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像学校的样子。因为脚腕上箍着镣。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像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像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
“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像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锐尖的啼叫，像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快到天亮，铁栏上像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忽然，门开了，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愣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愣着。愣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医生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
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像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
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
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
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二十四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
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像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
隔了有五六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像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
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
“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哪里？”
“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
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像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像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像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皮鞭像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像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努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像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像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像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像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刚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像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像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