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到宋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唐宋之间的演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阶段，标志着汉唐两大帝国终于隐入历史。唐宋之际，世界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都影响了中国历史转变的过程。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再次陷入长期分裂
唐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主要的朝代之一，然而，唐代中国其实只有前半段是真正统一的帝国。安史之乱后，中国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北方战乱不断，河北藩镇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也没有归入朝廷。当地节度使手下的军队里，基本上是胡人和胡化的汉人，其文化可说是处于中国文化圈外。其他地方的节度使，尤其是西南地区，也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伊斯兰教勃兴，压迫中亚族群，以致大批胡人逃入中国。如第五章所说，中国北方，胡汉杂居，人口成分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残唐五代那些国祚短促的政权，大多数是胡人军团建立的。南方有十个国家，分散在江淮、东南地区，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这一时期持续了将近百年之久，中国处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
此后，北方的契丹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建立了辽国，从此开启了长期的南北分裂。辽、金、元三代，北方始终在胡人的统治之下，宋朝号称统一中国，实际上只统治着山西以南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东南本部。在宋朝四周，辽、金、元，一个接一个崛起于北方，随时威胁着宋朝；西夏、南诏、日本、高丽，早已是独立的国家，不向中国朝贡；东南亚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小国。在这许多国家中，宋朝只是列国之一。宋朝君主自号天子，但宋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天下国家。
《番骑图》（局部） 又名《出行图》，为辽太祖长子、渤海王李赞华（原名耶律倍）所绘，描绘了辽国六人骑马外出游玩的场景。
宋朝国力并不强盛，但在列朝之中，却是非常富足的。五代时期，南方的开发、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加上对外贸易的顺差，使宋国工商业发达，农产丰饶，经济富足而繁荣，不是北方的强国能比的。对待北方强敌，宋也只有倚仗输送大量岁币①来换取和平。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逃不了再度亡国的悲惨命运。
这个时候，欧亚大陆之间出现了伊斯兰文化。庞大的伊斯兰教帝国崛起，北达今天的俄罗斯，南至非洲，甚至跨过印度洋，到了印度尼西亚，向东则到了今天中国的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力量与欧洲基督教势力长期对抗。假如不是查理曼大帝，在东地中海的一次海战中歼灭了伊斯兰教舰队，伊斯兰教帝国可能就将地中海圈入了自己的内海。
庞大的伊斯兰势力盘踞在中亚和亚洲西部，在唐代下半段和宋代，伊斯兰教势力占据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东西之间，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必须经过伊斯兰教势力圈。
在此之前，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穿越不同的国家，经过层层关口，长途跋涉，才能将中国的商货运入西方，获取厚利。在这艰苦的长途旅程中，一站又一站，中间过手的转运，不少人分享了商品的利润，中国作为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其实并不多。
① 岁币 旧指朝廷向外族输纳的钱物，始于西汉，尤以宋代为甚。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宋朝向辽每年输送绢20万匹，银10万两，称为岁币，以换取辽宋和平。
伊斯兰教势力占据丝绸之路要地后，商贩经过统一的伊斯兰教世界，反而路途平安，转运的风险减少，此外，伊斯兰教世界的权贵也是中国商品的消费者。因此，宋代中国的外贸比前更盛。但是，陆路外贸，商道穿越许多国家，未必全是由商贩经营。宋朝向辽国和西夏输送的岁币，以大量丝帛为主体。这些国家将获得的中国丝帛除自己消费一部分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运到中亚、北亚和欧洲，以其盈利，换取西方的商品。海道方面，经过南海到达波斯湾，或者经红海的航道，由各国的海商运输商货。船舶载量大，成本比车马陆运低，中国经由海路外运的商品运量大，利润高，这是中国南方经济富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业经济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变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宋代中国积弱，但由于经济发达，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草市”（乡村集市）。这些新起的城镇，有些是在城市周边发展出的新市场，有些是交通要道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在这些地方，客商来往，有商店、仓库、作坊以及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陆路的交通路线和水路的船只运送，将中国原有的市场经济网发展成为绵密的交换网络。
这些城镇，多有因应外销而出现的产业。例如，原本在中国南北都有的养蚕业，生产外销的丝帛，北方动乱后，蚕桑产业向南移动，长江三角洲、江西、湖南，都成为蚕桑业的重要地区；又例如，中国另一项重要的外销商品——瓷器，其主要产地如邢（邢窑）、定（定窑）、汝（汝窑）、耀（耀州窑）等，几乎都位于北方，而在五代、宋朝以后，烧制瓷器的名窑多数在南方。江西的景德窑，浙江的龙泉窑、哥窑以及湖南、福建、广东出产的瓷器，大量经由海运外销东南亚、中东和欧洲。宋代的冶铁业非常兴盛，从《宋会要》的数据可见，宋代冶铁产量巨大，乃是当时世界之冠。冶铁工业的产出主要为家用，也有一部分用于车船运输，当然还用于制造军器、建筑的构件等。其中，大量的家用锅盘杯具，不仅广泛销售于国内，而且是销往国外的重要产品。
于是，宋朝出现了四大商业城镇：佛山是冶铁中心，景德镇是陶瓷中心，汉口和朱仙镇则是交通路线上的交会点。尤须注意的是，佛山和景德镇都在江南，他们的产品必须经过国内的道路运到海口，再经南海运送，外销西方。除了上面所说的四大城镇外，一些古老的都市也转型成为新都市。汴梁就凭借其繁盛的商业和运输枢纽的地位，成为首都。洛阳、扬州、泉州、明州、北京、西安等，都从行政中心转化为兴盛的商业都市。
宋代的商业实力非常雄厚，经济已经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古自然经济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经济。虽然北方的金、元征服了宋代中国，但南宋的商业经济并没有因为朝代的覆亡而结束。元朝时期，中国南方仍然相当繁盛，明、清两代，亦复如此。东南和华南的经济，数百年来未见衰退。
景德镇在宋朝就成为陶瓷中心，以白瓷为著，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称，品种齐全，曾有三千多种。图为宋代景德镇窑青白观音像。
宋代的国家制度和汉唐的制度有很大差别——朝廷不完全依靠田赋地税作为国家的收入。政府征收的榷税①和皇室直接经管工商业所取得的收入，大约是传统农业税的一倍，这乃是宋代政府的主要财源。宋朝武备不振，便向北方的强敌缴纳岁币，以换取和平。贡献给辽、金的大量丝帛，不是由民赋征收而来，而是靠商业支撑，以此作为国家生存的本钱。不仅中央政府经管商业，各处地方政府也掌握着大小不一的商业资源，以维持其运作。因此，宋朝以经济力量支撑国家统治的方式，堪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模式。
儒家思想的正统化使其走向僵固
从东汉到唐朝，中国社会的世家大族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唐代中叶以后，经过科举，新科及第的士人逐渐进入政府，一步步取代世家大族。这种专业的文官集团乃是通过科举制度逐渐形成的。
① 榷税专卖业所缴纳的税。
宋代，全国性的世家大族已经不见了。士大夫与朝廷共天下，这些土大夫的实力基础在地方。地方的大族是官僚士大夫延续几代的地方领袖，但是，地方大族也不能长久不衰，势力范围也不会超越地方城市，其族产和家规维持着家族的延续及其集体的影响力。任何家族本身不能永葆兴旺，然而，从集体的角度而言，每个地方的士大夫家族群，却是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
上一章曾经说过，中唐以后，韩愈引发了儒家复兴的契机。在宋代，士大夫努力重建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共同的工作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一套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
从北宋发展起来的道学延伸到了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构建了理学的系统。这一思想体系以儒家伦理为主，以绝对的“理”作为基础。“理”，乃是永恒而超越的秩序。宋代的道学和理学，建构的基石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称“四书”。这个以“理”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架构。儒家理想主要的要求是保持伦理的实践，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往往是保守的，已经完成的结构不容许改变；人必须活在结构之内，而不是改变结构。理学与道学的挑战者是陆象山的心学和陈亮①、叶適②的经世之学。朱熹在世时，他的学说还不是官方政治力量加持的正统。
① 陈亮（1143—1194）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他指出物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但“欲”须由“礼—节制。他和朱熹进行多次辩论，反对朱熹认为三代以下天地人心日益退化的观点。
② 叶適（1150—1223） 南宋哲学家，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他反对当时的性理空谈，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妄。
至宋理宗时，官家才树立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不久之后，宋亡于元朝。在元朝统治下，汉人和南人（元代对原南宋人的称呼）的社会地位最低；亡国遗民除了坚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几乎别无自存之道。儒家学者面对社会最低层的屈辱，只有坚持儒家的信念。也有投机分子为了取悦元朝皇帝忽必烈，上尊号“儒家大尊师”。
元仁宗①时，元朝重开科举，到元代覆亡，共举行过十六次考试。元代科举以“四书”为儒学根本，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的解释。于是，朱学成为官家认可的正统。因功名利禄所寄，朱学之外的各种儒学遂无立足之地，这一以结构统摄个人的思想方式成为官方支持的理论，中国的儒学思想系统就此僵固。
朱子学的普及，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经由学术与政治，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停留不变。程朱体系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控制工具。因此，明太祖驱逐元朝统治者，建立明帝国之后，不仅延续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删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保证君臣上下的相对地位。帝国的威权就此与儒家稳定的结构密切结合。下一章还将对此进行讨论。
① 元仁宗（1285—1320） 元朝第四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八位大汗，于1311年即位。他去世后，谥号圣文钦孝皇帝，庙号仁宗。
朱熹批注的“四书”在元代科举被定为标准版本，在明清两代朱熹的思想更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被视为标准的解释。图为朱熹《论语集注》残稿。
蒙古帝国的扩张
成吉思汗打下来的大帝国，区域之广，史无前例，在这庞大的帝国之内，中国只是一小块而已，在中国之外还有四大汗国①和许多宗王的封地。在忽必烈之前，蒙古扩张的重点不在中国，而是一路向西。忽必烈以后，以中国为核心的元朝廷，实际上并不能号令北面和西面的汗国。因此，元统治中国的近一百年，中国只是庞大的蒙古帝国中的一部分而已。
元朝统治中国，带来了中国以外的许多人口。西域的签军②和蒙古外围的契丹、女真人等，纷纷移入中国。实际上，忽必烈灭亡南宋的军队里，蒙古自己的军队数量并不大，南下的主力是中国北方的汉人，而绕道西边进入南宋的部队则是西域签军。这些外来人口融入中国，也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今天北京话的许多词汇，还是元朝留下来的；中国西南部，陕甘以南到云南的大量回民，颇多是西部签军人口。辽、金、元三代，在中国北方的生活习惯、服装和方言上，都留下了痕迹。
① 四大汗国 即蒙古四大汗国，是对蒙古帝国及其分裂后存在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这四个蒙古汗国的合称，与当时东亚地区的元朝各自统治。
② 签军 金代每遇战争或边事，签发汉人当兵，民家丁男，凡强壮者，尽取无遗，曾激起人民强烈反抗。元初，亦有签发壮男为军之制。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当一部分是由《马可·波罗游记》带来的想象：东方庞大的帝国富足而繁华，生活形态与欧洲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东方的向往引发了欧洲人的好奇心，也使他们认真思考，除了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欧洲近代变化的诱因之一。
宋代丰厚的文化资产
宋代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孕育出新的文化传统。唐诗、宋词、元曲、明剧，这些文学创作，加上许多散文和所谓小说、笔记，其创作者都是儒生，是士大夫群体外围的文人。自从唐朝实行科举以后，中国的读书人除了一部分进入了文官系统以外，剩下的那些始终未能进入文官系统的失败者，他们构成了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虽然这群人的人口总数难以确计，但据一般估计，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他们既是创作者，又是阅读者，还是民间思想的缔造者与辩论者。他们往往参与了儒家系统以外的佛、道两家的发展。其实，佛、道两家的大部分僧侣和道士，何尝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