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张哲
成为一名驻外记者，大概是每个学新闻的学生以及在新闻行业里工作的年轻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对于国际台的年轻人来说，一旦人选驻外记者培训班，就意味着自己的工作经历会浓浓地抹上一笔油彩。我曾经有机会两度外派，在尼日利亚和韩国度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愿意把一些体会与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在接受驻外培训的时候，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到国际台的各级领导，强调的都是驻外记者承担着三项任务，那就是发稿、调研和交友。这就是我们驻外时要永远高举的三面旗帜了。但是除了这些正经工作之外，我们还面对着诸多的小事、杂事要去应付。
万事杂为先
驻外记者也是凡人凡胎。每天从早到晚，“柴米油盐酱醋茶”，事无巨细，都要一一做起。我第一次驻站时就体会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1995年12月5日，我搭乘法航班机经巴黎转机，前往尼日利亚当时的首都拉各斯。从北京到巴黎的航班上，中国人占了一半以上，大多是前往欧洲公干的。机舱里不时响起的汉语，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大片，令人觉得这只是一次时间稍长的国内旅行而已。但是在巴黎登上前往拉各斯的航班后，机舱里的场景发生了反差极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皮肤黝黑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和欧洲人坐在他们中间，或黄或白的脸上流着油汗。几位中国公司的兄弟问我们去拉各斯做什么？当听说是去建立记者站并常驻两年时，他们的脸上都冒出了惊讶：什么？去那个地方待上两年？！如此激烈的反应让我们的心里也忐忑起来。
所谓建站，就是从头做起，除了我们随身携带的一台杂牌486笔记本电脑和一大箱工具书外，所有的东西都得在当地解决。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房。在一家公司的招待所里安置下来以后，我们便开始了到处找房的过程。一个月下来，每天在赤道烈日的照耀下，穿行在大街小巷之间，可以说找遍了维多利亚岛上所有的空房。最后终于在一个号称“80年代最好的外交公寓”里租到了两套房子。
这幢"80年代最好的外交公寓”外观看上去还算雄伟。矗立在大西洋畔，老远就能看到。公寓房的面积也是不小，有208平方米，宽大的客厅，一白到顶。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所有家具都得去市场购买。又经过一番折腾，简单的家具算是到位，总算安顿下来，可以正常发稿了。不过，由于银行间转账的不畅，经费无法如期到账。
我们又忍受了一个多月没有空调的日子。由于夜夜热浪难消，汗流不止，新买的床垫上后来竞出现了两个人形的印记！看着这个印记，我们苦笑不已。
当时由于尼日利亚军人政权当道，腐败盛行，经济发展委顿不前，基础设施状况极差。经常出现停水停电坏电梯的情况。我当时住在公寓的20层，经常需要出去采访办事，就得不断地爬上爬下，锻炼了筋骨，也磨炼了毅力。
驻在国外，一切事情都得自己亲自打理。而如果没有自己的车，行动就会极不方便，更谈不上主动出击去采访突发事件，也不会有《尼日利亚客机坠毁现场目击记》等稿件的出笼。而我是在尼日利亚驾校里花五个半小时学会开车的。在所谓的驾校学车的价钱并不高，一人差不多．4000奈拉，折成人民币为400元。我们很快就办妥了交钱人学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便拿到了驾校的学车本，粉红的封皮上印着驾校的座右铭：CONSCIOUS DRIVING（清醒驾驶）。
到了约定的时间，教车的教练来了。出门一瞧，一个精瘦的小伙子站在一辆从没见过的淡蓝色小车旁边，认得的人便说，这是德国大众公司产的老式汽车甲壳虫。教练先是让我们坐进车里，认识里面不多的几样部件，方向盘、刹车、油门、挡位等。演示一番启动及换挡程序后，教练便让我坐在驾驶座上，照着葫芦画瓢般做一遍。
看看好像不错，OK，LET's GO！他一挥手，便开车上路，这恐怕是中国驾校的学生们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在一次次熄火启动、启动熄火的重复过程中，我的车感慢慢地有所长进，也能够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地在街道上小心翼翼地穿行了。刚开始时车水马龙的地方是不敢多去的，也就是在车迹人踪罕至的路上刹车、启动，启动、刹车。
驾校教练带来的车并不固定，尽管都是甲壳虫，但车况并不相同。有一次我跟教练开车到了半截，车子死活不动了，教练折腾不了，就命令我下去PUSH，PUSH！嘿，他是让我推车的干活。没辙，推吧。在赤道的阳光下，背心短裤的我推着这岔了气的甲壳虫，心里庆幸着，多亏尼日利亚驾校没规定我必须学卡车，否则我推得了嘛！
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教练在第11节课后杳无消息，再也不照面了。和其他学过车的人一交流，才知道这是驾校的惯例。不过，再跟这样的教练混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在本质上提升我们的驾驶水平。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放弃了再找他学车的愿望，从此以后，将粉红色的学车本收藏起来：开着自己的车在尼日利亚的大街上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地修行驾车本领。
尼日利亚的路况是比较差的，而且还没有红绿灯。堵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们送同事去机场赶飞机，正赶上下午下班的高峰期，通往机场的路被堵成了停车场，害得同事差点儿误了飞机。由于交通状况不佳，加之油料供应紧张，如果我们去外地采访，就只能坐中巴车了。我曾经就坐过3个小时的中巴车，去贝宁城采访过贝宁城被烧毁100周年纪念活动。
民以食为天。很多记者苦恼于驻外时的饮食问题不好解决，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在这方面的态度是随遇而安。在尼日利亚驻站时，有夫人随行。虽然由于条件所限，一日三餐可选择的菜肴花样也就是那么几样，但毕竟不用自己操心。但第二次驻站韩国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是孑然—身独自前往。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打理。早餐容易对付，牛奶面包就可以打发。而午餐和晚餐就保证不了了。
因为下午晚上采访发稿的高峰时刻，经常要熬到稿子发完才能吃上饭。久而久之，我就采取了一餐两吃的办法，做饭都做出两顿的量。
第二顿要做的就是把剩饭剩菜往微波炉里一放，热了便吃，省了不少时间。期间当然也吃了不少“农心辛辣面”这样的方便食品。
从“假广播记者”到“半个音响专家”
制作音响节目，对于广播记者来说，应该是题中之意的事情。
在广播节目中大量采用驻外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在促进广播效果的微观方面以及实现国际广播全球战略的宏观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音响效果不仅可以烘托气氛，使节目变得更为好听、耐听，还会给听众带去真实的现场感，极大地增进节目的可信度。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际台记者的音响采录意识、广播节目的制作意识还远远不够。我的驻外记者经历实际上也是一个从戴着“广播记者”帽子的文字记者向广播——文字记者转化的过程。
1995年前往尼日利亚驻站时，我也携带了sONY的D5专业录音机，以一个广播记者的名义到了拉各斯。在两年的驻站期间，亲身经历了当地发生的各种大事，还曾前往内战初歇的利比里亚采访过大选，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口播报道之外，我没有发回过一篇录音报道。实际上每天干的事情只是采写发回文字新闻、专稿。究其原因，我想：一是当时没有记者必须发回多少条录音报道的要求。在参加包括中国新闻奖等新闻奖项的评比时，国际电台送评并获奖的国际新闻稿件也都是文字稿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音响节目的采集制作；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前往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采录音响或者通讯条件太差，无法传送音响等；三是记者主动性不够，没有强烈的制作广播节目的意识。
等到我第二次驻站时，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际广播的从业人员从上至下都对音响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正是带着这种认识，在驻站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录音报道的采写方面大胆尝试，利用各种机会，制作出了一批自己满意的作品，使自己成了音响制作的半个“专家”。
我在韩国驻站期间发回的录音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中韩交往活动的报道。韩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地区，双边友好活动频繁。这些活动既是使馆外交工作中的重点，需要新闻界的大力配合报道。同时也是对外广播所需要的鲜活材料。2002年是中韩建交10周年，中韩两国都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韩国站也为报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并与后方编辑部配合，联合采写了系列录音报道《中韩文化水乳交融》、《中韩经贸合作欣欣向荣》、《中韩两国庆祝建交10周年》、《中韩关系前途光明——专访中国驻韩大使李滨》等，全面客观地报道了中韩建交10周年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发展。这些带响的稿件很受包括朝鲜语部在内的相关语言部的欢迎。对于这类稿件所涉及的事件，常驻记者都会事先有所策划。只要做好器材上的准备，就可以采录到满意的音响效果，而且一般可以得到有关人士的讲话稿，录音报道的制作也会相对比较容易。
二是随机采访报道。有些新闻事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在全球各地频繁发生的反美反战等示威活动，其组织和进行过程在外人看来是“乱麻一团”，记者只能在现场随机采访，然后在大量的录音素材中提炼出所需的效果。我们在2002年和2003年就发回了数篇反美示威的录音报道。其中包括《韩国爆发最大规模反美示威》、《韩国民众为纪念女学生被撞死一周年举行示威》、《韩国民众抗议国会通过派兵法案》等。另外，在采访在韩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之时，记者也经常会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重要人物并进行随机的采访。这些或长或短的采访素材都可以成为制作录音报道的好材料。
2002年世界知识论坛在韩国举行，与会的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在小范围会见了记者。我也利用这个机会，采录了一篇录音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录音专访。驻外记者经常会寻找机会或接受指派进行一些特定专题的采访，比如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前夕中国记者就可以进行联合或单独采访。比如配合国内形势进行一些配合性的专题采访。这一类采访在寻找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的过程中，采访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采访以及录音报道的制作也会进行得相对顺利。
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做一个好的广播记者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要做有心人，积极寻找报道线索，做好随时出击，前往新闻发生现场的准备。作为驻外记者，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要认真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并将有用的部分充分存储、利用起来。
2003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突然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15日是个星期三，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从1983年起，韩国慰安妇们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国使馆前举行固定的示威活动。于是我和同事冒着严寒，赶到示威活动现场，顺利地采集到了慰安妇代表、韩国民间组织代表、帮助慰安妇在国际上伸张正义的美国犹太青年讲话等录音材料，发回了录音报道《韩国慰安妇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2年12月19日，韩国举行总统大选。我和同事在当天凌晨5点便起床赶到了附近的投票站，采访到了第一个投票的选民以及投票站的官员等人，发回了一篇录音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又采录到了卢武铉宣布获胜、李会昌承认竞选失败以及民众庆祝卢武铉获胜的音响效果，撰写了《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的报道发回。这是国际台记者首次用录音报道的形式报道所在国的大选，且在行文上取裁得当，时效也快。因此得到了编播部门的好评，并在台内好稿评选活动中获奖。
第二是要有吃苦精神。采集录音报道，记者必须身处事件现场，这也增大了记者工作的强度。在韩国工作期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在韩国和朝鲜各种会谈场所采集音响非常困难。2003年1月21日到24日，韩朝在汉城华克山庄举行第9轮部长级会谈，会谈进行得非常艰苦，一直到24日凌晨5点多才达成协议。而在这时，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各国记者大部分都撤离了新闻中心。而我顺利地进人了会场，录到了朝鲜代表团团长金灵成和韩国统一部长官丁世铉宣读《联合声明》的音响。等开车赶回记者站、写完录音报道并发回新闻中心，时间已是上午8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三，目前对于广播记者来说，驻站的要求越来越高。2005年4月起，我参与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的筹建工作。
这一新的广播频率以滚动报道国际新闻为特色，而它的新闻来源依托的主要就是国际台驻在世界各地29个记者站的六十多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