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1678），在恢复科举和捐纳制度、培植汉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还特为有潜在反清情绪的学界大儒开设博学鸿词科。康熙对不肯屈服的明朝旧臣并不灰心，不管来京与否都给予关心。由于一心想赢得李颙的合作，康熙让陕西的大吏们天天催，以至于后来省里官员见李颙依然固称疾病，就把他从家里一直抬到西安，陕西督抚大员亲自到床前劝他进京，李颙为此竟然绝食六天，水浆不进，还趁人不备取佩刀自刺，以死相拒。被吓破了胆的督抚赶快奏报康熙。康熙得知李颙如此刚强，并不生气，但吩咐下臣不要再逼他。
到了四十二年（1703），康熙西巡到了西安，依然没有忘记李颙，让地方督抚转达自己尊崇当代大儒，并打算亲自去拜访之意。李颙心里明白，这是康熙让他出山替清朝做事的最后手段，于是仍称有病婉拒，没想到康熙说接不接驾没有关系，并且真的来到李颐家乡的县城，捎信说要亲自到李颙家探望病情。李颙十分为难，竟大哭道：“我虽活着，其实和死差不多了呀！”他让儿子带着自己写的《四书反身录》等几本书去见康熙。
有政治头脑的康熙见到李颙之子，为不使他为难，也就不再勉强去看他了。他勉励其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意题‘操志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旌尔父之志。”并谕示鄂善：“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喜之。”并嘱咐要他们妥善照顺李颙，说自己因为是皇帝，不得不回京，而地方官守着李颙，早晚都可以向他学习，也实足幸运。
◎故事感悟
李颙恪守做人准则，不求名利，尽心于治学授徒，拒绝朝廷征召，被迫无奈时甚至以死相拒，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不屈气节，为世人和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史海撷英
博学鸿词科
原名“博学宏词科”，清乾隆时改为“博学鸿词科”。简称词科，也称宏词或宏博，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唐开元年间始设，以考拔能文之士。宋神宗后，因考试重经义、策论，考生语文水平降低，朝廷甚感起草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书乏人，遂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置此科。
清代康熙与乾隆时曾两次举试，不论已仕未仕，皆可应考。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得人颇多，甚有影响。康熙十七年（1678），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官员推荐的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结果全国推荐143人，考取15人。雍正末年，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各省督抚推荐，但未及举行考试雍正就死了。清乾隆元年（1735）才在京考试，各省推荐的176人，取15人，次年又举行，取4人。
◎文苑拾萃
桃林坪
（清）李颙
阴崖风雨泻回湍，一朵芙蓉不可探。
流水断桥缘石过，野花随意倚晴岚。
醴泉芝草，弃尽尘俗
◎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白居易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为官不久，辞官南归，主讲于各地书院40多年。曾编选《古文辞类纂》，著有《惜抱轩全集》等。
清代著名文学家姚鼐在乾隆年间中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后，他又任纂修官。这时，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看中了他，想把他纳入门下，但姚鼐没有听从。纂修任务完成后，当时很受乾隆信任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准备推荐姚鼐为御史，但还没来得及授官，刘统勋就病死了。姚鼐于是决心不再任官，他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四十四岁。他拒绝别人的举荐时说：“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辞官归家后，他以教学为生计，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的梅宗亮、管同；宜兴的吴德旋；阳湖的李兆洛；娄县的姚椿；新城的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派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当时居于相国之位的梁阶平曾经让他的亲信传话给姚鼐：“姚先生如果能出山，我当给予特别推荐，可以得到特别的擢升。”姚鼐不愿再去做官，婉言辞却了。曾任布政使的谢启昆见到姚鼐，评价他说：“姚先生如醴泉边上的芝草，能使人除去身上的庸俗气。”
◎故事感悟
姚鼐有自己的原则，志向可行、能兼善天下时方肯为官。在朝时，他拒绝了权贵的拉拢；知道自己的志向无法实现时便坚决辞官，以培养后学为己任。在他身上，没有一丝世俗之气，令人钦佩。
◎史海撷英
桐城派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辞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作品。
儒林叛逆吴敬梓
◎谁知将相王侯外，别有优游快活人。——白居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过着“笙簧之艺，渔猎百家”的奢华生活。后家道败落，移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后拒绝仕进。晚年贫困，漂泊扬州，卒于他乡。所著《儒林外史》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作”。另著有《文木山房集》、《史汉纪疑》等。
吴敬梓是清朝人，在他坎坷的一生中，他亲身体验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与世态的炎凉。历尽人生冷暖后，吴敬梓发愤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长达30万字的巨著。将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以绝妙的讽刺手法一一呈现，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中国讽刺学的先驱。
吴敬梓出身官宦世家，拥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天资超群，才思敏捷，少年时曾作诗冒充南朝诗人沈约的作品，竟骗过了许多人。
考秀才时，他从外地仓促回乡应考，入场时草草成章，心不宁、文未饰，居然荣登榜首。参加乡试时，他开卷后一挥而就，言有根、论有据，自认胜券在握，结果竟名落孙山。而一些他认为不学无术的人，反而都考上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令他愤愤不平，从此他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怀疑。此外，他又目睹无数的文人为科举求官而空耗一生，最后成为社会无用之人。这些见闻，使他对科举制度逐渐产生反叛的心理。
吴家到吴敬梓父亲时，家道开始衰落。其父吴霖起个性淡泊名利，在当时崇尚荣华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返乡。回家后，抑郁寡欢，第二年就去世了。此事使他深深体会到官场的冷酷与黑暗。
他的父亲死后，近房乘虚而入，引发了一场家财争夺战。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家族中发生这样的丑事，让他看到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叔伯辈虚伪的一面。这件事使他深受刺激，也形成了他蔑视富贵的叛逆性格。
争夺财产的结果，最后还是由吴敬梓继承父亲遗留下来的大笔产业。由于生性豁达，喜欢救人急难，无论识与不识，往往有求必应，还经常邀集文士雅士饮酒作乐，结果不到十年就把家产散尽了。他宣告破产后，因受不了亲族的白眼，索性把房屋卖掉，搬到南京居住。
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写文章攻击时弊，文名逐渐传遍江南，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安徽巡抚赵国麟得知他“文澜学海，落笔千言”，于是推荐他赴京参加廷试。在别人眼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却托病不去。
此后，他坚决不参加任何考试，并主动放弃秀才的资格。摒弃仕途后，他的生活更加穷困了，有时三餐不继，就拿几本书换一些米粮充饥。漫长的冬夜里，熬不住寒冷，他就找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乘着月色，绕着城墙一边走一边歌吟呼啸，直到天亮才进城，然后哈哈大笑各自散去，他戏称此为“暖足”。
后来他时常外出投靠亲友，以求接济。到淮安探访朋友时，他的朋友打开他的行囊一看，空空如也，连笔砚也没有，就诧异地问：“笔砚是文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东西，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他回答：“我胸中自有笔墨，要这些东西干吗？”
有一次他的亲戚去探望他，见他“不食两日矣”，就赠他2000钱。他拿到钱后，就邀约一些穷朋友痛快吃喝，根本不考虑明天有没有米下锅的问题。乾隆南巡时，别人都去夹道欢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视的态度。
历尽沧桑和生活折磨后，他决心通过文笔将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经过近半生的奋笔疾书，他终于完成《儒林外史》这部惊世骇俗的讽刺大作。
◎故事感悟
吴敬梓的家庭变故和对科举考试的亲身经历，使他日益看清了封建社会丑陋的一面。他才华奇高，却拒绝仕进，在艰辛清贫的生活中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巨著《儒林外史》。我们可以说，吴敬梓是当时社会的一位孤独者、叛逆者，却又是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之一。
◎史海撷英
讽刺小说
清代四大讽刺小说包括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又合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这些作品用夸张、讽刺的笔法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谴责了那些腐朽没落的势力，具有较大的价值。
◎文苑拾萃
《儒林外史》
吴敬梓在清代文网森严的情况下，假托明代的事情，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所谓“承平时代”表面繁荣的假象，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其内部黑暗糜烂、污秽不堪的真相。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暴露了他们空疏无知、堕落无耻的丑恶面目，无情地鞭笞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大小官吏的贪赃枉法和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为人们展开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
与此同时，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轻视功名富贵、鄙视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歌颂了淳朴单纯、自食其力的下层民众，揭示了农民在地租、高利贷等残酷盘剥下无法生存的悲惨命运和他们被逼无路时的奋起反抗。《儒林外史》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扬州“怪才”汪中
◎居高善下真君子，将有视无大丈夫。——格言
汪中（1743—1794），江苏江都人，字容甫，清代扬州学派中的领袖人物。他出身孤苦，无力读书，成年后靠在书铺做伙计得以偷空自学经史百家之书。20岁时入江都学为附生，34岁时举为拔贡生。但从此放弃仕途进取，过着以文为生的清苦生活，对先秦古籍以及文字、训诂、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且精于金石之学。其经学著作有《经义知新录》、《大戴礼记正误》、《春秋释义》等，乡土著作有《广陵通典》、《广陵对》，治学经验有《述学》六卷。
清朝的著名学者汪中学贯古今，知识渊博。但为人狂放不羁，不拘礼教，算得上是清朝文坛与学界的一“怪”。
汪中7岁那年父亲就死了，家境不好。母亲邹氏艰辛持家，一边操持家事，一边教导汪中，使汪中打下了较好的学问功底。
汪中没进学堂，但他喜欢学堂，常常到学堂里去玩。在学堂里读书的人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常常偷懒不做，汪中给他们代写的文章总是让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汪中就读于安定书院，对每一位山长（主讲并总领院务者）他都带着一串经史方面的疑难问题去问。如果人家答不出来，他就大笑而出，让山长尴尬不已。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放旷狂诞的汪中不畏天命，他经常骂神仙、骂菩萨；他不畏大人，敢用恶作剧戏弄达官权贵；他不畏圣人之言，对孔子也多有不敬。
汪中很狂，他爱骂人，谁都敢骂，什么都敢骂，蔑视一切宗教偶像和世俗权威。他说扬州城里读书读通了的只有三个人——王念孙、刘台拱，排第一的当然是汪中自己。有一个士大夫，写了一卷诗文，特来请汪中评定。汪中笑嘻嘻地对他说：“君不在不通之列。”那人大喜过望，连连做谦虚状，汪中看他那副模样，大笑着说：“君再读三十年书，可望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