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讲的是科学革命和因此引发的工业革命的起源，这一章我们要讨论从科学革命引起的一些理念，如何转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的理念；民众及知识分子又如何受其影响，启动了近代国家的出现。
人权平等观念引出权力在民理论
伽利略和笛卡尔[1]都强调宇宙之间有一个自然律，而人类可以凭着理性去发现这个自然律的运作方式。这一种强调科学与理性的观念，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也就转化成为政治和社会都遵循理性发展的观念。
我们第一个想提的是英国人霍布斯[2]。他认为，人在自然环境中，虽然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才智和体能的差别，但整体而论，只要是人类就应该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霍布斯从人性平等的观念出发，以尊重理性的态度推演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应该是根据理性组成的。人类固然有竞争，但是人类应当是倾向于和平合作，他们也希望有比较安定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辛苦劳动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这些，他认为是人性的通则。固然人有时候会粗暴而且带有侵略性，可终究人是愿意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人也愿意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群体，共同维持彼此和平的关系，也可以保卫这一个群体，使其不致被外敌侵犯和欺负。从这两个观念上看，霍布斯认为人类共同的天性是要有自由，不愿意被人压迫，自己也不应该压迫人。霍布斯认为，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根据自然律引申出来的人类的法律也可以作为维持人类生存自由权的基础。
另一个要提的是英国人洛克[3]，他也深受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自然的状态，所有的人都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生存，这种状态是不受人欺负，也不受人压迫，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机会，人不应当拿别人当做例外，也不能将自己当做例外——这种自然的状态，简言之，可以称做平等。平等的社会中，谁也不能比别人多一些什么或少一些什么。这种人类的共同天性，应当是自然律的一部分。依据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在当时出现的几个缔造新国家的大革命，都和上述霍布斯或洛克的理念相当地接近。更进一步讨论权力在民的孟德斯鸠[4]和主张人民拥有权力的“社会契约论”的卢梭[5]，则终于将抽象的人权观念，落实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具体理论。
从荷兰建国到法国大革命
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经历了四次重要的革命。第一次是1566年到1609年，欧洲西北角低地的七个省份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建立了一个民主的荷兰——这一个运动当然是延续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一个续曲。荷兰地区，也就是所谓低地（Netherlands）地区，没有强大的封建领主，甚至没有很大的地主。这里的人们，因为临海的地理条件，长久以来，都是经过北海，依靠海上活动维生。他们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城市，可说是城市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封建制度领地的农村很不一样。整个荷兰地区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海外贸易是他们最主要的维生方式。在宗教革命期间，荷兰地区是新教的地盘，他们不愿意接受教廷的宗教权威，也不愿意接受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约束。他们认为，神权和天授的君权都不合理。因此，这七个小省份的人民，结合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邦。这个最初并不引人注目的革命，却创造了欧洲对外开拓的新形势。
荷兰掌握对外贸易的契机，从区区一隅，以其长期累积的海上贸易的经验，加上荷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纵横三大洋的贸易帝国。在北美——今天的纽约，他们建立了一个港口；在马来西亚尖端——今天的马六甲，他们也夺下了葡萄牙建设的港口；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荷兰人设立了东方贸易的主要根据地，管领了太平洋、印度洋，兼顾美洲、亚洲等地区的贸易；他们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对太平洋最边缘的日本长崎的控制权，建立了一个通商口岸（荷兰人在该地立足后，长崎成为西方文明输入日本的主要窗口）；荷兰人也曾经在台湾南部的安平建立据点（在那里，荷兰人设立了一个统治台湾少数民族的机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武装商队，穿梭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在英国崛起前，荷兰的海上势力，曾经称雄一时。
荷兰的革命因为规模较小，并没有引起注意，而欧洲第二个革命则立刻引起世人的注意。经过几乎三十年内战，英国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权。当时的英王詹姆斯一世，由于他个人的信仰倾向于回归天主教会，所以他推行的政策和亨利八世建立英国新教以后的政策十分不同。詹姆斯一世也和欧洲大陆上的封建领主们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支持他们压制新教的活动。为了这些国际活动，英王政府不断地加税，因此，引起英国城市居民的集体反感。这些新兴城市的居民，很多是从地方乡绅转化为城市的市民，从海外贸易得到一定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宗教立场都和英王不同。这些人参加英国国会之后，经常和国王有冲突，不止一次要求国王限制自己的权力。从市民要求国王尊重民权开始，终于演变为武装革命。
英国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民主传统。早在13世纪就有了《自由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英文Great Charter），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皇权。通过《自由大宪章》要求限制英王权力的主要力量，是中世纪的地方领袖和乡绅。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却是有城市背景的新中产阶级提出来的。他们规定英王不可以不通过议会而强迫人民缴税，也不可以依据英王自己发出的命令，任意地逮捕公民。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规定：没有法庭的逮捕令，不许拘捕任何人，不得剥夺任何人的人身和财产权。而1689年的《权利法案》，更是隐含着一个基本原则：人民选举的议会，其权力高于英王。
这一连串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在国会与英王的斗争中逐步出现的。议会武装部队的领袖克伦威尔，带领以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小乡绅为主的武装力量，不仅击败了英王的部队，而且以议会的名义判处英王死刑（1649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用人民的权力判处君王死刑。克伦威尔自己成为没有皇冠的英国领袖，他的权力到他死以后，又回归议会。这一次革命，主要的意义就是以律法限制君主的权力，而其根本的理由就是“人民有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国家不能任意地剥夺人民的权利！
回顾前面所说的霍布斯、洛克的理想，我们还须加上孟德斯鸠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拥有权力者终会被权力腐蚀，因此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君主，权力应该要分散，掌权者只有行使法律的权力，没有创造法律的权力。君主必须要服从法律，这一点说法当然是和中古的《自由大宪章》的精神一致。
第三个革命，就是美国的独立革命。自从美洲发现以后，各处的欧洲人就分别移民到美国。英国的居民最初建立的殖民地，是在南方的詹姆士镇[6]。能够扎根在美洲的新英格兰[7]地区的移民，则是“五月花”号带来的清教徒。所谓的“五月花精神”，规定了他们新家的民主政治形式。后来，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州的宪章，都是大致符合“五月花精神”的。
在18世纪初，美洲有了十三个英国的属地，然后发生了著名的反印花税法事件[8]和波士顿倾茶事件[9]。在美国的英国居民，宣称人生而具有权利，不认可英国王室收税的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1776年他们发表《独立宣言》，十三州的居民宣告独立，不再受英国治理。《独立宣言》列举英王侵犯人民权利的罪状；高举自己的立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人身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要保障这权利，所以以民意成立政府；一个政府经过人民的委托，才能取得合法的行政权；人民有权力随时改变政府，也有权制定法律和修改不适当的法律。这个著名的文件，是今日我们认为是美国建国先贤之一的杰斐逊[10]的杰作。
《独立宣言》里面的许多理念，实际上是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人和人相处应当依据理性行事，也应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以此订立一个合约，这个合约最后是以国家和国家议会的形式呈现，而执行管理权的政府，是在社会契约的委任之下，才能执行行政的职权。
我们必须要注意，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契约，而是一个群体之中的成员共同协商订立的合约。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执行行政的职权，以落实协议中的项目。这些约定的项目，一定要依据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以及人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为基本原则。
美国在这个大革命之后建立新的国家，又在击败了英军后，成立了合众国。不仅个人的权利在宪法上有特别的陈述，而且各个州的独立自主权也是合众国的基本精神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理念撰写宪法，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主权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实践一个人类已经讨论两百多年的理想。
第四个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基地，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名字，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都是提出近代精神的重要人物。启蒙时代的理想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基本精神，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是维护天主教政权的重要人物。当时的法国，在欧洲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时，也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出现了新形态的社会和经济。城市中的市民，在过去封建制度下没有地位的，现在也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法国君主曾经顺应新形势召开三级会议，第一级的代表是天主教的僧侣，第二级的代表是封建贵族，第三级的代表是平民。三级会议向路易十六提出权利陈情书。这个文件要求：确认人身的自由、安全；禁止国王下令逮捕公民；法院要根据法律公平执行，而且犯人有免费的辩护者；所有的财产，国王不得任意侵犯；商业活动、宗教活动、出版自由等，都必须被尊重；他们甚至提出社会福利国家的理想，要求国家提供基金济贫扶穷。三级会议催生了《人权宣言》[11]。
1789年的大革命，群众走上大街，攻破了巴士底监狱，逮捕了法国国王，而且处决了法国国王夫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提出的是人权理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权利，若不知道人权或忽略人权，就是政府侵犯了公众的人权。在《人权宣言》之中，当然首先提出的是不得剥夺宗教自由，不得剥夺发表意见的自由，同时提出基本原则，那就是：任何主权受诸公民；任何团体包括政府，或任何个人包括君王，都不可行使公民没有授予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