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182年-252年），字仲谋，吴郡富春人，孙坚次子，孙策之弟，吴国的建立者。孙策早亡，15岁的孙权即肩负吴主重任，据有江东六郡之地。他招贤纳士，发展生产，镇抗山越，逐步增强了实力。建安十三年（208年）联合刘备，大败曹操军于赤壁。随后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败刘备于夷陵。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迁都建业（今南京）。
《三国演义》第7回介绍孙坚家族时提到了孙权，但着墨不多。一部《三国演义》写到孙权形象约五十节，但除赤壁之战与刘孙联姻等几处着重描写外，其余均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展开。孙吴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联刘抗曹和反刘降曹两种政见的激烈斗争，孙权的形象也在或战或和的尖锐冲突中，十分鲜明地矗立了起来。孙权不甘于迎降曹操，不甘于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但又惧怕曹兵势大，寡不敌众，因而总犹豫动摇于和战之间。
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孙权的印象都比较深，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孙权深知能否有良才相辅，实在是国运盛衰的关键。史称他初为吴主，即“开宾馆于吴会，广纳贤士，谋臣良将，纷纷而至，江东称得人之盛”。
《三国演义》刻画孙权形象，也抓住了特点，写他总是择善而从，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不苟且。自孙策临终授印起，孙权就以一个知人善任，具有宽宏度量的君主面目出现于《三国演义》中。可以这样说，罗贯中笔下的孙权形象是围绕举任贤能以保江东这一主旨来刻画的。孙权长于用人，这是史所公认的事实。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写孙策临终，不传位于幼子孙韶而将印绶付与长弟孙权，并说了一番肺腑之言：“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实践证明，孙权没有负兄之所托，把孙吴的帝业推向了高峰。
诸葛亮《隆中对策》在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时，也这样分析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所用。”被陈寿评为“超世之杰”的曹操，对孙权胸怀大志，用得贤才也赞叹不已，曾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孙权的评语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对其“任才尚计”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罗贯中的笔下，写孙权从初即位就没有完全依赖孙坚、孙策留下的一批谋臣和武将，而是亲自挑选更年轻的谋士和将帅。特别是他慧眼识周郎（瑜）、用“凡品”鲁肃、拔吕蒙于行伍、宠遇陆逊，这才取得了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夷陵之战的辉煌胜利。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因此比父兄显得虎虎生气。
细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举凡描写孙权英雄品质和领袖才能处，都是和联刘抗曹或抗拒曹操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三国演义》对后期孙权的言行没有详细描写，对孙权后期用人之得失反映不多，语焉不详，致使人们对孙权用人形成了错觉，仿佛孙权始终是一位能举贤任能的开明君主。那么，孙权是否始终做到了“举贤任能”了呢？考诸史实，答案是否定的。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开始对文臣武将不加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用人态度问题上这一变化，使东吴统治在孙权称帝后，已逐渐开始走下坡路。陈寿在《三国志》中有这样的评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孙权不仅对带兵守边的将领不信任，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如有叛逃，即杀戮人质，甚至灭及三族；而且设“校事”、“察战”官员，来监察文武百官，滥相纠举，诬陷无辜，动辄惨杀。比如当时的中书典校吕壹“性苟惨，用法深刻”、时常诬枉好人，太子孙登和陆逊、步骘等虽多次劝谏，仍没有根本改变孙权的用人政策，吕壹后来虽被杀，但大臣们仍是“危怖”而有“不自安之心”。就连孙权一手选拔出来的将才陆逊，也不再被信任，责备多于褒奖，后来陆逊忧愤而死，与此不无关系。
总之，孙权用人，善始却没有善终。
“徐庶走马荐诸葛”故事。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精彩情节。历史上徐庶确曾向刘备推荐过诸葛亮。问题在于：是否如罗贯中所言。是在“走马”之时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