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混合与家国离散，直到隋唐时期，中国才将分裂的南北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民族的成分和文化都经过整合，形成了多元的新局面，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大唐帝国体制复杂的优势与隐患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北魏统一北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核心地带的国家体制。然而，北魏末年，尔朱荣①带领胡汉混合部队攻入中原，中原地带又出现东西分裂的态势，不久，北周以关中为基地，终于再度统一了北方。隋、唐都是北周府兵②集团的继承者，是北周军事力量的后人。
隋、唐两代以府兵起家，整合为世袭的军事集团，成为统一天下的势力。唐代的李世民巧妙地收服了山东豪杰，使之成为唐室的一支军事力量。结合府兵和山东的武力，唐朝才能将隋朝征服的南方重新纳入以中原为基础的大伞之下。
汉朝崩溃以后，北方的汉人以坞堡③自保，在各地保存了汉文化。同时，永嘉南迁以后，南下的北方大族和长期在南方开拓的豪门，也在保存文化的机制下，转变成为唐朝统治阶层的核心部分。一直到中唐，南北各地的大姓豪门，其世族力量始终强大，这些世族中也包括府兵的后代和山东豪杰的后代。
① 尔朱荣（493—530） 宇天宝，北秀容（今山西朔州北）人。北魏武泰元年（528），进军洛阳，杀太后、少帝与百官两千余人，立孝庄帝，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兼尚书令，专断朝政。后为孝庄帝所杀。
② 府兵 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所建。共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
③ 坞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强宗大族为核心的屯聚守御和生产组织。战乱岁月，北方地区的世家豪宗为躲避战祸和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召集宗族乡党建立便于守御的聚落群，称为坞堡。
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晋用科举及第的文人，但是大族以外的文人并未能取代世家大族的势力。唐代中期以后，朋党之争，仍然是这两股力量的对抗。直至晚唐，进士和豪门大族还在角力，科考选拔的进士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世家大族。此文、武二途的整合，熔铸了大唐帝国，使其开疆辟土，建立了一个比汉朝更强大的国家。这个巨大的帝国，实际上应当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土，皇帝制度、文官制度治理着帝国本土的百姓；另一部分，尤其西半部，即从今天的河西走廊直到阿富汗，加上西北边境，大部分居民都不是汉人的族裔。唐王朝在这些地方设立羁縻府州①，当地的部落领袖接受唐代地方政府的提议，奉中国正朔②，将领地纳入唐帝国的版图，原来的首长仍旧治理当地百姓。
东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上的国家，也接受中国官职，却只是外藩，中国对他们以客礼相待。同样，南方诸国，即今天的中南半岛以外，也只是奉唐朝为宗主国。因此，唐朝设立的帝国体制，包含了至少三种不同形式的统治权，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帝国。
至于草原上的许多族群，强大的大唐帝国足以使他们屈服。不过，他们不奉唐朝皇帝为皇帝，而称其为“天可汗”。天可汗是众多可汗中最大的可汗，等同于联盟领袖。
① 羁縻府州 唐、宋、明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唐在边远地区设置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八百多个，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县令，世袭，受都护府、边州都督或节镇统辖。
② 正朔 指一年第一天开始（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的时候，所以也用正朔来代表历法或皇帝的年号。奉正朔即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
从以上所说的形态看来，唐代帝国的复杂体制，已不同于汉代以内地为主的体制。唐代中国兼容并蓄，器宇宏大，与基础厚重的汉代相比可谓各具特色。唐朝改变了汉朝的丞相体制，中央的权力没有汉代的丞相府集中。唐代的丞相不是只有一个人，相权可谓由集体领导，至少有代表皇帝的中书省、代表中央政府最高权力之一的尚书省和监督朝廷的门下省三省首长共同办事，从而构成了一个集体权力结构。所以唐朝的宰相是一个团体，不同于汉朝一个丞相的制度。
这一集体领导体制自此在中国历朝延续，直至清代，除了元朝之外，基本没有改变。同时，宦官常常参与皇室政治，构成强大的内廷，干预外朝的政策和执行。这一现象在后世的历史上，以明代的宦官千政最为严重。内廷凌驾外朝，遂引起许多问题。
唐代藩镇①强大，乃是安史之乱的原因。北方沿边的节度使掌握军、民、财政三方面的权力，造成藩镇尾大不掉的局势。尤其在北部，中唐以后，地方割据，不执行中央政令，北边一大片土地形同独立。
① 藩镇 唐代初年在重要各州设置都督府，睿宗景云二年（711）设河西节度使。至玄宗时，在边要诸州地设置十节度经略使，通称“藩镇”。
对外贸易为唐朝带来了经济繁荣
在经济方面，唐代的行政体制反映了经济结构的特色。唐代设立的“道”，不同于汊代的州郡。州郡是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的一个地区，而“道”字顾名思义，乃是以中原“双核心”——长安与洛阳，辐射出去的一条条路线。管辖道的首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转运物资，将各地的资源输送到中央政府。这样的结构，反映了唐代根本的经济形态：全国各地不同的产品，经过这个物流机制，构成有无相通的经济网络。
上一章已经说过，汉代覆亡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转变成以实物交换为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唐代统一后，恢复了汉代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在“道”的网络中，才有可能将自然经济再度转变为货币经济。
当然，唐代经历了相当长的稳定时期，使中国的物产得以经国际贸易运达四方。经过北方的丝绸之路、南方的海运，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各种工艺品，为中国赚得许多财富，也使中国的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因此，即使北方颇多战乱，南方的安定也维持了全国经济的荣景。
在民族的构成方面，如上一章所说，胡人进入中国以后，经过北朝的长期同化，胡人的血统和文化注入了中国的族群结构。到了唐代，北朝的许多姓氏虽然是胡姓，但已经和汉人无所分别。
另一方面，唐朝一代，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新的外来文化。唐代沿边节度使的军事力量基本上都是胡汊混合，尤其在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的基地（今天河北和辽河流域）混合着各种北方胡人。所谓胡人，乃是不同族群的混血，安禄山就是突厥和东方胡族的混血儿。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中央政府的军队也用了不少西北的胡人，甚至从回纥和吐蕃借兵平乱。这些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部队，本身就已经是胡人混合体。甚至可以说，安史之乱时，中原之地尽是各种胡人交战的战场。东北地区的藩镇，在安史之乱以后依旧独立，不受朝廷号令。胡人文化在北方长期延续。
往西面看，丝绸之路开通，中亚商人进入中国，行商坐贾。很多中亚来的粟特①商人长期居留在长安附近，逐渐融入关中百姓。他们虽然保持了袄教的信仰，实质上却逐渐变成汉人的一部分。
伊斯兰力量兴起后，中亚各国都受到了伊斯兰扩张的影响，西方羁縻府州的很多首领率领民众逃入中国本土，要求中国接纳，在内地居住。这些从中亚进入中国的族群人数以百万计。唐室将这些难民安置在今天的甘肃、宁夏直到山东一带，那里在当时处处都有他们的聚落。
因此，从整体而论，在隋唐时代，中国接纳、融合的北方和中亚草原民族，为数实在不少，尤其是河朔②一带。安史之乱以后，经过残唐五代，契丹取得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大片土地长期没有再回归到中国中原王朝的体制之内。契丹人建立辽国，占据了中国北部的大片地方，其基础就是这些汉、胡混合的族群。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己形成了一个南北朝的雏形。经过辽、金、元，北方和南方一直维持着分裂的形态。
① 粟特（Sogd或Sughda） 中亚细亚古地区名，语言属伊朗语族，其语言和文字流行甚广。与中国（自汉朝以后）有经济和文化联系，其地即中国隋唐时的康国一带。
② 河朔 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北。
清刻本《安禄山事迹》唐姚汝能编撰，记载了安禄山的详细资料，包括他历次受任的官衔及唐玄宗赐予他的器物等。
面临佛、道挑战，儒家思想“再出发”
在文化方面，频繁而活泼的对外交通，带来了许多外来文化，佛教、袄教、摩尼教等都进入了中国。当然，佛教进入中国为时已久。在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本土化，佛教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转变成儒、道、佛三家并行。与佛教相比，儒家反而居于弱势地位。道教以老子为始祖，李家的唐代皇室以道家为皇室的宗教，在皇室的庇护下，道教也十分发达。这三大信仰再加上原始道家代表的思想，共存并相互竞争。
唐朝佛教宗派林立，有的门派根据一部佛教经典形成，有的则是由中亚已经存在的宗派延伸而来，也有人以中国思想配合佛教教义，发展出新的本土宗派。最后，净土、禅宗两大宗派在民间扎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两大宗派其实都不是印度佛教的原始信仰。
玄奘到印度求经，当然是一代盛事。他带回来的唯识宗①其实是印度哲学思想建立于因明学②的体系，博大而深奥，不能为一般信众理解。净土和禅宗则绕过了深奥的学术思维，直接传达简单的信息，反而易于在一般信众中扩张，遂成为民间的重要宗派。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向东方发展，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构成了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宗派。大体上，这两个地区还是中国文化的转移。
道教尽管有皇室的支持，但思想上的发展并不大，只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分散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儒家面临佛、道两家的挑战，只有再经过一段重整的过程，才能重新出发。第一步是将经典及南北朝的注释整理成套，这是儒家文献的经典化。韩愈、柳宗元、李翱③三人在中唐时期，各自阐释和发挥了儒家思想。
韩愈用文化的民族主义来抵制外来的宗教，他提出儒家的“道”，指出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宇宙一切存在的本体。他的“排佛”态度，则是希望政府竭力遏制这一外来宗教的发展。他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在利用政治权威排斥异己，当然甚不可取。不过，他将中国的《周易》和孟子的思想作为依据，建立了一套儒家的形而上学，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唯识宗 渊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因主张“万法唯识”，故名。与“法性宗”相对。实际创立者为唐玄奘及其门人窥基，因教义过于烦琐，仅三传即衰微。
② 因明学 古代印度的逻辑学。“因”指原因、根据、理由；“明”含有学术的意义。因明学实即关于逻辑的学说。
③ 李翱（772—841） 唐散文家、哲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一说赵郡人。他曾从韩愈学古文，文学主张大抵同于韩愈。他所撰《复性书》，糅合儒、佛两家之说，认为人性天生为善。其说对宋代理学颇有影响。
玄奘（602—664） 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唐佛教学者、旅行家，唯识宗创始人之一。于唐太宗贞观三年（一说贞观元年），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赴天竺，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与一些学者展开辩论，名震五竺。图为宋人所作玄奘负笈图（局部）。
柳宗元则是融合儒家和佛家，态度中和。柳宗元并没有为“融合”而专门书写大批著作，他的思想散见于许多散篇论文之中。他主张儒佛兼容，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超然信仰结合成内外兼具的超越。他甚至在佛教僧侣出家的戒律和中国伦理的孝道之间，也提出了折中的说法。在儒家之中，他特别重视孟子。他遵循儒家思想的核心，由此建立的唯心论就超越了儒家思想中只谈现实的层次，进入了兼顾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哲学。柳宗元也特别注重儒家“安民”的实践，他以为国家以百姓为本，吏为民役，官吏是为百姓服务而设。他身体力行，一生为百姓求福祉。他曾经参加王叔文①领导的改革运动，后来改革失败了，他被贬谪到南方担任地方官。每到之处，他都能为当地做一些有益于百姓的工作。
① 王叔文 唐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德宗时侍读东宫，顺宗即位后为翰林学士，联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永贞元年（805）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
除韩、柳二人之外，李翱作出了更具体的贡献。他是韩愈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路线更接近柳宗元。他的“复性论”为宋代理学①初步奠定了基础。他对心和性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佛家的辩证思想，为宋代理学开启了一条很明确的道路。
正是因为韩、柳、李三人，我们才将所谓“四书”，亦即《论语》《孟子》，再加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儒家理论最重要的四块基石。《大学》《中庸》两篇，其实都属于孟学。《大学》将入世之务和内心的修为当作一个连续而不能分割的过程；《中庸》则将心和性当作人的本体，认为儒家一切的观念都可以从心和性建立。
我们可以说，韩愈注重“内圣”，以儒家的内修为根本；柳宗元兼顾“外王”和“内圣”，认为在人间有益的事情，应是心性修为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