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耐心聆听孩子对危机事件的全面介绍，父母不要打断孩子，不要主观评价，可以通过提问来逐一澄清问题，对事件有了初步了解后，以中立的角度与老师进行沟通，求证事件，以便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注意每个人都会从保护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不要认为谁是有意欺骗我们。
3.与老师单独沟通，处理危机，而且不留后患。无论老师多么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么固执己见，父母都尽量地坚持和老师单独沟通，一次不行可以两次，在学校里不行，可以考虑在校外。最好不要学校参与，一旦学校领导卷入，老师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他/她会采取更多的自我保护措施，恶化双方的关系。
4.做师生关系的润滑剂。表达我们对教师辛苦工作的谢意。老师的工作是繁忙的，他们需要学生的尊重和父母的认同，同时当父母有意识地与老师进行配合的时候，孩子的心理会找寻到一种安全感。
我儿子被精神病了
父母要注意收集一切与孩子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教育资讯，对这个社会的教育环境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以学习的心态与社会的发展对接，真正成为孩子生命的引领者。同时要用心地体察孩子的心理变化，给予孩子最需要的支持和鼓励，不要让他们在关键的成长期感受到绝望和无助。
郭涵光再也不去见妈妈给他找的任何心理医生了，他不再去上学了，他厌烦了一切……
学习成绩好了，但游戏规则又变了
郭涵光父母来到心理机构时显得疲惫与无奈。孩子从小到大都很听话，初中时除了英语学得不好，几乎不让父母操心。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父母，不忍心让孩子饱受应试教育之苦，为了回避高中三年英语的折磨，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一所日语私立职业高中，专修日语和技术，以后有机会出国深造。
开学之初，郭涵光信心十足，中考510分的他是全校入学成绩最高的，他憧憬着享受初中时那些尖子生的待遇——被同学羡慕，被老师欣赏和器重，就算偶犯错误也会因为成绩好而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开学不久，郭涵光就告诉父母这所学校简直是“太烂”了，同学中有的中考才二三百分，有的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中考，分流过来的。打架、抽烟、喝酒、搞对象、上课打扑克都是很正常的事。班主任也不像老师，更像警察，总是利用上课的时间没完没了地整顿秩序……妈妈不但没有觉得这是问题，反而窃喜这样可以减少出国进修的竞争对手。母亲兴奋地告诉儿子，争取学习成绩遥遥领先，各项评比优胜，能够去日本继续深造就是最大的胜利，如果同学个个都好，岂不是竞争的压力太大了吗？令母子都感到惊讶的是，第一学期结束，经过民主选举的模范生竟然是整天找同学收保护费的“老大”，而成绩第一的郭涵光没有获得一票。他彻底迷茫了，学习成绩好在这个环境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自己在重视成绩的环境里因为成绩不能名列前茅而是二等公民，换了环境终于名列前茅了，但游戏规则又变了。
高一下学期，郭涵光跟父母说，不再寄宿了，但父母考虑每天三个小时的往返是不现实的，拒绝了郭涵光的请求。从那时起，班主任经常向父母告状，说郭涵光经常当众顶撞老师，和同学发生冲突总是最先动手，尽管每次的结局都是他被揍得鼻青脸肿，但因为他先动手而被学校批评。班主任觉得郭涵光表情怪异，举止反常，建议妈妈带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开始妈妈没有在意，随后发生了郭涵光上课用书砸女生头的暴力事件，学校正式通知妈妈：如果孩子是精神病，以病休方式处理；如果不是精神病，则是严重的道德问题，需要处分。
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在加强职业教育方面出台了许多相关优惠政策，包括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关于人才市场上蓝领难求的报道，都无法真正改变老百姓的人才观，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会升入高中。从某种程度来讲，选择职业学校的大多是被应试教育列车甩下来的。每一个孩子都曾对自己的学业有过美好的勾画，但学习动机、学习方法、人际交往等环节都可能造成学习成绩不良，他们肯定用自己的方式尝试改变过，遗憾的是没有取得效果，失败后没有获得尊重和鼓励，由此引发或强化内心的挫败感，有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甚至产生强烈的“劣等感”。大量问卷统计显示，职业学校的学生往往容易出现的心理状态有：回避心理，用无所谓、不在乎来掩盖自信心不足；补偿心态，缺乏明确的方向感，无法从外界获得足够量的成长素，产生无价值感，把自己打扮成“老大”，或其他的违反校规，甚至用反社会的行为来补偿内心的失落感；报复心态，因为被应试教育所淘汰，所以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教师都充满强烈的排斥。
面对成长中的孩子，父母要注意收集一切与孩子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教育资讯，对这个社会的教育环境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以学习的心态与社会的发展对接，真正成为孩子生命的引领者。同时要用心地体察孩子的心理变化，给予孩子最需要的支持和鼓励，不要让他们在关键的成长期感受到绝望和无助。
一向听话的郭涵光与老师的顶撞、与同学的争吵是简单的行为模仿，还是他内心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以此给负性情绪选择一个出口呢？
无助的学生用暴力躲避欺辱
“孩子心理有毛病”让郭涵光妈妈蒙了，到哪里能够找到心理医生呢？她带孩子去了精神专科医院，当天就诊的人很多，医生还是迟到了，病人几乎是拥进诊室，郭涵光被大夫诊断为精神分裂。遵医嘱吃药后，郭涵光没黑没白地睡觉，妈妈为了不让孩子耽误功课，还是把他送到了学校。郭涵光整天趴在桌子上睡觉，引起班主任的警觉，又一次告状时，母亲如实回答，说孩子有精神分裂，正在配合医院进行药物治疗，请班主任多多关照。一石惊起千层浪，学校责令郭涵光不要再来学校了，一是要专注治病，二是患有精神分裂的学生在学校本身就是安全隐患。郭涵光妈妈这才意识到精神分裂是很严重的问题，她不甘心让孩子耽误学业，更何况暑假就要选拔去日本考察的学生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岂不损失更大了？于是又带孩子到另外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和孩子谈了一个半小时后，说孩子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比其他同龄人更聪明，但在与孩子沟通中发现妈妈有严重的问题，建议妈妈抓紧去看心理医生，如果需要应该尽快服药，避免对孩子构成伤害。妈妈的脑子彻底乱了，最后把希望寄托到张丽珊老师身上……
“医生给孩子诊断前是否做过测试？”
“没有，当时医生也就和孩子说了三四句话，就开药了。”
母亲的倾诉使我感受到郭涵光的无助，本来希望能够以绝对第一的位置充分享受尖子生的种种优待，没想到两个环境对人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懂得学习的他变成了另类，变成了被别人欺负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为了避免被人欺负，他先下手为强，成了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理解郭涵光不愿意住校的心理，他像一个惊恐的小鹿，在学校里无法拥有安全感，他渴望回家住，渴望得到父母的保护，当请求被拒绝时，他选择了制造麻烦。许多孩子的问题行为背后都是正当的要求，但通过正当的手段无法得到满足。可怜的郭涵光制造麻烦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被加上一个“精神分裂”的标签，精神分裂的郭涵光在学校又是怎样的境遇呢？
“我必须马上见到孩子，给他最需要的心理安抚。”郭涵光父母无奈地说：“他已经好多日子不去上学了，天天在家待着玩游戏；一让他上学，他就喊去学校就杀班主任，我们两口子怕他待在家里再网络成瘾了；可上学真要杀人不就更麻烦吗？本来今天打算把他带来让您给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但他说自己就是精神分裂了，用不着再看了。”
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建议他们告诉郭涵光，“有一个老师听了你的经历很难受，她希望见到你。”
“精神分裂杀人不犯法”
当天下午郭涵光来了，身材单薄，头发凌乱，脸色苍白……他的状态让我心痛。“孩子，能跟老师讲讲最近半年的感受吗？”
“没有什么感受，这样挺好的。”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
“当我听说你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时，我能想见你在学校的压抑，我希望聆听到你内心的声音……”郭涵光面无表情地瞟了我一眼。
“没有什么，感觉挺好，精神分裂杀人不犯法这一条就很好。”
他在为自己的“病症”寻找一个合理化解释，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一种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后的强烈的“弱势心态”，以此来安慰自己——尽管失去了健康，但拥有了杀人的特权；二是他真的对校园充满仇恨，如果这样就很可能引发校园血案。
精神分析流派的鼻祖弗洛伊德指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模糊和最不易把握的部分，是由一切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所组成，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按照快乐原则，在人的潜意识层中活动，利用自我来释放紧张和焦虑。
“自我”是人格的理智部分。自我根据现实原则对本我的欲求进行检查，对本我与外部世界，或本我与超我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并选择为社会所接受的合理行为。“自我”按照现实原则，力争既避免痛苦，又能获得满足。
“超我”是人格中的道德部分。它最初是通过认同并且内化父母的准则而建立起来的，随着个体的发展，超我最终成为独立于父母和环境的个人内部准则。从此，个人的自我管理与控制便取代了父母的管理与控制，而个体的人格也因之而发展成熟。
在很多时候，超我与本我之间，本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自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一下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同时本我的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渡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
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一种，是个体遭受挫折时用有利于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将面临的窘境加以文饰，以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从而为自己进行解脱，大家熟知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郭涵光就是用“杀人不犯法”来说明得“精神分裂”也是获得“特权”的一个途径。
“你真的想借助这个特殊的身份去滥杀无辜吗？”
“是，但凡是我要杀的肯定不是无辜的，我被同学追打，回到宿舍不知从哪里就会飞来东西砸到头上，躺在被子里，不知谁就胡乱打我。向老师举报，不但不会得到保护，反而会被老师羞辱，他们算是无辜吗？况且，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反正我杀人不犯法，我要杀四位数以上的人……解决一下中国的人口问题。”
建立了关系之后，为了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高效的辅导，我暂停了与他的交流，请他接受系统的心理测试，发现他恐惧、敌对两个因子在正常范围内分数稍高，但远远没有达到精神疾患的程度。
班主任让我成为全校的笑柄
第二次见面时，我们分析了心理测试报告，告诉他存在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为了澄清精神医生的诊断，我与郭涵光讨论他的第一次就诊经历。
“郭涵光，能告诉我当初你和精神医生见面时都说了些什么吗？”
“我幻听，脑子里总是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告诉我要这样做，另一个声音则告诉我要那样做。”
“还说什么了吗？”
“没有，大夫就给我开药了。”
我将人格系统中的三个自我讲给他听，身心完全健康的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和谐相处，但很多情况，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经常会出现两个声音，甚至三个声音的情况。比如学生放学回家，一个声音就说“看电视，玩会儿游戏吧”——这是“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另一个声音说“快写作业吧，明天要测验了。”——这是“自我”，遵循现实的原则；可能有的学生还会有第三个声音“为中华之崛起读书吧！”——这是“超我”。所以脑子里有两个声音是正常的，在心理辅导过程中简单地说自己幻听是不完整的，会误导医生的诊断，如果将两个声音的具体内容说出来，就会很好地判断是正常情况还是精神疾患的症状了。
心航路教育心理机构接待来自全国各地求助的青少年，其中被诊断为心理障碍的达到26%，他们已经非常认同自己有心理疾病，并进行合理化，产生了强烈的“弱势”思维，出现许多连带性心理和行为问题。对他们自我价值的唤醒需要艰苦而反复的工作。
郭涵光半天没有说话。
“可是，我现在希望自己是精神分裂，因为我真的想杀了班主任，她毁了我，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我是精神分裂了，她走到哪里都会说：‘郭涵光有精神病，你们可别惹他，他打人、杀人都不负担法律责任的。’
“老师，您知道吗？我们现在活得太苦了，成年人只关注分数，他们忽略了我们是人，是有各种感情的人……如果我杀班主任了，就会引起社会的关注。纵观历史，每次社会变革，都会有人牺牲，如果我杀了人，而救了那么多孩子，是不是也很有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