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环境污染与经济控制
专题1、南极洲和喜马拉雅山顶的六氯环己烷
焦点议题：
全球化的污染-绝无净土
关于水、空气、土质污染和食品
我最近听到一则新闻，它提到：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南极洲和喜马拉雅山顶有六氯环己烷（一种农药）的残留。的确，我们居住的地球越来越小。经济发展太快了，地区与地区的联合也越来越紧密，有很多问题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污染就是令各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头疼的一个。
土壤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水、毒害废品。工业污水和废弃物，若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环境之中，会很容易引起重金属污染[1]。它们污染河流、湖泊，进而污染了海产品，因此，倘若生物富集得不到有效解决，食品也会受到污染，我们可以根据环境污染客体，以及相关经济控制来区分和判断污染的方式，污染主要分为：1、水体污染；、2、空气污染；3、土质污染；4、食品、药物、饲料污染（主要来自动植物和微生物）。环境污染会危害区域区附近居住的低收入人群健康，有关的发病比率是人口受城市化影响的主要表现[2]。对于污染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客观解释可以由多方面组成，空气、水资源、土质与食品是环境中的四大因素，是人类和各种动植物必不可少的资源。首先影响环境污染的是这些要素，然后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
专题2、污染与贫穷的组合
焦点议题：
关注生物健康
A、卫生设施不完备诱发的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恶劣的卫生条件（水传播疾病）和空气污染（心肺疾病）所致。水的质量（例如，受污染的水源会直接导致腹泻）和卫生状况（污水管网是否完备）是决定水传播疾病的主要因素。水传播疾病高危地区多为城市基础设施不齐全地区、非法居住地和环境恶劣区域。在发展和欠发达国家中，腹泻、黄热病、登革热、肠道疾病、肺结核和脱水等疾病与落后、社会不平等现象休戚相关。由于缺乏完善的卫生设备，居民随意把垃圾丢弃在了露天场所、河川、排水管等敏感地带，从而污染了环境并影响了食物安全（鱼类、蔬菜等）。
B、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环境，还有人体系统和各种器官间是密切联系的。环境污染会导致某些化学物质骤增骤降或出现环境中原本没有的化学合成物质，因而破坏了人与环境的统一对立关系，进而诱发机体疾病，甚至死亡。在正常情况下，环境物质与人体要保持动态化平衡，这种平衡可以保证人类正常生长发育，从事各种生产和劳动，而且可以使人们劳动后迅速消除疲劳，提升人类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此外，环境废气、废水、废渣、噪音等，常导致人们出现中毒症状、产生厌烦感，更甚者会难以承受，因而会让人们注意力涣散，易疲劳、易激动，工作效率下降，发病率增加。
C、人体生理机能的毒性“质变”
并不是所有的微量污染物都对人体有害处，只有含量超出了一定范围才能引起人类的疾病反应，表现为器官功能的障碍和衰退，患病或死亡。毒性污染物和人体间存在毒物量变，缓慢诱发人体生理机能的“质变”[3]。因此，某些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并不是在短期内显露，可能需要多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对毒性的忽视，导致人们体内毒素日积月累，不断恶化。某些毒性污染物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性，当时不会立刻显现，而需要我们通过各种环境检测方法，及时研究得出化学有毒物质对人类遗传造成的损害，以免日积月累，导致负面性的结果。
D、环境污染造成了许多种疾病
人类的生理功能可在特定范围内适应环境变化。比如，解毒或代谢常常可以令人体内部的环境实现平衡。但该类功能也有一定的上限，比如环境中出现的大量工业废物或农药等就对人体内部平衡产生了不小影响，它们产生的毒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体内，超过了人体的承受极限，便会导致人类中毒，疾病发生，甚至死亡。有些元素在环境中的含量偏高或过低，造成了许多种地方病。例如有害物质通过空气、水、食品等进入人体，再加上北京长期空气PM2.5超标，就导致了众多国内大城市居民出现身体健康状况异常。这些毒素通过直接途径或间接途径进入体内，会诱发疾病，影响生殖遗传甚至导致死亡。现如今的环境，医学发展势头迅猛，除了对毒物引起的急慢性中毒进行研究外，还要注意毒物对人体造成的潜在性威胁，比如引起畸形、癌症或突变等。近期河南省某市的造纸厂排水灌溉污染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就环境污染对人类生理功能和寿命的影响而言，已经激发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与探究。
专题3、世界化学产品销售所得为1.8万亿欧元
焦点议题：
危害环境的物质
A、急慢性的毒性的社会成本
化学产品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如神经生长障碍、生殖发育畸形和癌症。许多例证说明，工业化安全和事故应用基准中的缺口可能造成和工业品（尤其是危险物产品）有关的风险并提高社会成本，预防化学物质污染从源头抓起，既能避免有毒、有害废物和排放物品的产生，而且可以降低及避免开支。有些剧毒产品（如DDT）已逐渐退出市场，起码OECD国家情况如此[4]。
B、世界化学品的使用强度
世界上共有200万种化合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有3万种。2007年，世界化学产品销售所得为1.8万亿欧元，比2000年增加了28%，60%以上的销售量来源于经济上的合作和发展组织内国家（1.1万亿欧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占据了其余20%的销售量（2007年为4，000亿欧元）。某些化学品连续大量使用了许多年，现在我们才开始质疑其致畸性或致癌性。
【评述】
世界经济正在见证危险品生产的迅速增加。尽管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化学产品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好处和便利，但也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极大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害，致使国家经济蒙受极大的损失。这些废品不但本身拥有风险和危害，还有可能是混合污染的大量非危害性废品。化学产品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对化学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采取无害管理。贫困同持续增加的毒害化学物品产生的风险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5]。尤其对于低收入者和贫困居民，因为其职业和居所的限制以及他们不具备正确管理化学产品的能力与认识，是毒害化学产品产生的巨大危害的高危人群。因此，正确隔离、处置和处理有害废品非常重要。尽管多数常规性危险物品是在工业或制造产业中产生，不过也大量存在于非工业化部门，有废水处理厂的淤泥，废旧油和废旧电池等等。在此，国家对于工业性质的把控以及合理的污染处理方式尤为重要。
C、有机污染品
有些有机污染品会在环境与人体内积累，比如二恶英和多氯联苯。二恶英是某些工业工艺或废品燃烧生成的毒性副产品。有机污染品接触久了会对人类造成多种严重性的毒害影响。
D、重金属
铅或汞等重金属，可以对幼儿和少年儿童产生神经性损害。镉还能引起肾脏损伤，这些情况一般发生在老年人内。该类物质（包括持久有机污染品）会通过空气或水土对食品造成污染。
E、生物性有毒元素
比如真菌性毒素、海洋内生物毒素、生氰苷和含有毒素的蘑菇含有的毒性元素，常常诱发重度中毒事件。在多种主食中发现的黄曲霉素与赭曲霉素A等真菌性毒素，具有极高的水准。
F、非传统性致病因素
引起“疯牛病”的元凶与人类新型克雅氏病有密切联系[6]。食用牛肉脑组织制品很可能是这种病原体传播到人类的潜在途径。该病和骨粉及肉骨粉饲料有一定联系，是饲料遭受到污染造成的。
专题4、污染是一种外部负面效应
焦点议题：
环境污染的损害和非技术控制方法
A、污染是一种外部负面效应
根据僻古等人的描述，环境污染是一个典型的外部负面效应事例。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医疗废旧物、废旧品等对水土和空气造成了污染，被污染的水土和空气对人民造成了损害，但污染排放者却不需要为这种损害付出任何代价。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产业方面，这就造成了工厂主或农民的私人边际成本远低于社会的边际成本，我们都知道，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取决于自己的私人边际成本与对应的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因此，出于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可能会忽视社会利益的损害而扩大生产，这就会严重的浪费社会资源。
B、“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
因环境污染而产生收益的经济学的基础是“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机制在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的缺陷，需要政府的介入[7]。排除科技性机制，人们可以借助经济、法律和政策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或者投资有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以对其起到保护性作用。所以对于污染的控制，涉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从分析角度讲，可以结合1、环境安全本身的分析；2、经济控制分析两个重点部分分析污染控制的途径[8]。因此，我试图从环境及经济学角度入手，来阐述污染的整体状况：对于控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发挥政府作用
发挥市场机制
法律制约（惩罚性规定包括行政法规）
建立环境税收制度
实施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
专题5、环保税
焦点议题：
依靠税收制度控制环境污染
A、为什要征收环保税？
——环境税是基于僻古和科斯等人的理论的正确性部分而设定的，而且当前的趋势是各国政府对排污者和受害者双向征税[9]。
科斯与庇古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规定政府作用范围是大还是小，干预手段是直接实施抑或间接实施的问题。科斯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使产权明晰，应该放任私人的市场交易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庇古认为，由于技术原因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有限，在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应更大程度地依赖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直接干预是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
——研究科斯与庇古的观点
庇古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外部性场合通过政府行为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他在该文中证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庇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初始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会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从而不复存在[10]。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将其进一步发挥成为所谓的科斯定理：
通过对微观经济理论的扩展，罗纳德·科斯阐述了经济组织的产生原理，为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并且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
——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他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的分析，提出了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即损害问题的主要论点：其一，损害问题具有相互性；其二，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可使权利得到重新安排而达到产值最大化。可见，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明晰，私人之间可以达成协议，从而使经济活动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导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就会消除[12]。
欧美从1970年开始，掀起了绿色税制改革的热潮。税收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很多国家都在征收空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噪声税、注册税等，而且，这些税收都是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从而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体系建立最早的几个国家主要在西方，如美国、荷兰和瑞典等。美国的“绿色税收”税种主要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使用汽油征收的汽油税、其他汽车税、开采税固废处置征税等。荷兰为环境保护而设计的税收种类更详尽一些，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波兰在上世纪70年代设立环境税与资源税。目前主要依靠环境标准与环境税、（自然）资源税相结合来处理环境问题。因此，他们的污染税与（自然）资源税征收具有广泛性的特点。瑞典的“绿色税收”税种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
【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