的，其效果可以从热闹的程度来判断。但是，我们如何判断本身很冷清的学术研究的成绩呢？必须寻找这方面的权威。国内的学术传统久已废弛，好在国外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着，权威只能到国外去找。于是，在这个所谓学术复兴的90年代，我们几乎所有热门的学术话题，诸如“国学”、“新儒家”、“后现代”等等，所有时髦的学术名词，诸如“道统”、“第三期儒学”、“话语”、“后结构”、“后殖民运作”等等，都是从海外华人或洋人那里批发来的，就丝毫也不奇怪了。我们的学者如此急切地希望得到海外权威的肯定和赏识，用他们的话说，便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否则如何能证明我们从事的是真正的学术，而不又是某种浅薄的启蒙勾当呢？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很可理解的殷切心情，便有了一场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我只读了很少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印象中论者们对于“规范化”的含义都不甚明确，常常陷入很不规范化的泛泛议论。最明确的似乎是关于学术论著写作的格式，无非是强调论著必须有引文，引文必须有出处，注明出处必须按照固定的次序写清楚著者、书名、出版单位和年月、页码，书后必须附有参考书目之类。我很惊奇这种属于编辑业务的简单常识竟会被如此隆重地谈论，虽则我也很可想象这样谈论有可能给己给人都造成一种严肃治学的良好感觉。同时我又不免担心，用这种很表面的标准去衡量，不但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而且这些论者也很崇敬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难逃被革出学术之教门的下场。
弄学术当然不能单靠拟订一些形式规则，还必须有研究的课题和内容。以“接轨”和获得国际承认为目标，西学的困难太大，人家洋人才不把我们的西学研究放在眼里呢，事实上我们也基本上只能做些译介的工作。剩下的只有中学，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天然的优势。虽然绝大多数洋人同样也不把中学放在眼里，好在毕竟有少数洋人亦即汉学家们在研究着中学，况且还有留洋的新儒家们正对大陆寄予厚望，“接轨”便是一拍即合的事了。君不闻大洋彼岸早已剖白拳拳心迹，指望大陆学者接纳“儒学的新消息”，把大陆变成“持之以恒的儒家学术道场”。彼呼此应，两情相投，从前吃马列饭、西学饭的都纷纷改换门庭，蜂拥而起，“国学热”在大陆几成燎原之势。
我丝毫也不想看轻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典籍上所下的刻苦功夫，他们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代人国学底子薄弱所造成的知识结构的缺陷而立志补课，或沿着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思路向纵深开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看来，他们与所谓“国学热”的这一幕闹剧无关。已经有不少人指出，所谓“国学热”是炒起来的，就如同炒一本庸俗小说或一个流行歌星一样，背后起作用的是同样的市场动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文化热，中国“五四”之后的重整国故热，都是厚重的积累被新思想引发，乃时势之必然。今日的“国学热”，既无像样的积累，又乏新思想的激励，底气和正气皆不足。结果我们看到，其最拿手的戏不过是把昔日的国学研究者一个个捧出来，册封为“大师”。“大师”的编制越来越庞大，似乎这便证明了今日国学研究的成就越来越伟大。这倒也难怪，与今日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即使昔日的二、三流学者也很有“大师”的模样了。
不能说“国学热”的出现完全没有时代的缘由。大神死了，小神便会借尸还魂，包括民族主义这个小神，这是遍及今日世界各地的一个事实。信仰的空缺，道德的失范，似乎迫切地要求中国赶快重新确立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以规整世风人心。然而，且不说重建“儒教中国”的主张在理论上不堪一驳，仅从实践上看，种种有组织的尊孔复古行径，到处泛滥的假古董和假民俗，本身无不都是生意经，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肆意糟蹋和莫大讽刺。有些论者不但想用儒教匡正时弊，还进而想用它拯救世界，甚至提出了“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种异想天开的口号。据他们说，对于现代文明的一切弊病，儒教早已准备了现成的药方，例如“天人合一”便可解决人与自然的分离。我在这里不想分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距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有多么遥远，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又如何是文明发达阶段的产物，只想说一说我的一个联想：在咱们中国，凡有现代医学尚在研究和攻克中的疑难病症，就必有人出来宣布可用祖宗老法根治。癌症、艾滋病不可怕，我们不有集“天人合一”之精华的气功乎？21世纪必是气功世纪！
东西文化之优劣成了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我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在我看来，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成分，它们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不但有科学传统，同样也有人文传统，而首先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这些先觉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我们的论者不去注意他们的这种立场，却挑出他们赞扬东方文化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则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于今尤甚，赛义德的书未尝译出，“东方主义”已经沸沸扬扬了一阵，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战斗誓言不绝于耳。可是，我是很乐意承认和接受西方“话语”—也就是西方思想，因为“话语”所表达的无非是思想—在近现代世界上的优势地位的，并且相信自己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其受益者。如果没有西方“话语”的“侵入”，我们一定仍在皓首穷经地做着八股文，我并不觉得那种生活多么有趣。
当然，在当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儒学仍然有其价值的。依我看，这价值一是思想上的，即儒家的思想家特别是孔子所表述的对人性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某些深刻见解，我们理应把它们发掘和整理出来，变为我们今天的精神财富；二是学术上的，即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或作为一种对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化传统，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我甚至不反对有人自愿地把它当作一种信仰身体力行之。我仅仅反对把它树立为一种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信仰，人为地制造一种新意识形态。我之所以反对这样做，不但是因为儒学不具备这样的品格，而且是因为我们今天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信仰逐渐成为个人自己的事情，这比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今社会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大一统信仰之缺乏，而在体制转型的艰难，因此滋生的腐败和黑暗现象不是任何道德说教能够消除的，而人们为之所感到的寒心也不是任何理想教育能够温暖的。即使中国终于完成了体制转型，步入富裕社会，出现了西方现在这样因缺乏信仰而精神普遍空虚的情况，儒教也仍然不能成为新福音。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凡企图把任何一种新福音强加给社会的教派，必然成为邪教。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任何全人类皈依某种世界性宗教的迹象。不管幸运还是不幸，每个人独自担当拯救自己灵魂的责任，这将是许多代人的命运。热情的理想家所能做的至多是鼓励人们自救，而不是充当救主。
据说这些年的学术还有一个热点，便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可是，我并未看到这方面哪怕一部有分量的译著或著作，看到的只是充斥在许多文章中的拗口的不知所云的时髦概念堆砌，再加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夸张的玩世不恭的姿势。对于这种中国版本的后现代主义，我实在没有评论的兴趣。我相信，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文本解构显示了思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而非鼓励思的贫乏，价值多元昭彰了对话的严肃意义，而非提倡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一种没有思的内涵和严肃性的东西是不配叫作思想的，哪怕在思想前冠以一个含否定意思的“后”字。
1996年10月
伦理学和价值层次
赵汀阳的文章如其标题所表明的，提出了建立“不含规范的伦理学”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看来是有感于道德规范所起的坏作用，一是非法地干涉了法律所允许的各种个人自由，二是保护了平庸的价值，压制和打击了优越的价值。在他看来，废除了规范的作用，就能极大地扩展个人生活的可能性，首先是追求和实现那些优越价值的可能性。我赞赏他的这个出发点，但不认为由此可以引出完全否定规范的结论。他的文章涉及了伦理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有趣问题，我很愿意对之发表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