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认为，即使管理者有足够的聪明，如不依法度办事，企业仍有危险。这就是说，管理企业时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聪明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因为，管理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所能决定的，必须要靠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大家的智慧，管理者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群众的力量却不能轻视，否则，再聪明的老板，失去群众的支虽有上九天揽月之心，却无回天之术。
企业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体，特别是当这个本来分散的力量在科学的管理制度的规范之下，就会形成无比强大的力量，同洪水，一旦被水库合理地规范和利用，那将是力量无穷，所以，组织好员工，就必须修建一个坚固的大坝，这个大坝就是管理制度。
有了好的制度，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难，也不至于走向混乱。
如果丢开制度不用，根据个人私意耍小聪明。法禁的威严就树立不起来。这样，随心所欲的工作作风就大行其道，管理原则就被抛在一旁。
上古时代，舜下令治理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有人先动手了，于是舜就把他杀了。大禹治水时召集诸侯在会稽山会合，防风氏来迟了；大禹就把他斩了。可见，古人多么看重法令的威严，一定要依照法令而行动，早了要杀，迟了要斩。
制度如同镜子。镜子不动，是美是丑就能照出来。稳稳端住秤杆，是轻是重就称出来了。镜子晃来晃去就无法反映实际情况，秤杆摇来摇去就称不出是非标准。
管理也是这样，必须以道为原则，以法为根本。原则与根本是不能动摇的。不管你是多么聪明的人，符合道与法的就行得通；不符合道与法的就寸步难行。小聪明、小智慧虽可逞于一时，但难免有失误，只有道与法，才是管理制胜的保证。
人的目力再好，手再巧，也还是要用水平仪来找水平；用圆规来画圆圈。丢开规矩硬要相信巧手，抛弃法度硬要运用自己的眼力，必然发生偏差。
事实上，很多管理者，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虽然这样的管理者，能说会道，很聪明机巧，多才多艺，但是，以法度的观点来看，这种聪明正是大家平时所说的，是一种“小聪明”而非“大智慧”。
这样的管理者最后难以逾越自身境界的狭隘，使自己和企业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境地。
从前郑武公暗中谋划攻打胡国，就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让胡君高兴。郑武公还故意问各位大臣：“如今寡人准备用兵，你们看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大夫关其思脱口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听了马上变了脸色，勃然大怒说：“放肆！胡国，乃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怎么说可以攻打？”于是他把关其思杀了。胡君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深信郑国是自己的亲密盟友，就对郑国不加防范。郑国于是乘其不备，偷袭胡国，把胡国拿下了。胡国不以利害的道法，来分析郑国的企图，却以靠不住的姻亲关系作为国家的策略依据，结果招致亡国的结局。
宋国有个有钱人家，住宅的墙被大雨冲坏了一处，有钱人的儿子说：“要赶紧修好，不然会有小偷来偷东西。”邻居家有个老头自作聪明地也对他说：“是的，要赶紧修，否则小偷下手很容易。”到了那天傍晚，有钱人家果然有一大笔钱财被盗。于是这个有钱人认为自己的儿子极其聪明，有先见之明；同时怀疑邻居家那个老头就是小偷。邻居家聪明的老头说的话没错，可是结果呢？被怀疑为小偷。可见，聪明并不难，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却很难，违反道与法术的行为，难免给自己找来祸殃。
春秋时晋国大夫士会流亡在秦国，已经受到秦国重用。后来晋国人觉得士会还是个难得的人才，想叫他回去，又怕秦国不放，于是就设计要把士会骗回去。士会心中有数，秦国人却蒙在鼓里，只有一个叫做绕朝的秦国大夫识破了晋国的计谋。绕朝劝秦康公不让士会走，可惜秦康公不听。绕朝觉得自己的聪明没人知道很可惜，就在士会临走时对士会说：“不要以为秦国没有聪明人了，就是一个。我一眼就看穿了你们的计谋！”可惜国君不听我的话式士会知道绕朝是个聪明人，回国后就散布谣言说绕朝跟自己是合谋的，于是秦国人就把绕朝给杀了。绕朝的话也没说错，结果晋国人看出他是个聪明人，秦国人却把他给杀了。这又是个自称聪明而害了自己的典型案例。
凡是聪明多能的人，有了道和法作依据才行得通，没有道和法作依据就行不通。所以才能只是偏而不全的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才是万全的，智慧和才能则往往导致失败。
韩非子认为，才能只有以道法为依据才能成功，无道法就会失败。
所以，不利用天地资助的条件，却任凭自己一人的本事，不追随自然法则的常理，却去学用一人的智巧，这些和用象牙三年雕成一片楮叶是一样的。
真正的智慧是利用天地自然的法则，不是个人的智巧，个人的智巧只是雕虫小技，不足为凭。即使有尧那样的智慧，如果没有众人的帮助，大功也不能成就。管理者即使再聪明，能力也有限。
五、智慧破坏法度可亡
《韩非子·亡征》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喜欢用自己的小聪明改变法令，时常用自己的私行扰乱企业事务，法律和禁令不断变易，领导的号令前后矛盾的，企业就可能灭亡。
韩非子认为，法律、禁令一旦制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自己的私心和私欲不断变更法令，会招致亡国的灾难。
首先，“朝令夕改”严重影响管理者的威信。
一个法治的企业应该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指令在短时间内出现反复，员工就会对管理者的决策能力产生怀疑，决策也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其二，由于决策变动，对决策的执行也会因理解的不同而出现偏差；其三，决策的反复极大地浪费了社会各方面的资源。
曹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奸雄的名声。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下了一道命令，各位将士经过麦田时，不得践踏庄稼，否则一率斩首。一日曹操正在骑马行军途中，忽然一只斑鸠受惊从田中飞出，曹操坐骑因此受惊蹿人麦田，踏坏一大片麦子。曹操立即叫来行军主簿，要求军法处主簿十分为难，曹操却说：我自己下达的禁令，现在自己违反了如果不处罚，怎能服众呢？当即抽出随身所佩之剑要自刎，左右从急忙解救，这时谋士郭嘉急引《春秋》“法不加于尊”为其开此时曹操便顺水推舟，说一句“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但还是拿起剑割下自己一束头发，掷在地上对部下说：“割发权代首”，叫手下将头发传示三军，这就是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说明曹操的执法并不严格。
管理者必须改变其原先的决策时，必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但是若一再地修改决策，已经成了这个管理者的习惯时，这显示出管理者的能力和素质都不够了。
如果一个人对事无法作出有效的判断，过于优柔寡断而无法下决定，基本上，这个人根本不适合这个管理职位。
影响决策改变的第一种因素，通常来自于大环境的改变，但是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决策绝不会平白无故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造成决策朝令夕改的原因是，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有问题，没有依据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例如，收集资料，分析讨论等，而是照管理者个人的喜好与直觉作判断，结果，当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时，只好临时朝令夕改，摇摆不定，这样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苏州公务员加薪休假的消息传出没几天，最后又有消息称，该项规定已经叫停。原因有，一是百姓很有意见，二是财政要额外支出一笔不菲的经费。如此朝令夕改的事还有很多：许多城市立法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的几年后又重新立法对部分地方开禁，关于房产交易税是否征收的问题一个部门在短短几个月内反复调整，令人无所从。如何不让下级觉得“朝令夕改”呢？管理者与下级之间因平日的沟通而建立的互信基础是关键之一。如果没有平时的沟通，当决策必须弹性应变时，才要求员工配合，支持，当然太迟了，自然会被视为朝令夕改。
第二点，管理者和下级对任何重大事项都能交换意见，才能坚持比较统一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决策的宣布都不会显得随意突兀，避免造成下级的信心与认识上的冲击。
“朝令夕改”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在决策时往往没有充分听取民意，而仅仅是拍脑袋，体现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旦执行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多弊端，员工不能接受。
按韩非子的观点，如此朝令夕改的决策甚至可以导致企业的灭亡，在企业管理上，其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六、除掉喜怒哀乐之情
《韩非子·扬众》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
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
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
表现出喜爱之情，就会有人来讨好多事；表现出厌恶之情，会有人心生怨恨。所以要去除爱憎的情感，使内心空虚作为道氓住所。
韩非认为，君子应该除掉喜怒哀乐之情，让内心空静出来，将“道”充满，这样别人就不会对他产生怨恨之心。
事实上，韩非子告诫管理者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就是不夹杂个人情感，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绳的管理行为，如果一个管理者能够把个人的好恶，排除在工作以外。那么，对待管理工作就能实事求是，科学管理。韩非子所主张的就是一种“无情”的科学观念。
事实上，正如韩非子所言，如果管理者情绪化太强，容易造成判断的失误，不但会产生错误的决策，也会伤害员工的感情，凭借个人的好恶，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个下级如果得到领导的喜爱，那么这个下级也许就会产生有恃无恐的情绪，而欺压同事，招致员工的不满。如果一个下级被领导所厌恶，那么他就会步步自危，工作起来也会畏首畏尾。
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喜形于色，也容易导致在实施管理时有失公允，这样企业就会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当下级发现自己的领导是个所谓的“性情中人”的时候，下级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就会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汇报工作专拣好听的说，报喜不报忧，这样领导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自己蒙蔽了自己。管理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等到危机爆发时，恐怕也就积重难返了，这是，无论管理者有多么大的本事，也难挽救企业于危亡之中，一个管理者的性格因素，对企业的兴衰成败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前，楚灵王喜欢在上朝时看到臣子们有个如杨柳般婀娜多姿的细腰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叫赏心悦目，能使满堂生辉。有些生得苗条柔弱的大臣还因此受到了楚灵王的赞美、提拔和重用。
这样一来，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为了赢得楚灵王的欢心和宠信，便千方百计地实行减肥，拼命使自己的腰围变小。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节制饮食，强迫自己一天只吃一餐饭，为此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也在所不惜。
楚灵王以个人的好恶去规范臣下的行为，并以此决定亲疏，这就必然会引起下属臣僚的刻意逢迎和拼命邀宠。如此上下互动，渐成风气，势必会酿出大祸，危害企业，毁掉个人。
领导厌恶什么如果表现出来，群臣就会隐藏、否认自己有这方面的事情；领导喜好什么如果表现出来，群臣就会欺骗领导，说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所有的齐国人都穿起了紫色衣服。一时间紫色的衣料大贵，一匹紫色布的价格超过五匹素色布的价格。齐桓公为此发愁了。他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百姓都穿紫色衣服，怎么办？”管仲说：“主公如果想制止这种局面，为什么不停止穿紫色衣服呢？你还应该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染料的气味。’如果有人穿着紫色衣服来见你，你一定要说：‘离我远点，我讨厌紫色染料的臭气！”’齐桓公说：“很好。就这么办。”当天，所有的近臣就不再穿紫色衣服；第二天，国都临淄已没人穿紫色衣服；第三天，整个齐国也找不到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了。
韩非子认为，管理者用人时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情感，才能看到下级的其实面目，不被下级蒙蔽。管理者在内心好恶方面，要深藏不露。假如不可能不让人知道，那么就必须严令禁止仿效。如果韩非子是管仲，那么他绝不会建议齐桓公克制自己的好恶，不穿己喜欢穿的紫色衣服，而是建议齐桓公把自己喜欢的紫色定为君专用，任何人不得借用，一切借用者杀无赦。此后的一切中国帝王，正是这么做的。
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在打闹游戏中无意地发现，亲密无间的御弟溥杰的内衣偷偷用了皇帝专用的明黄色，还毫不容情地惩罚了他。
韩非子是管仲，那么他绝不会建议齐桓公克制自己的好恶，不穿己喜欢穿的紫色衣服，而是建议齐桓公把自己喜欢的紫色定为君专用，任何人不得借用，一切借用者杀无赦。此后的一切中国帝王，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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