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生代驻外记者感想
中央电视台黄成
古代做文章讲究破题，今天的文字也从破题开始。什么叫“新生代”？我想还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分界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主流话语里的主导地位，“全球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在中国实现了和西方在经济制度上的一体化。
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也迅速地“全球化”（有人说实质是“美国化”）；另外基于二十多年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偏向于美化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对中国，甚至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他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一句话，昔日西方于中国人的神秘色彩在逐渐淡化；甚至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国人日常家居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驻外对于个人而言，也已不再具有封闭时代“睁眼看世界”般的心灵震撼和精神渴望。
也就是说，新生代驻外记者的新特点在于：对外国的浪漫激情已经被现实主义的审视所取代。偏向于无条件学习为主的时代正在过去，批判借鉴的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反映到节目形态上，就是央视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对西方也要做批评的节目。”我以为这就是新生代记者的历史使命（当然不是“文革”体的“香花毒草论”般的夜郎自大）。
节目生产：从流水线生产到手工作坊的“倒退”
有一天在央视网站博客社区浪荡的时候，读到12频道童宁主任的一篇叫做《电视童话》的文章，他说：“现在，记者的概念不是一般的记者概念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概念了”。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他的《电视童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者，要会写稿，要会摄像，要会编片，要会出镜，要会策划，要会规划，要会把关，要会运筹，要会采访，要会录音，要会提问，要会开车，要会电脑，要会网络，要会英语，要会西语，要会哑语，等等。”
我当时就琢磨：童宁主任也不用到处打着灯笼找什么新概念记者了，驻外记者都是这么干活的。
一个电视节目的产生是多个工种的配合结晶：在台内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节目至少也得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是编导（采访、编辑合一，故称为编导），另外一个是摄像。但是对于驻外记者而言，“一切靠我们自己”，所有这些活都得靠自己独立完成，驻外记者就是《电视童话》里的“新概念记者”。实际上由于人手有限，驻外记者还是行政秘书（大量的站务工作、总结、汇报、统计等也只能自己完成）、会计（每月的清理账目工作想想就头痛）、物业（驻处的水电维修等一样不可或缺），等等。反正一个电视栏目可能的分工，驻外记者得一个人全部扛下了（至于干得好坏，留待同仁评说吧）。
先说说单兵作战的问题。由于人手有限，单兵作战能力是驻外记者必需的生存能力，而且是不分男女的。常常是自编、自拍、自导、自演一一经常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来到勃兰登堡门（柏林的心脏，类似于天安门），调整好机位，然后自己站在摄像机前，把索尼专业Dvcom摄像机的显示屏拧过来对着自己（便于自己观察构图），然后摆好姿势，摁下遥控器的开关，一个出镜就这么产生了。（不明就里的德国人常常像看猴戏一样在一旁围观，叽叽喳喳的，那我也绝不客气，往往看准了就招呼人家帮我把着摄像机，别人是好玩，而我则利用这种看热闹的心态完成工作）这只是出镜，至于个人出差，至少手上得三个包：摄像机、三脚架、行李箱。准备工作事无巨细必须想到：订机票、订旅店、订卫星传送，至于长途开车那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埃及站同事们最有体会，这个让他们来讲吧），等等。一个细节照顾不好就可能出麻烦。所以我经常有一个感觉，驻外记者完成一个节目付出的努力是在国内的至少三倍：因为他（她）至少一身兼任了三个原本独立的工种：行政秘书、编导、摄像。
大量的还是与业务相关的非直接生产性工作。大致而言，驻外记者的工作分为四大块：站务管理（包括驻所管理，内部沟通，上情下传，下情上达等）、财务清理、节目生产、社交联络。其实这样算起来，节目生产只占到四分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算，还很不科学。今年5月，广电总局的胡占凡副、总局长视察了柏林记者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驻外记者，以前在台内的时候就是那一亩三分地，做好自己的节目就行了；但是你们现在在国外，就完全不同了，你们’70％的工夫是做人的工作，30％才是新闻业务。不管如何理解做人的工作，的确是70％的工夫花在非直接生产性的工作上。
按照现代工业化专业分工的理念，驻外记者的这种生产方式简直就可以说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电视节目从栏目化的流水线生产“倒退”到了一人全能型的“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从工业社会后退到了“农耕社会”。而且这种“倒退”对于驻外记者而言，其实带来的是巨大的挑战：他得什么都会呵！压力其实很大。
但是所谓“吃多少苦享多大福”，对于决心以电视为个人终身职业的人而言，驻外记者这份工作恐怕应该是目前央视能够为员工提供的最好的职场经历了：三年下来，外语、选题策划、摄像、出镜、采访、编辑、驾车、卫星传送甚至栏目基本财务管理等一干电视生产相关的工种全部都经历遍。人们常说，“经历就是财富”，这样的经历可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吧？
这里说的还是驻外记者的传统话题，并非新鲜事物。新生代记者讲究现实主义的审视，驻外这份职业的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全能型的锻炼，还不仅仅止于个人专业技能的全面提升，真正的收获还在于非智力因素方面。
两种镜像，一个责任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以柏林站为例，驻外记者发表一个新闻的成本，是台内同事做同样一条新闻成本的10～15倍。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什么央视还要不计成本地往国外大量地派驻记者？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体现“就在现场”的实力。最近我老是琢磨所谓“就在现场”的意蕴，居然咂摸出一种“欲言还休”的味道。
对于央视而言，这种“就在现场”的实力，是花费大量银子铺就的，以至于每一条新闻的的确确都称得上是“字字珠玑”，都是钱呐！所以台里要设立专门的管理处，目的不外乎就是把这笔“就在现场”的开销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对于驻外记者本身而言，这种“就在现场”首先是一种职业的压力。为了到达新闻现场，驻外记者要和所驻在国的本土记者竞争，要拿出和国内同事同样的敬业精神来跑新闻，来出现场，来做评论，来赶时效，这中间的废寝忘食、无声的煎熬、担惊受怕和激动喜悦，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然而尽管这样，所体会到的还是和台内同事同样感受，也还是所有记者都熟悉的职业经历，于心灵的震荡倒并不算大，只是发生的频率、场所和具体的新闻对象不同罢了。
与众不同的是，“就在现场”更是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驻外记者就在现场啊，就在以前只是在书中、在电视里才接触到的国家里生活啊，无论是否意识到，他经历着一种转变：以往熟悉的中国，将会随着在外国日子的增多而逐渐变得陌生起来；而以往陌生的西方，将会逐渐熟悉起来，从熟悉的西方到陌生的中国，环境变了，记者的价值观、心态、行为模式等都面临种种变化的考验。这种激烈的变化更因为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在加剧。
“陌生的中国”。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讲述了一个“镜像”理论：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实际上是由我们的传媒世界决定的；在现实客观世界和“我”之间实际上隔着一个由媒体虚构的世界；我们的认识就被这些媒体的虚构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