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掌权。他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想改变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经济政策的所谓“盐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以各地选拔的一批叫做文学、贤良方正的儒生为一方，以帮助武帝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人物、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议题就是盐铁官营、均输和酒榷等问题，特别是在盐铁官营问题上，盐铁出自海中或山中，故也涉及山林川泽的管制问题。
文学认为，盐铁官营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应该开放。他们打着“泽梁以时入而无禁”的旗号，实际上是反对对山林川泽“以时禁发”。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正是为了保障农业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君应该控制自然资源，不能没有管理。
文学认为，自然资源本来是很丰富的，有许多地方砍倒树木就能种田，烧掉野草就能播种，简单的火耕水耨就可以长庄稼。那些地方之所以穷，是因为那里的人懒惰，不像古时候那么俭朴，过于奢侈。
此外，他们还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的一段话的大意，说：“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入，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又说，如果一味装饰宫室，增建亭台房舍，木工把大木料砍小，将圆的变成方的，建筑物搞得高如云彩，大如山林，那么木材一定不够用。男人放弃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雕镂刻画各种飞禽走兽，并且力求和真的一样，变化万状，那么粮食就会不够吃。妇女刺绣精心细致，做成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用尽技巧，那么丝绸布匹就不能满足穿衣的需要。厨师煮杀兽胎、蛋卵，油煎火烤，精心烹调，力求五味齐全，这样鱼肉就不够吃了。
贤良方正在谈到奢侈造成的物资匮乏的情况时，再次陈述了古代礼仪，并作了古今对比：古时候，粮食蔬菜水果，不到成熟时不吃；鸟兽、鱼、鳖，不到该杀时不杀。因此，不在池塘里撒网捕小鱼，不到田野上猎取小鸟、小兽。现在则不同，有钱的人张网猎取，捕捉幼鹿、小鸟，为了酗酒作乐，他们网撒百里山川，宰羊羔，杀小猪，剥小鸟。春季的小鹅，秋天的小鸡，冬天的葵菜和韭黄、香菜、嫩姜、辛菜、紫苏、木耳、虫类、兽类等等，就没有不吃的东西。
对于贤良文学们所抨击的不爱惜生物资源的时弊，以及重申古代保护生物资源的措施，这本来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老百姓奢侈，就要诱导他们节俭；老百姓节俭，就引导他们懂得礼仪。现在，公卿大夫和他们的子孙如果真正节减车辆，穿规定的衣服，亲自厉行节俭，做厚道朴实的表率，罢掉园地，减少土地、住宅，官府既不限制市场经商，也不要管理山林川泽的资源，提出所谓“内不要管市，外不要管山泽”的主张。这样的主张即或可以改变奢靡之风，开节俭之道，但它反对的仍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政策，并不能使山林川泽得到保护，反而会使草木鸟兽鱼鳖在毫无法制管理的情况下任人采集捕猎，这必然会对生物资源造成破坏。因此，从保护的观点来看，贤良文学们的政见是非常不可取的。
桑弘羊认为，自然资源没有不丰富的，山海的物产没有不饶足的。他举例说，吴、越一带的竹子，隋、唐地方的木材，多得用不完，但是曹、卫、梁、宋却缺少林木；江河湖泊的水产，菜地、黄县的鲐巴鱼，多得吃不完，但周、鲁、邹、韩这些地方的人只能吃些粗食野菜。所以有这种财物多少不等的差别，主要是物资流通得不好。他针对文学们引用孟子的话，专门引用了《管子》的话说，要是不过分装饰宫殿，材木就用不完；不充实厨房，禽兽就不会在没有长成时就被捕杀；没有工商业，农业就得不到发展；衣服不装饰花纹，那么女工就不能施展技巧了。
桑弘羊的观点，既认为自然资源丰富是事实，但各地出产多少不同；即使资源很丰富，也不应奢侈，即要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他也以古时为例，说古时候，名山大泽不分封给诸侯，那时所使资源属于天下人。现在，山海的资源，湖泽的产物，天下的财货，都应该归朝廷少府管理。但是皇上不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让大司农去管理，这就把这些自然资源转为国家财产，以便辅助百姓。那些豪强大户，企图霸占山海资源，以便发财致富，甚至借据深山大泽，搞阴谋诡计，这是不能允许的。至于说百姓疾苦，桑弘羊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的地方官吏，即可安民，不须罢除盐铁官营的政策。
桑弘羊又以今古事例说明国家管理山林川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在浙江的具区湖、湖北的云梦泽、河南的巨野湖、山东的孟诸湖都是使国家富强而称霸的资源。君主统一管理这些资源，国家就会强盛，不然国家就会灭亡。过去齐国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肠胃给人那样，随便让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结果使齐国分崩离析。现在山林川泽资源很多，不单是云梦泽、孟诸湖这些地方，关键是要堵塞豪强奸商谋利的道路。
桑弘羊又说，官府开辟园地，统一管理山海，把所得到的财物利用来补助征税的不足，并兴修水利，广泛发展农、林、牧业。太仆、水衡、少府、大司农等官吏，每年把各项赋税征收上来，包括农业畜牧业的赋税，园地的赋税，加上北部边疆屯田收入的赋税，这些都是财政来源。若要废除了统一管理制度，这就断绝了财源，杜绝了税收的渠道，使朝廷和百姓的费用全部枯竭，贫困随之而来。即使按贤良文学们说的，放弃山泽管理，节约费用，又有什么用呢？
桑弘羊主张“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这固然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为了抑制豪强大贾和藩镇诸侯势力。西汉时期的园池，是由朝廷直接管理的园林、池泽、苑囿公田的统称。最初园池规模较小，主要供皇帝渔猎游玩。后来从豪强地主和大商贾手中没收了大量奴婢、土地和财物，使大量土地变成公田。山海是指山林川泽及海洋的统称。
桑弘羊把园池扩大，山海统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普通的农民，如盐价偏高，官制铁器、农具有的质量不高，但物价也不至于暴涨，也使一些资源较少的地区得以补给，因而它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这种国家统一管理山林川泽和园池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生物资源的破坏，堵塞了乱砍滥伐、乱捕滥猎的漏洞，因此，它是一种很有保护作用的政策。
盐铁会议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所讨论的问题也很多，会议开了多次。最后，反对盐铁官营的贤良文学们只取得了废除酒类专卖和取消长安附近铁官的胜利，汉武帝时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仍继续实行。
◎故事感悟
山林川泽一直置于国家统一的管理之下，只有在遇到灾荒时才特下诏令弛禁。当然，桑弘羊主张的屯田政策也曾使某些地方的环境恶化，但这在当时是人们难以认识到的。而当今的我们通过这个故事，认识到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意义，就要令行禁止地去遵守，使大自然能够协调稳定地发展下去！
◎史海撷英
汉武帝实施的移民屯边政策
汉武帝在位期间，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桑弘羊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期晁错所提出的募民实边的措施。
汉武帝初年，已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10万屯卫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迁徙关东贫民70多万到达今甘肃一带。桑弘羊在任大农丞后，又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达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随后又不断扩展到上郡（今陕西馁德东南）、西河（今内蒙东胜县）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肃境内）四郡，屯边人数增加到了60多万。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不仅有力地开发了西北边疆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就地解决了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并加强了西北的边防，巩固了对匈奴战争取得的战果。因此，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边防建设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文苑拾萃
盐商妇
（唐）白居易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
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
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
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
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
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
饱食浓妆倚舵楼，两朵红腮花欲绽。
盐商妇，有幸嫁盐商。
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
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
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皇帝支持保护资源
◎数罟不入跨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
唐德宗李适（742—805年），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唐肃宗的长孙、唐代宗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779年至805年在位。
张造（生卒年不详），唐德宗时期任渭南县尉。他为人处事正直敢言，理直气壮，不担心做事影响仕途，心中时刻装着百姓利益，无私自然。
唐朝贞元年间（785—805年），朝廷想制造一批官车，由朝廷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长官度支使负责办这件事。度支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在长安城外的大道两旁，不是有很多大槐树吗？槐木打造车具，那可是太好了！
于是，度支使起草了一道公文给离京城不远的渭南县县尉张造，命令张造派人去砍伐京城官道古槐，而且必须限期完成。
张造接到这道公文后，颇感为难。如果照度支使的命令干，长安大道的百年古槐就要毁于一旦；如果不执行命令，不但会丢掉乌纱帽，能不能保得脑袋都成问题。因为度支使的公文和圣旨也差不了多少。他思来想去，咬了咬牙，拿起笔就在公文上奋笔疾书起来。
幕僚们当然知道这件事，都来看县尉在写些什么。一看，可不得了，县尉要抗命：“近日我们收到了要我们砍伐官道古槐的命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既要打造官车，难道就找不到好木材，非要砍伐官道古槐吗？长安城外的古槐，已有百年内外的历史，历来供行人歇凉，学子遮阴，怎能就在我们这一代手上给毁了呢？再说，砍槐虽然满足了一时的需要，但破坏了百代以来的规矩，这总不大妥当吧？不管怎么说，您就是把斧子交到手里，我也不忍心下手砍树……”
幕僚忙说：“大人，这可使不得，弄不好要杀头的。”
张造冷静地说：“那就让他们先砍下我的头，再砍官道古槐吧！”
随后，张造便派人把自己提了意见的公文送回到度支使那里。度支使看了张造写的那些话，大为恼火：“这简直是反了，竟敢抵制朝廷的指示。”可他又想，张造虽然敢于抗命，但我一个度支使又不能直接治他的罪，还是让皇上下旨收拾他吧。
于是，度支使把张造写了字的公文原件呈给德宗皇帝看。德宗在看那份公文，度支使却死盯着皇帝的脸色变化。根据他的供职经验，在皇帝没有明确态度前，千万不能多说一句话。当然，他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一旦皇帝下旨治张造的罪，他就马上把张造骂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然后还要夸一番皇帝“英明天纵”之类的话。
然而唐德宗看完公文后，轻轻放在御案上，半天没说话。
度支使恭候在一旁，神经高度紧张，大气也不敢出。
“张造的话有道理，砍伐古槐的事就免了吧！”皇帝若有所思地说。
度支使接着话茬说：“对对对，皇上真是英明天纵，英明天纵！”
任何时候都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如果无人敢于反对，环境就会遭到破坏。发生在8世纪的张造抗命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不但张造应该受到赞扬，德宗也是很明智的，起码可以说，他懂得自古就有的虞衡之法，值得尊敬。
唐代的虞衡管理的范围又比先秦扩大。除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外，还加上了城市绿化及郊祠神坛、五岳名山保护的任务，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300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些规定，反映出当时已认识到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的意义。
以城市绿化而言，唐代时期的长安城具有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栽的都是槐树。王维《登楼歌》中即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之说。长安的宫城、皇城栽植了梧桐、柳树等木。无疑，长安城的广泛绿化，对改善城市环境，使之更加优美、舒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把城市绿化纳入虞部管理之下，更增加了绿化的环境意义，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妥当的。
再以设置禁猎、禁伐区而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以京兆、河南二府为中心设禁猎禁伐区，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农业发达，如果不禁止打猎采捕，就会影响到京城与宫廷的物资供应。因此采取这种措施，不仅具有全面的保护意义，还可以为后人保护环境所借鉴。
唐代还注意保护道路，并责令地方官加以巡检、修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八月和大历八年（774年）七月，唐朝廷曾下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