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是相关的，宗教革命将普世的公教秩序移去，恢复民族的自主，成立了主权国家。另外，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为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纽带，这一信仰使个人获得新的自觉，也就是个人自主性。
由军事民主发展出的政治民主
欧洲的印欧民族有长期迁移的背景，从欧亚大陆之间的原居地，经过千山万水，终于定居在后来东欧、中欧和西欧的各地。他们在原居地的时候，已经具有骑马的特性。这种战斗族群，正如草原上其他的战斗族群一样，有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颠覆了基督教的普世秩序，终于让族人回归到自己族群的范围，并逐渐形成了当时的民族国家。
这些战斗族群，几乎都曾经有过“军事民主”的制度。在战场上，战士们必须拥戴一个最好的指挥官，团结将士，指挥作战。因此，战斗部落的酋长，并不必然是世袭，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选举的指挥官可能就取代了原来的家族酋长，领导族群作战。过去我们认为，民主制度是在希腊的雅典等城邦出现，实际上，雅典城邦本身就是希腊民族迁徙后，从战斗部落转变成为居住部落才出现的。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按照理想设计而得，其实也是军事民主的延续和演变。在欧洲中古时期后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有些开展了民主制度，其渊源应当是由部族的军事民主逐渐转变而来的。
近代欧洲国家的两种政治制度
近代欧洲的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以强有力的君主领导的国家，它们实行的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例如，普鲁士演变成了德国。德国从腓特烈大帝之后，经常是以强有力的中央专政，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力。德国的精英分子“容克”[1]就是过去的战士阶层。在德国，他们虽然已经担任文职官员，或是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其基本特质还是武士。研究德国史的专家，常常将容克和中国的儒生士大夫相比。其实中国的缙绅主要是一些儒家的学者，他们经过科举考试才加入文官体系（当然，在孔子时代，士本身也是从武士背景转变出来的社会精英）。中国与德国的精英，到底还是有文武特质的差别。
另一种国家形式则以英国作为代表。英国自从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会自己成立了英国公教会之后，其发展就走上了自己独特的路径。英伦三岛上的民族固然也都是印欧民族，但是因为先来后到的缘故，其成分并不一致。最早到达的是凯尔特族群[2]，如爱尔兰人；最后到达的是诺曼人[3]，即所谓的“北人”。今天英伦三岛上还有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三大族群，再加上爱尔兰族群，至少已经有四个不同的成分。稍早的时候，盎格鲁和撒克逊[4]这两个族群，就是先来后到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对于德国地区的日耳曼人，英国的族群成分要复杂得多。德国以原本战斗部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基础，上下同心合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像英国这种成分复杂的共同体，在海岛之上，彼此无所规避，也没法分隔，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互相容忍，彼此迁就。因此，英国发展了一套制度，实际上就是互相协调的民主制度。到了后来，英国数次从外面迎接王储承继王位，而不是在国内靠族群斗争拥立新王。英国的国王，因为原本就是外来者，必须接受国内权力分布的现实，不能大权独揽，只能发展出一套“开明专制”的政体。英国的国会，其最终的功能就是在辩论中达成协议，而不是以选票来压倒弱者。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体制，是由这两种基本体制互相配合而成。就拿法国来说，其国家核心是在巴黎的畿辅[5]地带，各处的地方号为外省，都屈从于畿辅的领导。法国的王室，常常是专制的君王，其权威无人可以挑战，例如路易十四，号为太阳王，权力极大。然而，这一个政体必须与天主教会合作，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恐怖平衡”，彼此丢不开，又并不协调。中央与外省之间，也是一种动态平衡。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权经常转移。后来的法国议会，长期以来也是众多政党在竞争，难得有一个真正的多数党，经常由若干党联合组成内阁，情势一改变，政党联盟又会重组。法国的制度，是在协调与专制之间动荡，可以说是英国、德国的中间形态，可是并不稳定。
以上所说的民主制度，也必须建立在个人的自觉性与自主性之上。由此发展出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参与，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君主的“子民”或被统治者。当然，等到启蒙运动时，尤其法国的启蒙运动者，又从历史和神学的角度赋予个人自主性。那些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发展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将民权与人权合一，最后呈现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权运动，英国清教徒[6]革命的市民权力，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中美国宪法所主张的天赋人权。
人权思想的附带产品，就是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大多数战斗部落，例如纵横草原的匈奴和蒙古，以及今天中东的阿拉伯民族，妇女没有和男子一样平等的地位，因为妇女不能担任和男子一样冲锋陷阵的角色。可是，北族的维京人和英国的条顿人[7]，他们长期在海上活动。族群里的男子可能长期在海上，家里一切事务都由妇女承担，如果发生不幸，出海的男子不再回来，维持家庭的责任就落在妇女的肩上，因此，这些族群的部落会议，妇女也一样参加，有时代表自己家里的男子汉，有时就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她们对共同体的治理，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妇女担任领袖，女子继承产业，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特色，在许多定居的农业区域是罕见的。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形成
在基督教神权专政时代，宇宙里的一切现象都被归为上帝的意旨，神制定了宇宙的规律，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法则”，也可以称之为“神律”。宗教革命以后，神律的解释权不再专属于教士们，而是回归到人的理性。启蒙时代的自然律，其实就是神律的另一名称。自然律不仅是宇宙运行的规则，也为近代科学的思考提供了依据，“科学”必须从理性推演，而且必须有迹可循。假如，自然的现象多是偶然产生，理性将无从措手，也就无法按照理性推演，一步步从已知推到未知。
人类行为也必须要依从有规律的秩序，这一构想当然也是从神律的想法延伸的。在神权专政的时代，教士们可以替神发言，规划人间的秩序；教士们也有权力，决定赦免或是不赦免人的罪行。这种因人而异的神律，就不是一个可以预测的规律。宗教革命以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是根据人类个体共存于一个社会的要求来制定的。德国系统的法律，一方面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法典，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法典解释为神律在人间的体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又在这套罗马法典的基础上，编纂出《拿破仑法典》，也不外乎根据神设定的秩序，制定出一套适用于人间的行为规范。这种法典，也必须合乎理性。因此，今天所谓大陆法系的法律，可说是按照天理的神律，落实为人间的法律。
与此相对，则是英国系统的习惯法。人间的秩序是按照社会共同体成员长久建立的习惯而逐渐形成的，众人谓之“是”就是“是”，众人谓之“非”就是“非”。英国法系后来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可以说是建立在“人情”之上。人的行为和习惯因时间而改变，所以英美法系常常没有一个基本的法典，而是由经过民主秩序选举的国会协调制订出一套人的行为规范——包括宪法及按照宪法精神拟订的法案。同样，许多过去的判例，也是法律的依据，这些判例的决定，是经过法院和陪审员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对某一个实际个案的判决。这种判例，代表的也不过是某一时空条件下，这一个社群的是非标准。英美法系相对于上述大陆法系，可说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天理”和“人情”合在一起，才成为人间的法律。两者最后的精神，还是理性，也还是人对自己智性能力的自信。
在这一章我们谈到的是，宗教革命以后才开启的一个近代的西方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犹太——基督教的神学，对神有绝对的肯定。相对而言，中国、希腊和印度的文化系统中，都是多神信仰，神的意志也不完全合乎理性。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将教会这个中介除去，留下了天然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理性和统一，加上对族群本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公民完全参与了共同体的事务，公民本身的认同是和共同体完全一致的。如此情况下产生的近代国家体制，“主权”和公民的特殊归属有密切的关系。近代的主权国家，因此不同于过去的帝制时代，没有“君主”和“子民”之间并不契合的情况。在国民成为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共同体的力量是具体而且可以凝固的。加上神律和人间秩序的互相转换，使得共同体的内在秩序，也具有前所未见的坚实。
这种共同体的凝聚力极为强大，动员国民的机制，可以使国家具有无比强大的实力，并不断以此实力作进一步的扩张。近代世界的组织形态，长期以来，“民族”的“主权国家”，几乎是大家视所当然的终极形态。直到最近，全球化一步步实现，主权国家的意义不得不有所改变。人权的普及化，也将充当国家一分子的“公民”的特色冲淡了不少。可是无论如何，上述近代国家的形态，还是世界上延续数百年的一种体制。
注释：
[1]容克德语“Junker”的音译，意为“地主之子”，泛指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6世纪起容克阶层长期垄断军政要职，掌握国家领导权；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扩张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柱。
[2]凯尔特族群凯尔特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分布在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集团。前6世纪到公元初期间，创造了拉登文化，建有城市，农业技术水平较高。其后裔散布在法国北境、爱尔兰岛、苏格兰高原、威尔士等地。
[3]诺曼人亦称“维京人”，北欧的古代民族，今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的先民。系8——11世纪间，自朱特兰半岛（今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原居地，向欧洲大陆各国进行掠夺性远征的日耳曼人。
[4]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族群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分支，原居北欧日德兰半岛、丹麦诸岛和德国西北沿海一带。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两部落都有人群南渡北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两部落才融合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征服、同化，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大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再加上后来移民的“丹人”、“诺曼人”，经长时期融合，才形成近代意义上的英格兰民族。
[5]畿辅是指首都附近的地区。
[6]清教徒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谋求进一步实现加尔文主义的改革派。由于他们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文，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故名。
[7]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一说为凯尔特人的一支，前4世纪住在欧洲易北河河口附近北海沿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