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满载知青北上的火车停靠在东北边陲重镇佳木斯。
知青们像洪水一般倾泻而出。大家按照学校“革委会”颁发的派遣单寻找各自归宿。同时，迎接知青的各个农场代表也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举着标牌、横幅、旗帜，寻找各自的远方来客。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找到了汤河口农场前来接站的人和车。
接我们的人叫黄唤金，汤河口农场“革委会”的委员，是三结合班子中的造反派代表。
黄委员的个头不算小，但腰是弯的，腿也站不直。一身对襟儿的黑棉袄，腰间扎了根绳子。他左眼上方留着一道深重的、苦难的、永久的疤痕。这道疤痕将委员同志的左眼向上提升了三毫米。于是，他整个脸上的五官位置都随之略有改动。黄委员的牙齿尤其不中看，两颗前门牙呲到外边，无论说话与不说话，笑与不笑，总是呲着，黄乎乎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
接我们的车是一辆老旧的长途客车。发动机前置，罩着一张与车身完全不同颜色的机盖，就像马戏团小丑安装的那个假鼻子。车身本来涂着墨绿色的油漆，但年久失修，绿漆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黄铜色的底漆，好像涂了迷彩伪装。一半以上的车窗没有玻璃，空洞的窗户上钉了胶合板。胶合板代替了玻璃后，一辆汽车就变成一头黄牛。车厢内只剩下三张座椅，其余的被连根拔除。地上的灰尘搅拌着油渍，厚厚的积了一层，踩上去就粘住脚，随处可以见到黏痰和鼻涕的污痕。
黄唤金照着名单对我们验明正身，应到的30个人全部到齐。他下令：“都坐下！”
“往哪儿坐？”大家伙儿问。
“地上坐！”黄委员答。
“脏！”大家伙儿抗议。
“脏？”委员同志发出难以理解的疑问，理直气壮地说：“思想是脏的地就是脏的，思想是干净的地就是干净的！”
完全想不到，这位丑态百出的人竟说出这样美丽的神话。
我说：“思想是干净的，地是脏的！”
左琳说：“思想是精神世界，地是物质世界，物质决定精神。地脏了就会把我们的思想给弄脏了！”
“对对对！”大家一边附和着，一边从车上涌了下来，四处寻找能让自己身体与肮脏的地面之间隔绝的物体。我和左琳跑到车站前的一个“便民商店”买了一大沓旧报纸，毛子捡了几块砖头。
当我们再次登车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已经安然就座了。他们刚才七手八脚地把广场边上的一个大字报专栏大卸八块。把木板、木棍一并拿回，用砖头垫起来，搭成六排座位。我们三人坐享其成，都有些不好意思。
汽车开动了，继续北上，一路颠簸。
一个钟头过去了，窗外还是荒凉的原野，毫无汤河口农场的迹象。有人忍耐不住性子，就向黄唤金提问：“该到了吧？”
“早着呐！”黄委员不屑一顾。
“不是说——离佳木斯只有60里路吗？”
“那是老场，你们不去老场，是去新建点。”黄委员解释道。
“新建点在哪里？”
“鸭子河。”
“多远？”
“还得走四百多里吧。”
“啊！”
大家骚动起来。一阵牢骚，埋怨学校“革委会”事先没有交代清楚，不知道是农场的问题还是学校的问题。
我转头看看左琳。她无动于衷，甚至有一丝得意的表情。她的意思是越远越好，恨不能一个跟头直接翻到西伯利亚去。
我们在破车上煎熬了五个钟头之后，终于进入一个小镇子。黄委员宣布：这就是我们暂时的目的地，我们要在这里与大队人马汇合并且集训几天，然后开赴最终的目的地——鸭子河。
这个小镇叫集贤镇。镇子当中有一条马路铺了扁圆的，光溜溜的鹅卵石。石子路两边是各种店铺，有理发店、商店、成衣店、书店、粮店、布店、鞋店等等。有几家店铺甚至是古色古香的两层木板楼。但店铺冷冷清清，无人光顾。
不过，有一家饭馆引人注目，牌子上写着：国营反帝反修大餐厅。餐厅的门口汇集着十几辆马车，沸沸扬扬。车老板儿都在屋里吃饭。屋里面一片嘈杂，喝五猜六。跑堂的伙计高声吆喝着：“打倒帝修反，一天三顿饭！一屉包子一碟蒜，一碗儿清汤面！”
“这就来啦！”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饱了不饿呦！”
镇子里除了这条街道之外统统是土路。土路两边是民宅，每户都有围墙。看家的狗冲着过往的人叫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马粪的臭味儿和马尿的骚味儿。
我们住进一个大粮库里。粮库的围墙和大门都用石灰浆刷着大字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粮库坐落在镇子的最东南角上，是镇子的郊区，再往前就是一望无边的庄稼地了。庄稼地的土壤是黑色的。黑油油的土地上躺着被割倒的，一堆一堆的玉米秸，一片枯黄。枯黄的玉米叶儿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一个被称为林参谋的现役军官负责接待我们。他是个小个子，而且是小鼻子小眼，一身崭新的绿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窝窝囊囊。我们到达时，他正忙着指挥一些妇女（好像是雇来的民工）在粮库的露天地上埋锅造饭，忙着介绍各路人马相互认识，忙着应付人们各种各样的提问，忙得头晕目眩、语无伦次。
粮库主任是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他跟在林参谋身后，啰啰唆唆地说了好大好大一堆话。这堆话的大意是：眼下正在秋收，秋粮马上要入库了，我们不能在他的仓库里久住，他需要知道我们确切的离开时间，以便安排秋粮入库的大事情。为了强调他的事情何等重要，他把那些即将入库的大豆、玉米、谷子等统统称之为“战备粮”。
1968年的中国东北边疆，战备气氛异常浓重。中、苏边境武装冲突断断续续，不断升级。那时，中国有两个大敌——美帝、苏修。美帝离着远，苏修就在家门口，是两敌之重。为了应对苏修的侵略，中央决定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名称有点长，我在下面的叙述中就简称为“兵团”。
兵团列入沈阳军区的战斗序列，由沈阳军区选派现役军官担任营团以上的主官以及司、政、后机关的主要领导。兵团在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基础上组建，每一个农场编成一个团，分场编成营，生产队编成连。
兵团的组织形式可以说是一个奇思妙想，一种无与伦比的智慧。它用军事化的体制把布满东北边疆的一百多个国营农场统帅起来。这些国营农场都是1958年由成建制的解放军转业官兵组成的。这些官兵都经过战火硝烟的锤炼，既有实战经验又一直没有脱离成建制的组织。
须臾之间，十万骁勇善战的老兵带领六十万热血沸腾的青年就部署在中苏边境上，枕戈待旦。
同时，国营农场的老兵经过十年的垦荒，积攒了规模化、机械化的农耕经验。这支部队并不需要巨额的国防开支，他们不但能够自给自足，养活自己，还变成了全国的粮食供应基地。
我们将要投身的汤河口农场正在接受改编，改编为兵团第117团。117团即将开赴反修最前线——鸭子河。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粮库里陆续集合了400人。
400名知青除了来自哈尔滨外，更多的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还有的来自杭州。几乎一半男生一半女生。他们带着一股城市气息，这种气息让小镇生机盎然，就像秋风瑟瑟的荒野里生起了一团炙热的火焰。镇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前来围观，投掷以羡慕、惊讶、新奇的眼光。而知青们在这种受人瞩目的环境里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大家兴奋地互相招呼着，盘问着，倾诉着、炫耀着。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1968年的10月，这个寂寞、孤独、偏远的边陲小镇上，呈现出400朵青春焕发的朝霞，400颗天真无邪的心灵，400双朝气蓬勃的翅膀。
除了城市知青外，粮库还来了一帮子农民模样的中年人。他们是汤河口农场的职工，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黄军装、黑棉袄、蓝制服、灰大衣。讲什么口音的都有，河南话、山东话、四川话、湖南话等等，等等，南腔北调。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有点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小炉匠戴了顶破帽子，帽檐塌下来，穿了件农民那样的对襟儿黑棉袄，见人就点头哈腰，哆哆嗦嗦。他没有笑容，脸部的神经好像完全麻痹了，没有任何表情。他们一帮人管他叫汪文清。
我们兴奋之余就是苦恼：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人太多了，乱哄哄的。
那天傍晚，眼看就要开饭了，林参谋隔着一条街，冲着做饭的妇女喊：“刘嫂！又来10个人！加伙食呦！”
“知道啦！”刘嫂响亮地回答。
她一转身抄起一个大勺子，有碗口那么大，在盐袋子里盛上半勺子大粒盐，掀开锅盖，朝那一锅疙瘩汤撒下去并乘势在锅里狠狠地搅和了几下，自言自语道：“得嘞！”随即，解下围裙，随手一扔，哼起流行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嗨呦——十八岁的哥哥呦——要去把军参……”
那晚上，我们谁都没吃饱，但都吃够了，疙瘩汤就像用海水煮的。
一连两天，林参谋每天组织我们学习。学习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兵团党委文件等，同时，也一步步地把117团的情况做了讲解：
117团的基础是汤河口农场。汤河口农场位于佳木斯以南约60里路的一个占地三万亩的老兵营，周围都是农村，没有发展的余地，不利于规模化的开垦。所以兵团司令部决定将新组建的117团设置于中苏边境一带的鸭子河，把汤河口农场整体搬迁过去。
汤河口农场是由三路兵马汇集起来的。第一路是铁道兵第9师一个整建制单位的集体转业官兵；第二路是西北军区工兵团一个整建制单位的集体转业官兵；第三路是陆军第15军从转业干部中挑选的1260名校尉军官。这三路人马在1958年的秋天，由军人变成了农场职工。117团组建之后，原来农场的职工就自然地统称为：“老职工”。老职工如今成为117团的骨干，而我们五个城市来的知青算相当于补充到117团的新鲜血液。
到了第三天，林参谋终于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把粮库里的人编成两个连，第5连和第6连，立即进军鸭子河，后续来人随到随编，随编随进。
临行之前，我们在粮库的空场上集合。场地有限，没法整队，就像群众集会那样。
林参谋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给大家讲话。他首先照着名单把我们一分为二。我和左琳还有毛子都被分到5连。
然后，林参谋郑重地推出两位连长。
5连连长是李东山。林参谋喊到他名字的时候，他用非常军人的姿态应了一声：“到！”然后端起双臂有节奏地跑步来到前面，向后转——向大家敬军礼——退到林参谋之后。
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年汉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张方方正正的脸，黑黝黝的，眉宇之间浸透着军人的那种执著，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一身旧式军装，两肘打了补丁，整整齐齐，他在刹那之间就赢得了我们的敬意。会场的气氛随之庄严起来，一股军人的荣誉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林参谋接下来喊叫6连连长王旭文。
王旭文举了一下手，原地不动。他是个瘦高个子，眼睛长而有神，挺拔的鼻梁，长方脸，黑脸膛，有棱有角，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一件旧式棉军衣不是穿着而是披着。他举起一只手的时候，透出十足的霸气和一种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强。
林参谋看着他，显然是希望他也能出列，也跟李连长那样，来点正规的。但是，这位王连长显然没有出列的打算。他看着林参谋，若无其事。他们对视了大约一分钟。林参谋有点不知所措。
尴尬之时来了救兵，一个虎头虎脑的现役军人一路小跑来到林参谋身旁，对着他的耳朵低声细语，用一只手遮住嘴巴。林参谋频频点头，尾随来人离开会场。
停了好一会儿，林参谋回到会场。我们都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来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旋即静止，会场恢复了庄严。
林参谋手里多了一叠文件，他没照着念，口头传达如下：汤河口农场原党委书记汪文清同志已经平反！兵团党委决定立即恢复他的工作，现正式任命他为117团副政委。
我的脑子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啊，汪文清？小炉匠？
还真的是他。人间奇迹发生了。
林参谋示意汪文清站到前面来。
就在汪文清唯唯诺诺地走出老职工队伍时，我察觉到林参谋用双手正了一下军帽，又按了按上衣的第一个纽扣。他显然是要有所作为。
果然，当汪文清颤颤巍巍地走近时，这位林大参谋突然立定，转体30度，正对汪文清，两只黑皮鞋后跟“咔嚓”一声碰在一起，然后就是：端臂——跑步上前——敬军礼——高声朗诵道：“报告汪副政委同志，第117团第5连、第6连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啊！汪文清目瞪口呆，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摘下那顶小炉匠式的帽子，居然弯下腰去向林某人鞠躬。
我们被震惊得天翻地覆，随后发出一场山洪暴发般的爆笑。
汪副政委没有发出任何指示，稀里糊涂地躲到人群后面去。全场乱成一锅粥。
林参谋力排众议，高声喊道：“注意！明天拂晓出发！现在——各连行动！”
大会散了。
5连的人被李东山招呼到空场地东侧，6连的人跟着王旭文涌到西侧。
李东山拿出预备好的名单，给我们分排、分班。总共4个排，男女分开，男生2个排，一排和二排；女生两个排，三排和四排。我被分到二排五班，排长、班长都由老职工担当。
排长不是别人，正是跑到佳木斯去迎接我们的黄唤金——黄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