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的奋斗
每次在飞机场候机，我都会向电视屏幕问候一声：“老罗你好。”因为那上面正有人在讲演。可凑过去静听，讲演的人南腔北调，并非老罗。
老罗者，罗永浩是也。他很有名，但还没到烂大街的程度。当年先听说新东方学校那儿有一个口吐英语莲花的老师，但只是耳闻而已。后来在饭局上认识，他身上很有一种草莽气，但粗中有细，总能调动人们的情绪，把饭局推向一个个高潮。有一次饭局，我们一起玩游戏，每个人都出一个题目给指定的人，回答不上来就罚酒。遇到姑娘答题，老罗总是问得比较温和。而不管问谁，他的题目总能恰如其分地切中对方的爱好，让回答者特有成就感，答案只要能沾个边，他就立刻自罚喝酒。
老罗约我在牛博上开博客，后来牛博红杏出墙，我的博客就挪到了“嫣牛”上。2009年，我们的公益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出版，鉴于老罗在业内的良好口碑，我们特邀他作为专辑销售资金的监督人。但真正有血有肉的交往还是始于下面的故事。
老罗热爱音乐，据说有两三千张打口、正版CD。他喜欢小河，爱听小河版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近来狂热喜欢曾轶可，并标榜自己为“可爱多”。话说一日，老罗听了曾轶可新唱片的小样，愤愤不平，觉得音乐佐料太多，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丧失殆尽。老罗是个行动主义者，他马上调动自己能够掌控的所有资源，想为曾轶可补录一张民谣风格的新唱片。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先跟天娱高层进行沟通，得知好像天娱也有此意。老罗马上找制作人、乐手。先找小河，小河要出国。最后找到了张玮玮、郭龙和我。张、郭对曾轶可的歌还有些好感，我是中立派。大家看老罗那种急切的心情，都答应了。可是录唱片的时间很短，只有六七天，要排练、进棚录音、缩混，几乎不太可能。但老罗是要写《我的奋斗》的人，大小也是个狂人，所以他要跨越所有的客观障碍，一举促成曾轶可的民谣唱片问世。
曾记否，饭局结束，老罗蹲在马路边，用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们一张张刻曾轶可的歌，像中关村卖盗版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我十年以来最上火的一件事。”弄得我都想说两肋插刀的话了。
先是排练。大家租了一个两百块钱一小时的棚，老罗一开口就是“租他十个小时”。第一天和曾轶可磨合还比较愉快，排了《狮子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天使》。接下来几天，大家在一起编曲，《狮子座》是手风琴版的，结尾处，玮玮编了一个狂欢式的合唱大solo，老罗也放弃了他英语学校的繁忙工作，天天到排练现场问寒问暖，端茶送水，“指手画脚”。看他这么狂热，大家每天都排十几个小时，据玮玮说，他给自己做专辑都没这么上心过。
等到要进棚录音时，我们推荐了几个京城不错的录音棚，老罗挑了一个最贵的，台湾人开的“乐佳轩”，我提醒他，钱可要省着点儿花。老罗拍胸脯说他找到了一个土财主赞助，事后得知，这个土财主就是罗永浩本人。
四百块钱一小时的录音棚，非常大，像一个小酒吧，每个乐手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间，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天上午十点，大家就到录音棚调音，进行最后的彩排。下午三点，曾轶可和她的天娱团队步入现场。当天是试录，录音师是个新手，加上曾轶可大概没吃中午饭，心情不好，于是一试音就说声音不舒服，还说混响太小，结果加了又加，最后郭龙提醒：“再加就成钱柜了。”反正越唱感觉越拧巴，曾轶可对着话筒现场评价：“这是我去过的最差的录音棚。”而且对录音师非常地不以为意。录音师很老实，没说啥。幸亏我建议老罗，为了风格更多样，再录一个钢琴版的《勇敢一点》，还高价聘请了一个钢琴弹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现场伴奏。最后，忙活了半天，我们还没走，就听天娱的人说：“我们觉得也就这个钢琴版的还不错。”
晚上，我跟老罗通电话，说玮玮、郭龙和我都觉得有点心里发堵。我们不是被雇用来的乐手，不冲你老罗，我们才不蹚这趟浑水。老罗一再多方斡旋，后来决定，我们再去一天，曾轶可也会去，把专辑作一个了断。
第二天，我还在老罗的车上，就听见老罗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他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这样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件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的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关键的是，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他可以不高兴，但没有因此反过来就诋毁曾轶可，喜欢还是一样地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著名乐器品牌)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著名乐器品牌)，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只身打马过草原
2010年12月30日，我去南京参加民谣跨年演出。那晚，南京很冷，我没参加朋友的酒局，缩在宾馆里，早早地睡觉了。
然而，这样一个岁末的冬夜，有两个亲切的生命收拾好行囊，悄悄地掩好门上路远行了。2010年12月30日晚九点，诗人马雁在上海去世；2010年12月31日凌晨，作家史铁生在北京去世。
十七岁那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史铁生的小说《车神》，是那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配乐朗读，当时我把它录下来，经常听，快能背下来了。记得其中有一句，“假如你已经死了，你还有什么可怕”，这是很有大勇气的话。对于我那时的水平而言，史铁生的小说还有些先锋，可由于同为残疾人，仿佛走了后门，我能较容易地进入他的情境。接着，是《我与地坛》，那真是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好文。史铁生在某种角度上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纠结一个终极性问题，只不过他纠结的不是永生，而是残疾和死亡。再后来，他的文字越来越抽离，让我有些许高原缺氧般的眩晕。
直到前几年，读了徐晓女士的《半生为人》，让我撞见了又一个红尘中的史铁生摇着轮椅，急匆匆地穿越北京城，看望远方来的朋友。
那时，总想能见一下真人，给他弹唱我的歌，谈谈残疾人的尊严，还有像正常人一样的恋爱，甚至做点小坏事。我期待着那种自然而然的相逢，不是刻意的登门拜访。我还设想，我可以向他提议，我们俩的命运，交换两天，反正半斤八两谁也不吃亏，就是说，我足不出户，没日没夜地看两天世界杯或者NBA，他蒙上眼睛拄着盲杖坐上绿皮火车，去西藏喝顿青稞酒。
马雁，我有幸于2009年的广州珠江诗歌会上见过。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提醒主办方马雁要吃清真餐。那时，热闹的核心是郑愁予，还有胡续东。马雁很沉默，你能感受到，在觥筹交错中，有个沉默的缺口。她上台读了一首诗，很突兀孤傲的文字。下来的时候，绿妖上去和她攀谈，结果还是没更多的话。后来，我们经常看她的博客，有一次，绿妖说马雁把书都卖了，要搬到一个小镇上去，我们还有些隐隐的担忧，总觉得有机会再见的，有机会说尽想说的话的，不会只是一面之缘。
马雁和史铁生，几乎是两个时空里的人。史铁生迎接死亡，犹如孩子穿上新衣服在节日里回家。而马雁，我总感觉她还没有终结，她死亡的关门声撞向遥远的山壁，那回声，需要很多年才能传回我们的耳朵。然而，他们在同一个夜晚牵出马匹，只身打马过草原，在死亡的第一个清晨，他们也许会在小憩中偶遇吧，他们会说起他们身后这个时代吗？
首如飞蓬
我的名字周云蓬的“蓬”是后改的。有一天，我在百度上搜索，发现沈阳有个二人转演员，叫做周云鹏，和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多亏改了，不然，人会认为我在北京唱最人文的民谣，回老家就兼职唱二人转。
沈阳是个文化贫瘠的重工业城市，可那里对中国歌坛贡献可不小呢。那英、李春波、毛宁、艾敬、羽·泉，含含糊糊地再加上本人。前辈们走的多是大公司包装，上电视出名，然后走穴赚钱的路，到我们这儿，时代变了。
那条康庄大道，仿佛是北京黄昏的三环，堵得死去活来。所以，我们只能步行钻小胡同，虽然慢了点，但一路上有平易近人的好风景。我们是靠互联网的传播发表新作品，像我，现在演出，还是靠豆瓣、微博的宣传，报名人数和实际到现场的人数差距不是很大。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这些新民谣歌手就上路巡演了，当然是先南方后北方，要懂得天时地利嘛。赚钱了，就再过个年，没赚钱，就当免费旅行了。要是赔钱了，就索性当流浪了。最后这条，还能为泡妞提供一些谈资。
是否一首歌就要锦衣玉食地养活人一辈子？或者一张唱片不赚一百万就算赔钱？要是觉得人生还不够苦恼，那尽管这样设想吧。能弹琴唱歌，是上天对我最大的犒赏，脚能带你去很远的地方，歌声能承载你飞到云朵上。写一首好歌，那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私人航天飞机。
我将要在《南方都市报》新开个专栏，“首如飞蓬”，头发好像螺旋桨，梦想着跑着跑着就能飞起来。我把从路上捡起的文字叮叮当当地扔进专栏储钱罐，这些思想文字的分币，将来也许能买点什么。
《南方都市报》一直是个先进媒体，我的好多朋友在此进进出出。期待我的文字配得上它的大名，对得起被砍伐的树木，对得起曾经纯洁的白纸。
大海在对我们说什么
2011年3月11日，我在绍兴。恰逢朋友刘2来演出，和以往略有不同，这次现场，无论是唱歌的，还是听歌的，都有点蔫。那时刻，日本正在山呼海啸，虽然隔得远，但灾难的气息还是能隐隐地飘过来，仿佛山那边下起了雨，你在这边也能嗅到空气里的潮湿味。
这世界怎么越来越像《2012》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铺满沙滩的死鱼、新西兰地震、日本海啸，地球好像对人类有了更多的敌意。繁衍众多的人类，在灾难面前，还是显得形单影只。就像陌生人突然在深夜敲我们的窗户，本来大家在房间里正钩心斗角着呢，这不速之客让我们后背发凉，暂时地，人类互相靠近了点，黑暗中的陌生人，让我们不得不心生惧意。
中国和日本曾经仇深似海，这使得我们很难对邻居的遭难恰当地表态。你过于悲痛，民族主义愤青要骂；你冷淡旁观，人道主义者要骂。就算是面对灾难，是否也容许人有不同的声音？在日本国内，海啸后，很多反核组织出来抗议政府盲目发展核电站。日本政府只是强调不夸大灾难，也不隐瞒，让流言无所藏身。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和感动，他们反过来呼吁媒体，不要为了抓新闻而向受难者的伤口上撒盐。这次地震，也让我们看到日本房子有多结实，在剧烈晃动后屹立不倒，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日本的很多公共场所和每个家庭都有急救包，包里有橡胶指垫的棉手套、应急食品、清水、蜡烛及火柴、保温雨衣、可以扯成绳子的强力尼龙包。比较高级的还有收音机、哨子、药品、存折、保温毯、手机和充电器、不需要火和电只要有水就可以加热的速食食品等。
总之，大海站起来了，它在向人类说话，当初它小声地说过，我们不在乎，现在它站起来了，它说的不只是日语，也有英语，当然也少不了汉语：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大陆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一个人可以很优美地批判揭露社会的阴暗吗？不是摧城拔寨式的玉石俱焚。柴静说：“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1997年，我在长沙混迹于湖南大学旁的堕落一条街。晚上，常常收听电台的一档节目。主持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声音柔和温暖，并且风格简洁，不像大多午夜主持人那样抒情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