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一军在青海这项工作做得早，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贺炳炎和廖汉生动了脑子。他们办了个‘青海解放军官训练处’，把投诚过来的蒋马中校以上军官收容在一起，集中实行教育感化，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效果比较不错。”
毛泽东忽问：“青藏公路准备得怎样？明春能否开工？”
“基本就绪，”彭德怀答道，“测量工作已全面展开，部队帐篷也解决了一批，开春后我去看一下子，就下命令动工！”
毛泽东表情严肃，举起夹着香烟的两根手指：“这个事，意义大，一定要搞好！”
夸说冬寒是醉翁之意，体会春暖有父母之心
彭德怀是10月4日抵达酒泉的。许光达也已到达，大家相聚一堂，听汇报，看部队，整治油矿，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河西事情办好。然后，王震率部入疆，许光达则要协助彭德怀起草野战军给中央的报告。
听说彭德怀到了酒泉，个个都想见一面。王震得天独厚，早早地守候着。彭德怀一下车，他立即迎上去抱住老总的双手使劲抖。一边抖一边来了花样，笑嘻嘻地盯着老总左看右看，说：“咦，老总变漂亮了！”一句话弄得彭德怀有点不好意思，狠狠瞪了王震一眼，难得地咧开嘴，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
上车之后，王震贴着彭德怀像大孩子似的磨叽开了：“老总，你刚参加开国大典，给我们讲讲新闻吧！”
彭德怀指指车座靠背后面一大捆报纸，说：“我都想到了，特地给你带来的，新闻旧闻都在里面，你自己慢慢看吧！”
王震笑着：“看报纸哪有老总讲的带劲啊，天安门那么大的场面，我们在喇叭里光听着哗哗响，连个口号都听不清。不过毛主席的声音还是比较洪亮的，守了一天就听到那一句！”
“那是啊，”彭德怀说，“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打着旗子啊！天公作美，万里无云。主席宣读公告的时候，放飞一大群鸽子，许多老人都落泪了……”彭德怀停顿片刻，忽问：“部队给同志们加了菜没有啊？”
“怎能不加！各军都通知连队用伙食尾子，有的还破例让干部战士喝了点酒。头天晚上，政治部把高音喇叭架起来，军民挡不住，像潮水一样往操场上聚。部队准备了一批照明弹和信号弹，拿来代替礼花，老百姓有放铳的、放花炮的，有敲锣鼓的，广场上一夜透亮通明，许多人嗓子都哑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都抱在一起，哎哟，那个场面……”
彭德怀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长叹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流血流汗，有的留下一个名字，有的连名字也留不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胜利，都要流血。”王震深有感触地说，“就以玉门油矿为例吧，到郭鹏和王恩茂他们开进去的头一天，敌人还不罢手，一些特务想以矿警大队那个姓崔的大队长为内应，把炼炉和矿井炸掉！里面有多少地下组织同志拼死做工作呀，他们日夜轮班，24小时睡在矿井旁边，才把矿井保护下来。”
彭德怀小声问：“那个骆驼团长……”
“最后不是他出来刹一家伙，情况还不好说呢！那些国民党特务疯狂得很，他们把溃兵哄起来，在老君庙这边没有得逞又跑到安西，开国大典第二天，他们还在安西煽动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的一些官兵叛变，放火烧民房、烧仓库，还有些窜到玉门昌马附近，想抄小路偷袭油矿，搞里应外合，幸亏地下组织同志做通了骆驼团的工作……那个同志还是个藏族党员，叫扎喜泽仁，就是河西人，公开身份是个矿工，他跟骆驼团长贺新民有点关系。”
彭德怀感叹道：“天下穷人是一家。藏族同胞受压迫最深，革命也最彻底，对我们支持很大。他们爱憎分明，胆子也可以……”彭德怀忽然记起那些流落在河西的西路军女战士，“听说当年西路军失散的许多女同志，都是藏胞保护下来的……”
这个话题显得太沉重，两人都不能再说什么。
吉普车开始进入酒泉市区，速度慢下来，彭德怀透过车窗玻璃，望着街边行人平静的脚步。他们是那样安详无忧，年轻的藏族母亲兜子里背着娃娃，拉骆驼的汉子互相说说笑笑，维吾尔族小老板站在店埠门前挤眉弄眼地招徕生意，普普通通的人享受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在他们就已是极大的满足。彭德怀是那么欣赏普通人这份幸福，仿佛他自己童年时代饿着肚子要饭、咽着糠饼下煤井的种种苦难，都从眼前这份幸福中找到了平衡。因此，他内心涌现出无限感激，感激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牺牲者。他们在该成为英雄时，就一定成为英雄；而在该成为普通人时，又都成为普通人。或许这就是“人民”二字的涵义，它是一块永远砸不烂的骨头。
不知为什么，彭德怀忽然想见一见那个曾做过骆驼团长工作的地下党员扎喜泽仁。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震。王震说：“这还不好办，我跟郭鹏他们交代一声就行了。”
郭鹏和王恩茂这段时间除了完成进疆准备工作之外，正在全身心地收编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彭铭鼎、沈芝生、贺新民等这些人几乎每天都打交道。经过交涉，贺新民的骆驼兵团打算成建制地改编到解放军序列，其他国民党散兵游勇也在陆续收容发落。
时间久了，从青海西宁过来的马辅臣和马振武等得不耐烦，要求先行一步去新疆与骑兵师长马呈祥接触，做些工作，希望郭鹏和王恩茂能发给他们两挺机关枪，以作途中自卫。郭鹏满口答应，说：“我们可以派部队送一程，免生意外。”
马振武说：“有两挺机关枪我还怕谁呀！再说，你们解放军跟在后面不就来了吗？”
郭鹏笑了。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倒觉得像马振武这样的人比彭铭鼎之流好处置。彭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一天到晚劝说解放军不要今冬入疆，把新疆的冬天说得恐惧之极，跟那个曾震五在兰州唱的是一个腔调。
因为上面有指示，郭鹏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显得特别耐心诚恳，说：“你们一番好意，我们理解。但我们解放军从来都是说到做到，不怕困难，何况防寒问题，我们也已作了些考虑和准备，没有解决不了的。”
“防寒装备可以想办法解决，然则交通运输以及补给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哩！”彭铭鼎显得很顽强。郭鹏立即把话接过去说：“交通困难什么，酒泉现在不是还有三四百辆汽车可以用么？”
“车子数目可能有这么多，只是……”彭铭鼎脸色惟妙惟肖地变化着，“只是军车的保养一向不是太好，多半是坏的。这么天寒地冻，一上路八成是要出毛病。你知道，大部队行动，又是在戈壁滩上，兵车一抛锚，麻烦就大了！”他想了想，觉得还没有把话说够，接着又说，“过去我们在冬季行驶之前，要下大工夫检修一遍，十天半月也说不准。要是半路上水箱一冻裂，那才叫‘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哩，冻死饿死的惨痛教训多的是，戈壁滩上白骨累累呀……”
郭鹏听到这里，有点不耐烦，又觉得好笑，只好很“政策”地来了句准幽默，说：“国民党部队只能把活的弄成死的，死的东西一到解放军战士手里，就会变成活的，你说对吗？”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这样的话哪有不对的，彭铭鼎满口一百个“对对对”，但是……彭铭鼎还要展示他的不屈不挠，在临握别时仍不忘来个“但是”，他告诉郭鹏：“国民党在新疆经营了这么多年，出产仍不够丰富，一切补给物资，基本上是从内地运去的，不知赔了多少本。解放军何必急着去背这个包袱呢？不如让他们维持原状，派一批政治人员去指导指导就行了。”
郭鹏的高招是依然把调子往上拉，什么“困难再大挡不住解放军战士的脚步”“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逼着彭铭鼎自己打自己嘴巴，跟在后面忙不迭地说“对对对”。
王恩茂有点不客气了，语调不甚高扬，但一字一句都像石头那么硬。他要彭铭鼎等人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解放军到新疆不是为了做买卖赚钱，而是要改变那里的面貌。这就是说，大家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时刻，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他用利箭般的目光威逼着彭铭鼎说：“任何困难都吓不倒我们，我们马上就要乘胜前进，直到天涯海角！”
这一戏剧性的对峙直到开国大典前一天才告结束。据说当晚彭铭鼎非常丧气地在曾震五家里给新疆警备司令部打了个长途。接电话的是参谋长陶晋初，彭铭鼎说：“震豫兄啊，鄙人同郭、王唇枪舌剑，已是山穷水尽。他们声言马上要开迪化，而且很……请你转告陶六爷……”
“陶六爷”就是陶峙岳。彭德怀听到这个汇报，微微一笑。显然，他是深解其中奥妙的，只是不便对具体人和事作什么评价罢了。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的仗就得这么打，必须有两条战线……”
彭德怀说这话时，他要接见的那个藏族党员扎喜泽仁也在场。于是，便顺便聊起党的民族政策在大西北的威力，说，政策是个总的精神，许多具体问题还得动脑子拿出具体解决办法，这里面的重要环节，就是建立地方政权问题。
例子举到一军。针对青海地方党组织薄弱的特殊情况，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成立不久，中共西北局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去接手地方党政工作，省的党政领导机构，基本是一军的班底，然后在部队抽调一大批精华到地方工作，特别是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那些干部，一去就当县委书记、县长，有的干脆一个团包一个县，干部集中在一起，上传下达调子不走样。
新政权一开张，难点就是少数民族事务。问题差不多都是当年马步芳残酷屠杀异族、搞“回族老大”落下的后遗症。远在巴颜喀拉山南、通天河畔的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个藏族县各部落，每年都例行向马步芳“献马”纳贡。一军解放西宁时，纳贡队伍正好走到海南地区，是去还是不去，几个押贡的头人讨论了两三天，还是决定继续赶路，把贡品转送给共产党。
可是，共产党该不该接收这份贡品呢？廖汉生打电话请示野司。彭德怀说：“收！不是你廖汉生收，也不是我彭德怀收，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收，人民财产归人民嘛！”
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礼品，有骏马千匹、百张珍贵兽皮，还有上好的麝香、鹿茸等物品。其中有一只活猞猁，后来辗转贺龙、朱德之手，送到了北京动物园。
押解这批贡品的几个头人，推举囊谦的两个千户扎喜才旺多吉和扎武百户久美来对廖汉生说：“你们如能一次派出3000名骑兵，我们就归顺你们……”
毕竟是边远地区的两个头人，说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彭德怀提起也是一笑了之。他所认识的另外一些藏族头人，并非如此，其中曾经打动过他的是一名藏族军官，此人不但把自己的名字弄得跟汉族人一样，而且其心性、正义感以及他的阶级立场，都让彭德怀经久难忘。此人就是全国知名的拉卜楞寺院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
甘青边烽火连年，川陇汉法事再三
拉卜楞地处甘南夏河西岸，在一片大草原中央，是藏族游牧区。黄正清还是个孩子时，这一带属青海土地老爷马步芳的地盘，马步芳的统治就是回族的统治，搞封建家长那一套，阶级压迫又加上民族压迫，牧民们脖子上架着一把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家官府要钱要粮要人要牲口，动不动就砍脑袋，藏民日子提心吊胆，苦如黄连。
黄正清的父亲是草原上牧民头人，雄心勃勃，有正义感。这点血性也传给了黄正清，小小年纪就发誓要倾家荡产同马步芳打官司，不把牧民们从魔窟里拯救出来，决不罢休。
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官司。年轻的黄正清还不知道国民党官场那套把戏实质上就是弱肉强食。他凭着草原人直来直去的游戏规则，怎能成为“法堂”上的赢家？官司输了一场又一场，黄正清开了窍。他倾其所有置办了一批珍奇古董，走国民党的上层关节。
有道是，金陵路窄，香车宝马天地宽。黄正清一笔投入进去，连蒋介石都见上了！听说仅仅是为了要把甘南草原划归甘肃而不隶属青海这点小事，就献上一大堆宝贝，蒋介石简直不敢相信。这在他来说是打只蚊子罢了，哼了声：“办吧！”草原就脱离了马步芳，从青海省划归到甘肃省统辖，并享有一定的独立自治权，每年直接给国民党中央进贡纳税，同时——这也是最重要的，允许建立藏族武装，实行地方自治。
一场官司把黄正清打出了名。他成了甘南草原上一只令人骄傲的雄鹰，千家万户，载歌载舞，酒肉酣畅，大庆三日，为英雄胜利归来接风洗尘。
黄正清成了甘南藏民当然的总头领。
一路通，路路通。黄正清从此有了钱只做两件事：一件是给南京送宝，一件是置办武器弹药。蒋介石的毛一旦捋顺了，黄的要求无不应允。他亲自批准成立甘南草原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任命黄正清为司令。继而又轻轻一提，让黄正清进入国民党统治核心——中央委员会，成了一名和马步芳可以平起平坐的“委员”。
有老蒋在后面撑腰，马步芳除了干瞪眼，还能有什么办法？古人说得好，一场官司一本书。黄正清闯荡天下读了那么多书，眼界自然大开。这其中有两位红色共产党人给他很大的启示，一位叫宣侠父，一位叫钱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