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锋相对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
延安 重庆 太行
1
历史披着烽火硝烟走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重重地踏了一脚，仿佛总结性地为自己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惊叹号！
这一天，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子里，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张参谋正值夜班，电话铃骤然响起。他抓起电话，一时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接连问了三遍“什么”之后，又反问：“你……你说什么？日本投降啦？！你是不是做梦……”
“这个梦老子做了八年啦！可今天这个，是延安的通知！”电话里的声音如同炸雷。
身上曾被日本人的子弹穿过三个窟窿的张参谋扔了电话，好像格斗场上奋力厮杀的勇士突然间失去了对手，满屋子转了好几圈，才抄起一只黄铜洗脸盆冲到院子里。
星斗满天，残月西沉。静谧的夏夜，清漳河水的潺潺低语伴着人们熟睡的鼾声，黄铜脸盆惊天动地响了起来——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熟睡的人们猛然跃起，不约而同地抓起枕边的长短武器。
“快！有情况！日本狼来了！”
“在哪儿？日本狼在哪儿？！”
望着呼啦啦拥到院子里的同志们，张参谋憋足气力喊了一声：“同志们！日本狼再不敢来了！日本投降啦！”
转眼间，长枪、短枪换成了铜锣、铁盆、油桶、破锅，一齐敲打起来；抓不到响器的人们返身跑回屋里，撕开棉被、棉袄，掏出棉絮扎成火把；更有人情急之中拽下匣子枪上的红绸布，蹦蹦跳跳扭起了大秧歌……
太行山沸腾了！人们手舞足蹈，热泪盈眶，狂欢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一浪高过一浪；锣鼓声、军号声、唢呐声，一波赶着一波。火炬、马灯、手电筒追逐着狂欢的声浪，火龙一般上下腾舞，把曲曲弯弯的清漳河映成了一道光明的霓虹。
此时，西北高原的延安在沸腾！四川盆地的重庆在沸腾！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
举国上下，大江南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奔走相告：抗战胜利了！和平来到了！
胜利，和平，多么动人的字眼。
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曾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地盼望胜利。现在，胜利已经到来，人们又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从此走向和平。
然而，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中国的天空中又出现了内战的阴云。
八月十六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还是在太行山那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庄里，还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的那个张参谋值班接的电话：“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四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
继而，在短短的几天里——
襄垣告急！潞城告急！长治告急！壶关告急！
整个晋东南陷入战争的危急之中！人们在焦灼中，将目光投向国共两党的政治中心——重庆和延安。
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官邸与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抑郁。
匆匆到来的抗战胜利，使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战八年，他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撤到所谓“大后方”的西南一隅，而广袤的日寇占领区却大都处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此种形势若不改变，那么，日本人的投降只不过加速了中国的赤化进程。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为了改变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现状，早在八月十一日他就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果实；而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在空间上，他可以依赖美国的现代化运载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齐头并进，缩短大西南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在争取时间的问题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拟就了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他推测毛泽东是不敢应邀到重庆来的——不来当然最好，共产党拒绝谈判，破坏和平，那么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使毛泽东斗胆如约前来，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让各路大军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占战略要地，先将共军分割包围于狭小地域，待日后收拾起来也就易如小烹了。
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高明之策，蒋介石神采飞扬，挥笔在日记中写道：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作桃树上结的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便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若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代：“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规模空前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2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八十多座，拥有人口二千四百万，军队近三十万，民兵四十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一九四五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二千三百余次，攻克日伪据点二千八百多个，收复县城二十八座，歼敌三万七千八百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芯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蹿着火苗。这位自一二九师成立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于抗日烽火中创立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关东汉子，对晋东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比对他的老家还要熟悉。他能如数家珍一样扳着手指道出那里发生的每一次战斗，他能像种田的老把式讲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施肥一样讲述每一次战斗的谋略部署、组织实施和进展结果，也能像述说家谱一样讲出每一次战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至于那些战斗毙伤敌伪、缴获武器的数字，他更是脱口而出，绝不会有半点出入。然而今天，一贯以缜密沉稳而著称的李达却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战火硝烟中闯荡了近二十个春秋，打仗对于李达已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局势的险恶，不怕敌情的严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队的现状。
长期的抗战，特别是春夏两季展开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使部队消耗很大，一时来不及补充，不少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当然，八年抗战，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日本鬼子的。他李达毫不怀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积极性，他相信国民党会比日本人更积极地给他“送”来大批的武器装备。
真正令他感到焦心的是“孤独”。面临即将爆发的大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远在延安，薄一波、张际春等党政领导远在延安，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将领同样远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线的只有他一个“独角儿”，可怎么唱好这一台“大戏”呢？
一封封催着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的急电发往延安，却迟迟没有准确回音。
李达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决策，于是再拟电报表达急切的心情：
……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八月二十四日，刘邓的回电终于来了，电报说他们将于二十五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达收到电报，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遥，一夜之间到达，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四十多年后，当年二野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对笔者说：“这件事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刘邓首长是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DC-9飞回太行的。同机到达太行的还有薄一波、陈毅、聂荣臻、林彪、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邓克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近一半的中共将领乘坐这架飞机飞抵太行，而后转赴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前线。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他在为蒋介石运兵的同时，却帮毛泽东遣了将。如果当年杜鲁门总统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后来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的杨得志也是乘这架飞机返回太行的，他的回忆更加详细生动：
“八月二十四日夜间，我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前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命令让我一个人去，连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我是去过的，但坐飞机却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到机场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线。到机场后，首先看到杨尚昆同志，还有黄华同志；不一会儿，看到刘帅来了，陈老总来了，邓小平也来了……杨尚昆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便开始登机。
“黄华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架美国的DC型飞机，又叫道格拉斯运输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我们使用的。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些‘土八路’在搭他那架破飞机开开洋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