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宫档案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在东归的漫漫路途中牺牲了生命。清廷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把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今属蒙古国）等多处水草丰美的草场划给土尔扈特人作为他们的游牧之地。清政府还拨出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举部回归的壮举，也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二
时光过去二百多年，回归的土尔扈特的后代子孙们如今已完全融入祖国的民族大家庭。现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属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区的几十万蒙古族，大部分是卫拉特蒙古人的后代。其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是土尔扈特人最大的聚居地，在水草丰美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勤劳的土尔扈特人仍然过着传统的放牧生活，经营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在州府库尔勒市，建有土尔扈特东归纪念园，园内顺山势而建的东归纪念塔高耸入云，石阶下面的平台上矗立着高大的渥巴锡雕像，这位英雄戎装骑在马上呈奔腾之状，气势不凡。在巴州各地，纪念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东归的纪念碑、博物馆等有很多。不忘历史，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成为土尔扈特人民的历史传统。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还居住着一支鲜为人知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他们是在渥巴锡率部大举东归之前就回到祖国的。1698年，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渥巴锡的祖父）派遣其侄子阿拉布珠尔率部众及精兵500人，以熬茶礼佛之名，从伏尔加河流域启程，前往西藏参拜。因当时恰逢噶尔丹叛乱，他们归途受阻，请求内附，被康熙帝赐牧于党河、色尔腾地方。后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在威远营设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直属清政府管辖。
1949年9月27日，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扎萨克郡王、旗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塔旺嘉布代表全旗各族人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新中国成立后，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及额济纳旗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为开发建设西北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1958年我国的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即发射神舟载人飞船的酒泉发射基地，今称东风航天城）在额济纳旗境内建立，为支援国防建设，额济纳人民让出了最好的草场，为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1998年是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300周年，额济纳旗旗委、旗政府在达来呼布镇隆重举行了“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300年”纪念活动。
渥巴锡举义后，当年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数万土尔扈特人，受到沙俄的严密监视，始终没有能找到东归的机会。随着时代变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于1920年建立了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区（在俄语中，卡尔梅克是“留下来的人”之意），1935年成立卡尔梅克共和国。1943年卡尔梅克人由于“与德国侵占者合作”的罪名，被强行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地区。1958年该事件平反并重新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此后几乎所有的卡尔梅克人又重返故土。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有人口31万，其中卡尔梅克人约占一半，他们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和藏传佛教的信仰；在首府埃利斯塔，建有喇嘛寺庙。近几年卡尔梅克共和国加强了与中国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的经济文化联系。
三
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了中华各族人民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土尔扈特东归240周年的时候，笔者为撰写此文查阅了大量资料。拂去历史的尘埃，当一幕幕鲜活的场景跃入脑海的时候，抚今追昔，心情颇不平静。特作词一篇，祭奠和告慰那些在东归途中献出生命的土尔扈特英雄们。
词曰：
壮哉东归，万里途长，人马嘶鸣，浩浩荡荡。
饥寒险阻，艰辛备尝，十万忠魂，遽尔成殇。
旌旗所向，初升之阳，矢志无悔，气概无双。
英勇卓绝，万代景仰，思之叹之，累世不忘。
大哉中华，千载传邦，河山万里，疆土泱泱。
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巍峨昆仑，摩天青藏。
文明昌盛，岁月悠长，煌煌青史，各族共创。
大国崛起，虎跃龙翔，人民亿兆，繁荣永享！
是以为祭。
2011年5月
嘎达梅林：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这是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开篇的几句，据说这部史诗般的民间创作长达两千余行，全部唱完需要四个小时，可谓鸿篇巨制。
多年来以嘎达梅林起义为题材的音乐、影视作品众多。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音乐家辛沪光就创作了大型交响诗《嘎达梅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部大型交响作品。2002年著名导演冯小宁拍摄了电影《嘎达梅林》，2011年初，陈家林导演拍摄的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又搬上了荧屏。这两个版本的《嘎达梅林》的共同特点，是都由名家执导，演员阵容豪华，起用知名音乐人创作音乐和演唱，都是大手笔制作。
影视作品属于艺术，为了主题的需要，情节难免虚构。我认为只要大背景和基本情节不与史实相悖，就无可指摘。影视这类大众媒体，对于普及历史知识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我这里要说的，是一般观众可能不大了解的有关嘎达梅林起义的几个史实。
1. 关于嘎达梅林的真实姓名
一般人都知道，梅林是官职，是王爷手下掌管军事的头目（旗卫队的队长）。然而“嘎达”这一称呼却并不是这位梅林的名字，而只是蒙古族对家中最小的孩子的通称，与姓名无关。在东北地区，人们现在还把家里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嘎达”，大概是蒙汉之间语言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据史料记载，嘎达梅林（1892—1931）姓莫勒特图氏，本名那达木德，又名业喜，汉名孟青山，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达尔罕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塔木扎兰屯人。那达木德小时候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蒙汉文兼通，因而到旗卫队当兵后升迁较快，先后擢升章京、昆都、扎兰、梅林（都是军职）等。
2. 是谁的部队镇压了嘎达梅林起义？
到底是谁的部队残酷镇压了嘎达梅林起义？答案是肯定的，出兵镇压嘎达梅林起义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可能是出于为贤者讳的原因吧，影视作品都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基本史实，而一般观众也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张作霖的军阀部队干了这件事。事实是，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奉天城（今沈阳）郊外的皇姑屯，而嘎达梅林起义发生在1929年11月，此时张作霖已死了一年有余了。张作霖死后，其权力由张学良接替，1928年底，具有新派思想的少帅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这就是史称的“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继续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嘎达梅林等屡谏不成反被投入监狱，后遂有聚众造反之举。有的影视作品在拍摄时，让围剿嘎达梅林起义的东北军仍然打着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这是违背史实的。1931年，嘎达梅林起义声势愈盛，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蒙古族）所部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抗垦队伍在通辽北舍伯吐附近的乌力吉木仁河（今新开河）畔的红格尔敖包屯渡口，准备渡河南去时，被李守信部包围歼灭，嘎达梅林战死。李守信割下了嘎达梅林的头，回去送给他的上司，后嘎达梅林的头颅辗转被送到达尔罕亲王手里，达尔罕王命在旗内悬挂示众数天。后来在乌力吉木仁河边民众修建了梅林庙，以纪念这位英雄。
五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奉命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3. 关于嘎达梅林之妻牡丹
嘎达梅林之妻牡丹，蒙古族，博尔吉济特氏，原名牡丹其其格，又名米丹。祖籍科尔沁左翼中旗（亦称达尔罕旗）伊申格勒，1902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她从小聪明伶俐，文武兼习，不仅能识文断字，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据传，牡丹为人做事细心而果敢，她在嘎达梅林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牡丹，有两件事久被人们误解。一件是传说她亲手杀害了自己两岁的女儿，另一件则是关于她在嘎达梅林死后不久即改嫁给一名东北军军官的事情。笔者查阅到的一些资料，或许能够说明当年事情的真相以及牡丹面对各种传言的无奈。
第一件，传说牡丹在反牢劫狱、救出丈夫之前，为了不让孩子拖累造反行动，曾亲手枪杀了自己两岁的女儿天吉良。牡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澄清了这段历史，在一次文史人员采访她时，她说：“嘎达梅林爱他的女儿如佛爷眼珠子，我怎么舍得亲手杀了孩子呢？”那时候女儿正有病，牡丹忙于营救嘎达梅林而忽略了孩子的病情。后来病重时，又没有好医生医治，只能抹点鸦片，就在她劫狱的前两天，女儿天吉良发高烧而死。
第二件，关于牡丹改嫁的情况。嘎达梅林起义失败后，官军为了禁绝后患，对起义的重要人物、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进行了大面积搜捕。当时隐藏民间的牡丹不忍看到无辜的百姓为掩护自己而遭到屠杀，便毅然挺身就捕。牡丹被捕之后，被李守信部下一名连长赎出并强娶成妻，这就是牡丹的第二次婚姻。这个东北军的连长后来在满洲国时期成了伪团长，1944年被日本人秘密杀害。牡丹与这个连长婚后生有一子，1948年，牡丹送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1954年随子定居长春。牡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长春市政协委员，“文革”时期造反派也曾经找她的麻烦，但由于牡丹的特殊身份，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1975年，历尽沧桑的牡丹在长春病逝，享年73岁。对牡丹的改嫁，人们或多或少总觉得有些遗憾，甚至还有微词。其实，在那个特定的情势下，一个落入官军手中完全失去自由的“匪首”的女人，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死，另一条是就范。毕竟生命是宝贵的，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应该苛责牡丹。
4. 达尔罕王与福晋朱博儒
在有关嘎达梅林起义的影视作品中，站在嘎达梅林对立面的是达尔罕王和他的福晋朱博儒。史料记载，当时的达尔罕亲王名那木济勒色楞，他是第十二世也是最后一代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族姓是博尔济吉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姓氏），汉名叫包乐康，生于光绪五年。他自幼在家馆及北京宫廷内读书，通晓蒙汉文，兼修藏语和英语。
光绪十年九月，第十一世达尔罕亲王衰布旺济勒被亲族暗杀后，他7岁的独生子那木济勒色楞承袭了王爵。由于年幼，由本旗卓礼克图亲王（闲散王公）丹色里特旺珠尔和额尔德尼毕力克图父子先后代理札萨克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那木济勒色楞年满18岁，正式行使旗札萨克权力。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遵慈禧太后之命，那木济勒色楞与清室克勒郡王之女四格格成婚。生有二男二女。后来，长子包晓峰（林沁色鲁布）娶张学良的二妹为妻；次子包明远因白痴，虽聘订吉林省督军吴俊升之女，但终未成婚。长女嫁给了蒙古贞旗（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爷云丹桑布；次女早亡。
1925年，那木济勒色楞妻子去世，已经与张作霖结成儿女亲家的那木济勒色楞又经张作霖撮合，与朱博儒结婚，封福晋。朱博儒是曾任清廷要职的朱思古（满族，朱尔吉特氏）之女，毕业于北京高等学堂，她成为那木济勒色楞的福晋之后，对那木济勒色楞产生很大影响。达尔罕王对这位福晋极为尊重信任，直到言听计从的地步。朱博儒不仅为那木济勒色楞对外联系应酬，甚至插手旗内要政，常常左右旗内的政务。民国以来，科尔沁左翼中旗有五次大的放垦，数百万亩草原被开垦为农田，这些大多与福晋朱博儒脱不了干系。那木济勒色楞与朱博儒生有七男五女。
九一八事变后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多次引诱那木济勒色楞出任伪职，均遭到拒绝。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任命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为东北接收大员，让他回东北筹建哲里木盟政府，并任命他为盟长，但是达尔罕亲王以年老体弱不能再工作为由，拒返东北。1946年初，国民政府授予他二等“景星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