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里的包子仍回那个盛包子的大盆里，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收住脚，又折返回来。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冲动驱使我折返回来，一股巨大的力量排山倒海般地充斥了浑身。
我对眼镜说：“来来来，过来一下，有事儿跟你说——”
我连拉带扯地把他拽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怒目而视之。
他这时感到大事不妙，连连摆手道：“别激动别激动！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呐？”
我的拳头在那一刻已经不听头脑的指挥了。它冲着眼镜“嗖”一下挥舞过去。
眼镜发出一声惨叫，“咕咚”的一声就躺在地上。眼镜的眼镜腾空而起又骤然而落，摔得七零八碎。
眼镜跟着就爬起来，爬起来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喊：“打人啦——打人啦——连部的人打人啦——连部的人呐——”
我于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紧了一扣腰带，用力地抖了一下披肩布，往肩上一披，对着发麻袋的人吼了一嗓子：“发！”随即一头钻进去，一挺身，“腾”一下站起来。我迈开步子，呼哧呼哧地走起来，一直把那个麻袋扛到它该去的地方。
那一刻里，我感受到了一个男子汉的八面威风。
我把胸膛挺得高高的，扛了一个又一个……
杜瞎子把一只手举到额头上，看天，看了足足半个时辰，说：
“坏了——坏了！”
他急急火火地派人把李东山叫到场院上，对李东山说：“了不得了，这场雨怕是要下它个十天半月的。”
李东山说：“还有一半的麦子没收回来呢……”
杜瞎子说：“收不回来了，烂到地里吧，能把场院上的保住就不错了。”
他煞有介事地接着说：“不是老哥我吓唬你，这雨说到就到，一下就是半个月，到时候，场院上的粮食可都得发霉捂烂了。”
李东山反问道：“那咋办？”
杜瞎子说：“立马搭一个晒麦棚，越大越好，麦子放到里头，雨天也能摊开了通风。”
李东山说声：好！随即调兵遣将，把砖场上的柞木杆子统统拉到场院上，又把六排的人全部调来搭棚子，不到三个钟头，一顶硕大的晒麦棚就搭建好了。六排的人紧跟着就在晒麦棚里铺地面，用砖场拉过来的残砖费瓦打底，夯实了，再往上垫土，把地面垫得结结实实，平平整整。
李东山接着就跟团部联系。他把这里的紧急雨情做了报告。
电话的另一端是团长高全盛。他操着山东大嗓门喊到：“知道啦——也别光听杜瞎子的——收割机不能停——一粒粮食也不能烂到地里头——你给我听好啰！”
不过还算好，高团长毕竟答应多派些车来，把场院上已经装好袋子的小麦拉走。
一个钟头过后，场院上开进来十几辆卡车。
我们立马开始装车。车箱紧贴着麻袋垛，麻袋堆得像座山，我们俩人一组往车上抬，挥汗如雨，死去活来地干。
干到半夜，那座麻袋山终于搬走了。还没晒干的麦子统统运到晒麦棚里，在里头围了十来个粮囤，俗称：穴子。穴子用的是预先编好的席子。席子随着麦子的增加，一圈一圈地往上缠绕，逐渐加高。干到这时候，才觉出杜瞎子的英明伟大。
麦收时节的场院管理必须要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得把必要的物资准备充分不可。当时，席子已经编了一百领，草帘子编了一百张，而杜瞎子说：“不够不够，还得再编一百领席子，两百张帘子。”
李东山抽着关东烟，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他半天，终于狠了狠心，把烟蒂碾得细碎，像赌博一样，说了句：“就听他一回吧！瞎模糊眼的！”
于是，两个排的女生又苦干了三天三夜。现在可好了，那两百张帘子都盖到晒麦棚顶上，一张多余的都没有，一百领席子都围成穴子，还不够，用几块苫布顶替。
杜瞎子真是能掐会算。
已经深更半夜了，原有的麦子都已经归拢到晒麦棚里，但那台55和团部派来的一辆卡车还在拼命地往回拉麦子，那几台康拜因还在地里玩命地转。晒麦棚里已经满满当当，杜瞎子气急败坏地喊道：“咋还往回整呢！”
过了半夜，天就下起露水来。露水浸湿了麦子，收割机的脱粒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就脱不净麦谷，谷粒儿里裹进了一缕一缕的麦草。
新收回来的麦子一车接着一车地往场院上堆，麦子伴着湿漉漉青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场院上。带动卷扬机和电灯的那台发动机发出疲倦的怨气，气喘吁吁地坚守着岗位。
我们已经累得五迷三道，魂不守舍。出了窍的灵魂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在令人痴迷的青草幽香之中飘飘然然，悠悠荡荡。
突然，一阵狂风把我们的魂儿收拢回来，雨点儿跟着掉下来，“吧嗒吧嗒”地打在每个人脸上、手上。大家伙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杜瞎子。他张罗着把最后一车麦子用苫布盖好，高呼一声：“撤！”
人们一哄而散。
我走到杜瞎子跟前，试探着问：“这雨——真能下半个月？”
杜瞎子没好气儿地说：“爱信不信！”
杜瞎子的话让我感到无限幸福。
我们已经在场院上苦干十几天。每天都干到半夜，带着一身的臭汗回到帐篷，举起一桶凉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就一头倒到铺上睡着了。睡得正香，又被上工的钟声敲醒。其实，那也不是个钟，是一块犁臂，钢质很好，发音清脆响亮，就挂在帐篷门口，一遇紧急情况就有人拿了根拖拉机的链轨硝子去敲，平时听着还行，自打从麦收开始，让杜瞎子一敲，简直就跟丧钟一般。我们就在那片丧钟“铛铛铛”地催促下，迷迷糊糊地走向场院。日复一日。
这也就是说，眼下这场雨足以让我们安生地睡上几天啦。我踏踏实实地躺到铺上。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醒了，从帐篷的通风口往外看，天像漏了一样，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帐篷里的人一半还在睡着，一半已经醒了。醒了的也不起床，赖在被窝里，有的看书，有的一边哼着样板戏，一边伸着懒腰，还有的啥也不干，直挺挺地躺着，枕着两只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棚顶。
连部的通讯员穿着一身雨衣钻进帐篷里。他来叫罗立华到连部开会，叫我也一起去。平时的排长会议我都参加，只是列席，没有发言权，负责做记录。
我穿好雨衣，跟着过去了。
连部里已经坐满了人，各排排长，还有王少勇，还有杜瞎子。
大家伙儿都很振作，只有王少勇坐在那里打瞌睡。李东山捏着一节正在燃烧的烟头往他鼻子尖儿上碰了一碰。他被烫得一激灵，刚要发脾气，发现是李东山，便把火气压了回去，揉了揉眼睛，自言自语道：“嗨，上岁数喽，没年轻时候那股精气神啦！”
郭信良说：“哼！你他娘的年轻时候就这德行！哪有啥精气神？”
“对对对，年轻时就这德行！”大家齐声附和。
老油条说：“一个人，打一回瞌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打瞌睡，不清醒，王少勇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才难得，人才难得！”
大家七嘴八舌，群起而攻之。
李东山说：“好啦好啦，饶他一回吧，咱们开会。杜大主任，来来来，请您老人家先说，说说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杜瞎子可有派头啦。他拿捏了好一阵子，才慢慢悠悠地开讲：“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云里套着云——大雨封住门，雨走云不散——大雨连成片。’我观天象，云里不仅套了云，还套了三层，三层啊！这回的雨呀——下个半拉月也是它！依我看，今年的麦收到此为止，整点儿别的事儿干吧。”
郭信良说：“胡说八道！两百垧地的麦子不收了？干啥？啊？”
李东山忙说：“别别别，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杜瞎子说：“说完啦！”
会场跟着就沉默了。
老油条打破了沉默，慢条斯理地说：“要是真下半个月的雨，康拜因下不去地，就得干等着，等到半个月以后，地里的麦子可就烂了。这农业嘛，就是靠天吃饭。没别的办法。”
郭信良激动得跳起来，红头涨脸地说：“康拜因下不去地就拿镰刀去割！用手拔也得把麦子拔回来！”
杜瞎子也跳起来，指着郭信良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我说你啥好呢？你白在农场干十年啦！拔回来干啥？烂到场院上？太阳不出来就晒不干，雨不懈气就通不了风，还不是捂烂了？还拔回来，尽扯鸡巴蛋！”
郭信良被杜瞎子干灭了火，垂头丧气地坐在炕沿上。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郭信良抢着接电话。他故意把听筒从耳朵边移开，让大家都能听见对方的声音。
电话机里传出高团长打雷一样的声音：“不要依赖机械化！要准备上人，上镰刀！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是一根一根地拔——也要把地里的麦子拔回来……”
“小镰刀打败机械化”是1969年麦收时节兵团党委提出的豪言壮语。
那年夏秋之交，整个黑龙江北部阴雨连绵。
兵团的各级首长们坐在电话机旁，捶胸顿足地颁布命令，把这样一句浸透着时代特征的胡言乱语传遍了整个垦区。
于是，十万伤痕累累的老兵带着六十万嫩芽初露的大孩子们就拿着小镰刀，在风雨之中，在沼泽一样漫无边际的田野里，猫着腰，顶着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渴了就仰起头，张开嘴，喝上几口雨水，饿了就从口袋里拿出馒头咬上几口。“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是那时候最为流行的语言。这类语言被当作革命的口号，激励着一个特定的群体，但是，它又恰恰伸张出这个群体深重的苦难。
这就是1969——1970年的兵团。
拖泥带水的麦子，一部分留在地里，一部分散落在路上，一部分烂到场院里。苦干一场，几乎颗粒无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