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到了农垦总局就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不仅随随便便而且还骂骂咧咧。
时任秘书的李子任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军阀做派,就放肆地给这位大领导提出意见——不应该骂人。“老爷子”想了半天,觉得这个意见并无不妥,于是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主要是脾气不好等等。不料李秘书得理不饶人,抗争道:什么叫脾气不好?你脾气不好敢骂毛主席吗?这位大领导被问得瞠目结舌,难受了一大阵子,闭门思过,越想越有道理,是嘛,自己脾气虽大但却既不敢骂毛主席,也不敢骂朱总司令,只敢骂下级,真是个怪脾气。他问总局领导,那位给他提意见的人是“卖什么果木的”?总局领导说:秘书。他竖起大拇指头,说:有水平!有水平!有科长的水平!于是,李子任就被提升为科长。
李科长心胸豁达,刚直不阿,在文革中吃了大亏。他的许多言论都遭到严厉批判,最终被下放到汤河口农场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他被安排在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在洪水过后,他就留在5连长期“蹲点”。我们管他叫:老李。
老李算得上我的启蒙导师。
有一回,我们连部的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牌。我抓了满手老K以下的基层群众,没有王,也没有将。我气馁了,把牌往桌子上一扔,说了句:没劲,不玩儿了!
老李那时正好坐在我旁边看热闹,他捅了我一下,说:“拿起来,接着玩儿,我给你支招。”
我把牌拾起来,完全看不到希望,完全不去思考,任凭他摆布,他说怎么出就怎么出,打着打着局面竟然豁然开朗,转败为胜。我大吃一惊,问他怎么回事儿,一张主牌都没有居然能打赢?他淡淡地说了句:“一无所有无不有——牌理。”
妙!于是,我向他讨教牌理。他笑而不答。我呢,一路穷追不舍。他让我逼得走投无路,无奈之下给我上了一门牌理课。
他说:“所谓牌理,就是打牌的道理。此道理的精髓是:靠心念而不是靠运气。也就是说,牌好牌坏都是你的运气,你能不能打赢它是你的心念。心念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态。态度端正了,心就稳下来,心稳下来就能出智慧。智慧能使你把手里的牌排列成一个严整的阵容,然后,你就能寻找和创造机会。有了这种态度就进入了高深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你就不会看重一招一式的胜败得失。而当你不去看重一招一式的胜败得失的时候,你就把控了最终的胜局。”
他接下来说:“其实打牌本是人生的游戏。牌理就是人生的道理。人生分两种,一种人的心念被运气左右,另一种人的运气则随着心念变化。前者的人生不能自主,结果往往是败局,后者的人生靠自己把握,结果常常是胜局。所以,不论命运给了你什么,你都要坦然地接受它,然后你缜密地计划你的行动,进而去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你把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看成基石而不是结局的时候,你就赢了人生的大局。”
这套牌理伴随了我一生。
第二个才子叫向靖宇。他是重庆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书读到高中的时候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期间已经成为15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1958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加上没能跟一个打成“右派”的战友划清界限而加入到开发北大荒的军垦队伍之中。
他的功力是写散文。他到北大荒十年中写了上百篇散文,陆续登载在《东北农垦报》、《合江日报》、《黑龙江日报》和几本文学杂志上。他是大作家丁玲的门生。丁玲被打成右派后,被发配到汤河口农场劳动改造。向靖宇就在这期间拜丁玲为师,练习写作。
然而,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并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他英俊、白净、清瘦,总是衣着整齐,精神抖擞,从不萎靡。尽管从大城市里的军部机关,瞬间跌落到北大荒寒冷的泥沼里,他依然对自己、对革命、对生活、对未来充满矢志不渝的信念。在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无论处境如何,无论住在帐篷里还是窝棚里、茅草屋里或简易房里,他的家里总是整洁的、温暖的,总有鲜花,有笑脸。
第三位才子是朱海瑞。他也是15军的转业军官,曾任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是武人中的文人。他的功夫是语法和文字,是团部所有文件的最后审稿人。经他批改过的文件绝对没有文法、句法的错误,也没有错别字,除非付大肚子在他审过的稿子上又动了手脚。所以,团部发出的文件上如有文字不妥一律系付某所为,怨不着朱某。
朱海瑞长的像一个相声演员,是一个喜剧人物也是一个闹剧人物。有一回他带领老婆到向靖宇家里参观,深有感触,回到家里指责他老婆把家里弄得像猪窝。他老婆性情豪放,不识女红,被人们赞誉成“孙二娘”。
孙二娘反驳道:“呸!你还敢跟向靖宇比?他家有个五斗柜,你有吗?你有吗!”
朱海瑞慢条斯理地反诘道:“结婚那时候你没说要五斗柜,你要说要五斗柜我能娶你吗?你值个五斗柜吗?”
孙二娘听罢,义愤填膺,抄起炒菜的锅铲就朝她丈夫的鼻子挥舞过去。
从此,朱海瑞的鼻子上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留下了人们的笑柄,留下了历史的苦涩。
第四位才子是宋福生。他是文革前的老支边青年。那时候中国出了个叫邢燕子的支边青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发表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正在上海念高中的宋福生毅然放弃学业支边到汤河口农场。
宋福生也是一个高个子,但面相有些悲凉,一副眼镜罩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脸上长满了青春痘。那些青春痘因为年久失修,缺乏治理或治理不当而发炎溃烂,留下了红灿灿一片伤痕。同时,沧桑岁月日益加深了那些伤痕的印记,无情地吞噬了他真正的青春。他在希望和失望的轮番折磨中度过了四年的光阴。
他的功力是写文章,写总结,写大批判稿,写先进人物报导,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报告等等,是全团的一支笔。闲着的时候,他总爱跟朱海瑞斗法。有一回,他主动挑起进攻,给朱海瑞写了一首诗:“海瑞本来是清官,如何鼻梁有一残。疑是盗名欺人世,不是海瑞是海端。”
朱海瑞立马回敬一首:“四只眼睛看不清,满面风骚总不平。欲想正人先正己,否则是非不分明。”
宋福生虽然下乡四年多了,但是,孱弱的身体一直没能让他通过劳动关。他在水灾之后跟随5连重建家园,到江边船上卸砖,不堪重负,洋相百出。韩本五十六又赠“诗”一首:“宋福生挑砖,咬紧牙关。一上跳板,两腿发酸。”
朱海瑞和韩本五十六这两首打油诗击中了宋福生的命门。每逢他遇到时来运转的关键时刻,齐哈哈就把这两首诗阴阳顿挫地一念,那机会就与他擦肩而过了。
政治处的一彪人马不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准备的战略转移。他们带着一顶帐篷和一袋子盐。这一袋子盐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正面临缺盐之患,如今有几百吨小麦,有几百头猪羊,加上一袋子盐,我们军心大振。
杜政委听完郭信良的汇报,满意地点点头。当听到郭信良一再表示目前吃小麦就算欠着国家时,他一丝不苟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雍容大度地说:“什么欠不欠的?粮食是国家的粮食,人也是国家的人嘛!”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政委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比我们连队这帮子领导人高出一百倍!郭信良还要记什么账,还分是分毛是毛的,愚昧至极!
一阵礑礑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天。
天就算亮了也没有曙光,一片灰暗。雨没停,风没住,太阳没出来。横无际涯的洪水还在冲击着二道大坝,一浪跟着一浪,气势汹汹。
我们两个连队分成两班昼夜维护大坝。我被固定在三米长的防御责任区内,不敢怠慢,不住地填土加料,精心守护。全连每人都有三米长的责任区,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遗余力。
二道大坝是我们的生命线,是生存和死亡的边界,是阳世和阴间的唯一屏障。
我守望着滔滔不绝的洪水心中涌荡着恐惧、焦虑、惆怅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