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乾隆的诗中不乏别人代写的。在乾隆时期有名的文字狱案例《黑牡丹》诗的作者，就是因为替乾隆写诗，不知遮掩，死后给子孙惹来天大的祸端。
《黑牡丹》诗原是大学士沈德潜所著。沈德潜，名归愚，做得一手好诗。乾隆帝自命是文学士，常常和臣下和诗作文。乾隆的诗文根底有限，做出诗来并不十分巧妙，只怕给臣下见笑，便请两位大臣在他身旁，常常叫他们捉刀——一个是纪晓岚，专代皇上做文章的；一个便是沈德潜，专代皇上做诗词的。后来沈德潜死了，便由梁诗正代作。沈德潜因乾隆皇帝看重他，也许是文人的天性使然，他在乾隆皇帝面前常常露出骄傲的样子来；乾隆皇帝因为比较欣赏他的文学才能，反而格外敬重他。沈德潜六十岁时还是一个秀才，到七十岁时，便拜作宰相。到八十岁时，告老还乡。
沈德潜告老还乡以后，乾隆皇帝还常常打发官员到他家中去问好。这对他来说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后来乾隆帝作了十二本御制诗集，特送到沈德潜家里去，请他改削。沈德潜却老实不客气，在御制诗上批了许多话，又删去了许多诗词，送回京中。乾隆帝看了，心中虽说不高兴，但看在老臣面上，便也不说什么。一年以后，沈德潜便死了。
乾隆帝南巡过苏州的时候，想起老臣沈德潜来，便摆驾到他坟前去吊唁，又传他的子孙到跟前来问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乾隆想沈德潜是一代诗人，家中必有遗著，便向他子孙查问。沈德潜的子孙平日根本不留心先人的手泽，不知道什么是犯忌不犯忌，便把沈德潜的原稿一古脑儿献出去。乾隆帝看时，上面有许多诗是诗集上不曾刻入的；又有许多代皇帝作的诗，他也一齐收入诗稿，下面注明“代帝作”三字。
乾隆帝看了，不觉恼羞成怒，他想：御制诗已经刻出去了，这诗稿里又有代作的字样，岂不坏了朕的名声？但心中虽不乐，却也无法处置。后来，又看到他的未定稿里面，有一首《黑牡丹》诗，劈头一联便是“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两句，乾隆帝看了勃然大怒，说到：“好一个大逆不道的沈德潜！他明说是夺了朱家的天下，又骂朕是异种，这如何忍得？”便立即下旨：沈德潜生前受朝廷厚恩，今观其遗著有意诽谤本朝，迹近叛乱，着即掘墓扑碑。又把沈德潜的尸首从棺材里拖出来，砍下头来；沈氏子孙一律充军到黑龙江，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孙儿。这一桩文字狱，把那班读书人吓得缩着脖子躲在家里，从此以后，也不敢献什么诗文了。
乾隆曾标榜自己“从未以语言文字责人”，但就是在他执政期间所制造的数得上来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累计处死一百六十三人。
2 风流债——《一柱楼诗》
文字狱与风流债如何扯上关系？原来这里面大有隐情。乾隆朝的《一柱楼诗》文字狱案，确实是由一件因为女人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扬州府东台县有个书生叫徐述夔，原名庚雅，字孝文，童年时他的父亲为便于他读书写字，便在宅内专置一小楼供其学习。此楼形似伞，小巧玲珑，以仅具独柱为特色，而取名“一柱楼”。
徐述夔乾隆三年中过举人，也做过一任知县。但他因为刚直不阿，不满官场的尔虞我诈愤而回到故乡。他自恃才高，说自己若生在明朝，必有如唐顺之、董其昌一样显贵扬名，此时又看了雍正年间吕留良的一些著述，于是对满清更是愤怒，说：“剃头有什么好看的，丑死了，前边剃了，后边拖着根长辫子，跟驴尾巴一样。”又说；“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受之父母，怎可随意剃去？”于是便为一个学生起名叫徐首发。这徐述夔整日吟出许多诗句，对当朝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向往那想生活而又未曾生活过的明朝。感叹：“江北久无干净土。”又说：“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并非非。”他这样做，自己没引来杀身之祸已为万幸，偏偏他的儿子也步其父后尘，其子徐怀祖把他的诗歌编为《一柱楼诗》，在民间刊印发行。
这时扬州东台地方有一个绅士，名叫傅永佳的，忽然献出一部《一柱楼诗稿》，向江苏巡抚衙门告密，说这作这诗的徐述夔是个叛逆。说到傅永佳的告密，原和徐家有很深的私怨。
傅永佳的父亲做过一任御史，告老回家，他却极爱风流。那时东台地方有一个土娼，名叫赵明明，长得清艳淡雅。傅绅士在她身上已经花了上万银子了，颇想娶她回去，做一个金屋姬人。谁知，那赵明明却暗地里爱上了徐述夔。这徐述夔当时在扬州府衙门里当幕友，年纪又轻，才学又好；后来调到江苏藩司里去，势力越发大了，便把赵明明娶回家去，宠擅专房。此事给傅绅士知道了，气得他发昏。后来扬州府出了一桩漕运案件，有船的渔民拒绝往北京运送粮食，有人说傅绅士也在里面；徐述夔向衙门告密说，傅绅士主使抗漕。
公文下来，捉拿傅绅士。傅绅士上下行贿，才免了这场灾祸；但是家财也花尽了，人也气成病了。傅绅士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儿子傅永佳，务必要报了这个私仇。
傅永佳留心多年，才得到这部《一柱楼诗稿》。他在诗中发现有许多叛逆的话，如诗里有两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个壶儿，便是说“胡儿”，他说当今天子是胡儿：“胡儿搁半边”，是说要推翻大清天子，重立明朝天子的意思。这时乾隆帝正四处搜寻叛逆的文字，那地方官也想讨皇帝好，因此特别注意。如今江苏巡抚见了这本诗集，便知道有了升官的路，当即把诗集献与皇上。乾隆除了上面那两句反诗，还看到，“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本来“明朝”是指“明天的早晨”，“去清都”是说到清朝的都城去。可是乾隆却是这样想：“‘明朝’却指‘明王朝’，‘期振翮’即等明朝恢复，振翅高飞；‘去清都’就是推翻清朝，废除大清都城。”这就是想反清复明，用心何其险恶！于是，乾隆下令，徐家满门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跟着倒霉的还有一大批官吏和与诗集有关的人。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去多年，仍按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只留下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徐家田产，赏给傅永佳。扬州知府和江苏藩被说成是是同党庇护，隐匿不报，一齐发充新疆效力。那江苏抚台升了两江总督。可怜徐述夔一家性命，都送在这几诗上，你道凄惨不凄惨！傅永佳害得徐家家破人亡；又得了徐家的田产，他是何等快乐。
3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
诗的意境要由读者去悟，往往会引发人们的种种遐想，一旦“遐想”变成别有用心的“瞎想”，就不免会引发一场文祸。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又要倒霉了？
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像这样挟私报复者与试图邀功者固然可恶之至，但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更为关键。
乾隆大怒，认为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又指责“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是“谤及朕躬”，并反驳道：“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说？”根据乾隆所定的“谤及本朝”则同“叛逆”的调子，据此推理，胡中藻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中藻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昌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这可真谓‘砍头只当风吹帽，横扫千军如卷席’。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不久，查禁风潮席卷全国，乾隆朝，共禁毁书籍三干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民间畏惧，不论是禁书还是非禁书籍，往往都一并烧毁以避祸。而一些文人学士为避祸而销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4 张大方——掉包免罪
乾隆大兴文字狱，甚至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也要吹毛求疵，大动干戈，动辄杀头戮尸，株连子孙，可是有一位该被杀头的老名士却逃过此劫，这其中有什么蹊跷之处吗？
江阴地方有一个叫张大方的老名士，他因功名失意，在家中著了一部小说，名叫《野叟曝言》。他自仗多才，书上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历数音律，没有一种学问不讲。书中的主人便是他自己的化身，说那西湖杀龙的一段，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概。
张大方有一个女儿，名叫慧心，知书识字，十分聪明。她见父亲著的书里面有许多犯忌的地方，又描写淫秽，必遭毁禁，常常劝着她父亲。无奈这张大方高自期许，他逼着女儿，把这部《野叟曝言》用恭楷抄写，装潢成一百本，藏在一只小箱子里，打算候乾隆驾过路的时候，把这部书献上去。平日见了亲友，也拿出这书本给亲友观看，夸耀他自己的博学。他亲友中有一个苟羽化的人，原也是一个读书少年，家中富有钱财，见慧心面貌美丽，几次托媒人到张大方家去求婚。这张大方嫌苟羽化举动轻佻，便一口回绝他。
苟羽化含恨在心，苟羽化的叔叔苟真，也因田地纠葛的事体，和张大方打过官司。因此他两家互不相容。如今打听得张大方有这一部书，苟羽化也曾到张家去读过一遍，见上面有许多触犯忌讳的话，便悄悄地去到江阴府衙门里告密。那知府原得到乾隆的密旨，专搜查这种叛逆的著作，如今见苟羽化来告密，便亲自去拜望那张大方。这张大方不知他们是计，又拿出那部《野叟曝言》给知府看。知府见上面有许多夸大的说话，那杀龙一段，显系是杀皇帝的意思。当下假作称赞几句，又怂恿他献与皇上，定可得皇上的奖赏。张大方听了，便十分得意。
到了乾隆过江阴的这一天，张大方便穿着袍褂，手中捧着书匣子，恭恭敬敬地跪在岸旁献稿。江阴知府早已预备下了兵士，只须御舟上说一声“拿下”，他便动手。
谁知待这部《野叟曝言》送上御舟上看时，打开书箱，里面藏着一百本白纸本儿，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乾隆看了很诧异，传话出去问他什么意思，那张大方见他的书忽然变了白纸，也吓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乾隆认作他是个呆子，便传旨申斥了几句，便放他回去了。那苟羽化和江阴知府枉费了一场心计，依旧是抓不着张大方的把柄。这张大方也因为一生心血都在这部书上，如今一个字也不留，叫他如何不伤心？他在家中便长吁短叹。却不知道，他那部书早已被他女儿偷出，装在小缸里，悄悄地拿去后园埋在地下了；却拿白纸照样地装订成一部假的书，藏在书箱里。这也是使她父亲免罪的法子。后来直到张大方死过以后，慧心嫁了丈夫，才悄悄地又把这部《野叟曝言》掘出来，藏在家里。
乾隆朝的文字狱成了家常便饭，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获罪的大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也是随意罗织的罪状，但多少还抓了点治罪的理由。乾隆时的文字狱，则完全是望文生义，而且获罪的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极大部分的文字狱，并没有反抗满清的政治倾向，纯属滥杀无辜。有些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而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如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长久，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结果，将智天豹处死。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乾隆朝的文字狱很多就是这类莫须有的冤案。在这种文化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九 渥巴锡万里东归
1 逼入绝境——愤而一博
是怎样的环境迫使渥巴锡决定孤注一掷，决定东归？做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新疆和静县城街心公园的正中央，耸立着一座巨型汉白玉人物雕像，人物面色严峻，手持戟枪，顶盔亮甲，威骑在白龙驹上，他就是民族英雄——渥巴锡。好奇的人们不禁要问：渥巴锡是谁？为什么他的雕像会矗立在这个地方？
渥巴锡是乾隆王朝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谱写了一部关于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万里东归祖国的悲壮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