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前，李德胜回头望了天安门广场一眼。广场仍然那么美，灯光迷离，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天安门大大方方地耸入夜的穹隆，气魄极大。
这时，大元想起，忘了去看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远看它们也都富丽堂皇，不到近处看也罢。或许近看原就不如远看，纪念碑和天安门不是例子？大元刚刚十三岁，居然开始世故起来。
“大元，咱们没道理一直待在通县，咱们得搬到北京来。”
“能够吗？恐怕……”
恐怕是大元太嫩了。问话全由李德胜回答。
“ 介绍信。” 接待站的例行公事，“ 咦， 东北各线的学生都安排在郊区各县了？！”
“我们刚从西安回来的。”
西安？大元完全不明白。
“今天西安的列车还没到呢。”
旅客列车时刻表就在墙上。李德胜回头瞟了一眼。
“我们从郑州上的，路过郑州时下车了。”
“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吧，在西直门外坐十六路汽车，那儿交通挺方便。”
铁道科学研究院比通县钟表商的院子大多了，人多也乱，但这不妨碍大元钦佩李德胜。
“要是问我，两句话就能问住。我可想不出西安或者郑州。”
“以后你会想得出的，生活会教会你。”
李德胜说得没错。以后大元经常想起这句话—生活会教会你。随机应变信如神居然是个普遍适用的真理呢。这个发现大有益处，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中学会这一点，它可以使生活来得容易，使人们不跟自己作难。
“大元，接见以后你去哪儿？”
“回家。你呢？”
“还不知道，我想各处走走。”
“家里为我准急坏了。”
“你是幸运的，你知道自己将要往哪儿去。”
“你不知道？”
“不知道。也许我不再回海南岛了。”
大元惊骇，“家也不回了？”
李德胜摇摇头，“要回，而且非回不可。”
“你把我闹糊涂了，怎么一会儿不回，一会儿又非回不可？”
“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家里有妈妈，所以非回不可。”
“可是为什么说也许不再回海南岛了？”
“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你还太小。若不是妈妈的缘故，我也许永远不回去了。
你是幸运的，大元，你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
大元似懂非懂。以后一年里他总能收到李德胜的几封信。大元成了一个作家的时候，重又想起这次谈话，想起李德胜的那句话，“你是幸运的，你知道自己将要往哪儿去。”
李德胜总是对的。
一个人的不幸，在于他总是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大元也想起了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后来自杀了的谷文。那是丁平多年后告诉他的。
四十五年来大元反复自问：“我真的知道自己将来的去向吗？”
即使是一个作家，迷惘总是少不了的。
当天，大元跟着李德胜迁入铁道科学研究院红卫兵接待站。他们终于在北京落下脚了。
也许该在天安门前。可是两个男孩找遍了整个广场。它不应该趴在地面上，而应该神气十足地立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没有。或许是在车站附近，完全可能。
也没有，那么能在哪儿呢？
它最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中心，凸起四十公分就够了，它应该是八角棱柱体，是花岗岩或者大理石的，可以不必漂亮，但一定要结实。它最需要坚固，不锈钢的最好。
李德胜重新回到广场，他用眼睛吊线，由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像正中至英雄碑的中心线，他心里用一条虚线联结了起来，再用另一条想象的虚线联结了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正门，两条虚线的交汇点就应是广场中心。然而广场太大，距离太远，而且想象的虚线恐怕误差也小不了，所以这个假定中心的范围仍然相当大。这没有关系，只要它真在这里，无论怎样都要找到它。
大元读小学的时候，国家公路上的一块里程碑引起了他们几个同学的兴趣，那是块花岗岩碑，刻着阿拉伯字母1499。为什么是1499 呢？几个孩子充满了好奇。
“是里程碑吧？”
“从哪儿算起的呢？”
“也许是从北京，不是说北京到咱们这里有三千里吗？再有一公里前面就该是1500。”
“咱们找找看。”他们找到了1500。
“什么时候上北京，该找找起点。”
“起点准在天安门广场，通向全国的路的起点准都在那儿，条条大路通北京，北京的大路通全国。”
“起点应该是什么样？也是这样的碑吗？”
“应该是吧，应该是个刻0的石碑。”
“可是通向四面八方的路那么多，要多少个零公里石碑呀？”
“我想有一块就行，是个多面棱柱体，代表各个方向。”
“要是那样敢情好了，往石碑上一站，全中国的路都从这里开始，你只要原地转一周，就可以看到全国了。”
“将来我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先到北京，都首先去天安门广场找到零公里石碑。记住。谁也不要忘了，这是顶顶要紧的事。”
大元的故事让李德胜激动不已，他俩起了大早，天没亮就已经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有一点让他们不爽，他们不是最早的来客，比他们还早的是清扫工人，他们大约有十几个，稀稀落落散布在广场的不同区域。他们各自挥舞长扫把，不疾不徐，很像是没有音乐伴奏的各自为战的舞蹈者。
两个男孩足足查看了百米见方的路面，一点一点地查看，没有丝毫疏忽，可是很遗憾。大元突然眼睛一亮，旁边二十多步远不是分明有一个硕大的黑0吗？
他顾不得礼貌了，不由分说推开一个碍事的清扫工。清扫工给闹愣了。
黑0在一个平面上，既不是不锈钢也不是石碑，但是没有关系，想象总有过火的时候。他毕竟找到它了，零公里。他原地转圈，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但他忽视了一件小事。
那个黑0不够圆，而且是墨迹，两边缘已经褪色了。这不过是件小事罢了。
当他转了半圈，突然又发现了另一件事，一个更大的黑锥形正指向他。沿着那个锥形往前看，那是一整个巨大的黑色纺锤图案。这时大元发现上当了，这个纺锤加上脚下这个黑色的0，不正好组成一个惊叹号吗？大元傻眼了，这的确是一条大标语的惊叹号，那年月标语口号写在地上是常有的事。况且里程碑的数码怎么能用墨来写呢，一场大雨就会冲刷得干干净净。
李德胜听了大元的故事，笑了。
“想想也不对，石碑不可能立在平展展的广场上。广场每天来来去去那么多人，立一个石碑太碍事了，不知要绊倒多少人。”
零公里处仍然没有下落。付出的诸多辛苦算不了什么，但是失望的打击简直叫大元难以承受。也许它在郊外的某一个汽车站院里吧，汽车不是根据里程碑来确定行车里程吗？里程碑实在只是给汽车驾驶员竖的，与我大元有什么关系呢？
他完全不想去理睬该死的里程碑了。
零公里，零公里，一条路开始的地方。
关于事实
“常识 ”这个东西是以事实为基础，用我的话说，我们不能拿科学去度量。
因为在我的个人语言体系中，我觉得事实比真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我说的事实就是诸如“太阳早上出来，晚上落下”，诸如“吃饱了不饿”，这是事实。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些真理，我们今天概念里的真理经常以是否符合科学为前提。
我对科学实际上一直有很强的质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今天的所有科学的结论事实上都经过多轮的否定、订正、否定、订正……都是经过不停的修正，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样—元素周期表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说明科学的不确定性。
因为某一种结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可能是科学，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历史阶段，它被否定了。人们由于认识发现的过程出现新的可能性，它就被否定了。
真理如果作为科学的一个结论来被定义被定性，事实上真理就显得不可靠。
反而是事实更可靠。我更愿意依据事实。
事实是人们通过直接经验，最后完成的。
比如在西医里面，不可能把某一种植物作为治某一种病的药物，它要把这植物里面含有的某一种成分提取出来，而这种化学成分有克此种病菌或者病毒的药理作用。西医不会用甘草直接治咳嗽，因为那不符合科学。是要用甘草里面提取的某种元素，治疗咳嗽的是那种元素。
我描述的事实，是天然植物甘草可以治咳嗽，因为这是人类恒久经验的一部分。我就把经验的这部分，就是人们在自然的历史的状态中可以感知的可以得出的结论，称之为“事实”。
“经验”是要反复验证，但以实践的方式；不是从内部机理或内部逻辑联系去论证。
就像民间的骨科医生，有很多秘方，如果让西医骨科解释秘方，一定是解释不通的。比如说，有某种乌鸡的羽毛，烧成灰，和到某些混合而成的配方中药里面，配方本身是关键；其中的道理却秘而不宣，或许压根就没有秘密。但是由于经验来源于日常，是由人类固有的这些感知方式叠加而成的，这就是事实。
而科学的本质一定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完成了要达到一种目的的过程，这个是科学。
所以我特别愿意回到常识来，因为常识离事实最近。
那么我就愿意先讨论一下常识，看看常识有多大力量。比如在知识领域，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经验会带来很多事实。我们的经验多半最后指向的是事实。
那么我们单纯说知识的时候就有一点模糊。知识里面有一部分是科学的。当我们的知识是在科学层面上取得时，我们通过事物内部的规律和逻辑联系获取的那部分结论，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当中会显得很确凿。这部分知识似乎貌似真理。
那么不是用这部分结论去构成的经验，就是我刚才称之为事实那部分知识就显得很吃亏，似乎很容易被质疑。
太阳月亮升起和落下可以作为一个命题。
通过科学的方法去描述，太阳和月亮与地球的关系，是地球自转与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带来的变化，这个就不是常识。因为我们的常识达不到亲自去鸟瞰太阳、月亮与地球；永远达不到。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科学。
事实不是以内部联系的推理构成的，去掉科学研究的部分，去掉所谓纯知识—科学与逻辑搭建起来的框架得到的结论，这才是常识。此刻常识与事实合二为一。
所以我们回到基础讨论的时候，我更愿意以常识的立场和姿态去面对人最根本的问题。刚才说的是知识的科学的方面，知识还有艺术的方面。
艺术的方面经常会和逻辑发生冲突，就是人知识方面的艺术部分，经常会和科学发生矛盾—因为逻辑是科学的，科学同样是逻辑的线性的。而艺术经常不是这样的。
音乐用科学来描述，不过是声音在不同的分贝之下划出的曲线，不过就是音阶的高低，分贝的高低，对空气振动的强度。但有时候一段特别抽象的音乐就能激发出特别的力量。回到经验层面上，这个音阶的起伏一下子就具备了情感的力量，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艺术体验在违反科学经验。
人们已经习惯了用逻辑的方式去面对世界，但是用这个方式面对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很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很雄辩地用科学知识去向另外一个人说明一个艺术品的能量。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王羲之的字好为世人所公认，但谁能用科学语言的方式去描述王羲之的字如何好呢？它居然好到了几个字拍卖出三亿的高价！线性的、逻辑的语言是无法描述和解释的。有人说王羲之的字间架结构好，但是一定好不过印刷体的横平竖直，毫厘不差。那么说怀素的字好是因为是破坏了平衡和固有的结构，那么一个初学写字的孩子和外国人也会在把握不了的情状之下破坏平衡，破坏固有的结构。
这个时候让我们觉得乏力—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一部分，艺术的部分，宗教的部分，单纯用语言（语言实际是逻辑的）不能描述和解析？我们知识中科学的部分很容易线性化，而艺术的部分几乎无法用线性逻辑、形式逻辑去描述、解析与洞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宗教更奇妙。
在一个全民信教的区域长大的孩子几乎天生就是一个有神论者，一个信徒。
在西藏有很多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与女人，牧区没有受教育条件与机会，但是他们根本不依赖于教育，天然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藏传佛教徒。因为一个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就跟母亲父亲或者外公转经。宗教的传递方式实际上有时候是一种家族或者群落的方式，一个族群自然的传递。
还有另外的例子。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由于某些很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失恋、生病，身体或心理遭受巨大的起伏和变化，那么也可能导致他信教。而信教是有悖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基本思维法则的，因为无神论是从经验与教育两方面确立了一个这世界没有神、没有鬼这样的思维方式，然后他突然又走进了一个有神有鬼有上帝的情境之中。所以，这个情形非常奇特，但这是很多信教的人走过的路。
一个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熏陶，族群自然的传递；另一个就是一些经历与事变。
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是一半人信教，一半人不信教。
印度可能找不到一个无神论者，印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印度教徒，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是穆斯林，百分之几的锡克教徒，剩下为数不多的是其他宗教徒，但总归是宗教信徒。
今天中国有十三亿人，大概有三亿人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还有大概十亿人不知道自己信还是不信。我们共和国已经有超过六十年历史了，也就是这个国家现存的活着的人有一大半是在建国以后出生的人，在无神论的国度里出生成长的。但是有些人又转向到有神论群落，是受到不同的影响。
那么我们假想有三亿信徒，有十亿无神论者，情形特别复杂。
有的人是商人，他的拜物教就是金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这些年有个不成法律的口号：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