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采访期间，美军采取人盯人的政策，每位记者身边都会安插一名新闻官，采访任何人他都要在一边听着。你刚一举起相机，他马上就像机器人似的背出一大堆条例，话语中全是警告。记者们一旦被发现有“违纪”行为，就会被处以警告，两三次犯错之后就会被不客气地“请出去”，下次再想进任何一个基地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把眼睛当作摄像机，认真“录下”看到的每一场景，而且运用谈话技巧，捕捉到想了解的任何信息。
2.注重细微和客观
两年的驻外生涯让我深深体会到，作为女记者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注重细微，从细微之处挖掘新闻。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女记者玛丽·科尔文说过：“男孩在两岁时就被玩具武器吸引，长大后也没有改变。”当她驾车在波黑战场上行驶时，曾经看见一名男子黯然坐在路边。出于一种本能，她跳下汽车去和他攀谈，男子告诉科尔文，她身旁就是他妻子和孩子的坟墓，科尔文将故事写出后，那些整天忙于追逐将军的男记者们不得不佩服她敏锐的观察力。
就我而言，自信所到之处，总是能发现“多余”的东西。在美军女兵的帐篷里，我看见的是19岁美国姑娘枕边的泰迪熊；在收容伊拉克受伤儿童的医院里，我看到双腿被炸断的小男孩因为又看到了动画片而开心的笑脸；我听到已成孤儿并受重伤的4岁小姑娘要求护士把花篮移到她的脚边——她喜欢花，而那是她唯一能不转动脖子注视它们的角度。于是我去拍照总是不忘带上糖块，希望给他们一点点关于甜美的记忆。
有一次，看到第一名被送到科威特医院的6岁男孩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他还活着，但一只眼和一半脸颊已被炸得无影无踪。一见到他的脸，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那几乎是一种本能，也许当一个人的眼睛理解不了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时，你不哭，眼睛也会哭。”后来我的一位做编辑的朋友说，就是这一段让她最感动。
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在科新闻部的安排下，我和另外一些记者一道，去采访12年前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被伊拉克一把火烧掉的科第一大油田布尔干。当年的这场大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以前制造“黑金”的管道被烧得弯曲变形，原先用来装原油的油罐布满弹孔，并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斜卧地上。在一个角落，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朵迎风开放的小黄花，在黑黝黝的地面上，在战云密布的时刻，这朵小花象征的新生给人以无限想象。我不顾油污，趴到地上给这朵小花来了个大大的特写。
采访伊境内的乌姆盖斯尔伊拉克战俘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同去的十几位记者当中，我是唯一的亚洲脸孔，其他的都是来自美英的记者。那是2003年4月份，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但战事仅限于北方。这个位于伊最南端的战俘营关押了近6000名伊拉克战俘。美军当天释放了200名战俘。采访他们让我了解到，虽然获释，但他们心情忧郁：家乡早已物是人非，丢了饭碗，生活困苦。
他们在登上汽车时，美军给他们发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尽管杯水车薪，但每个战俘的脸上也立刻洋溢出笑容。一位美军还负责给他们每人发放两根烟。要知道，香烟在当时的伊拉克可是奢侈品，一根就要2美元，而一名教师的薪水也不过每月20美元。在这位美军的示意下，拿到烟的伊拉克人喊着口号“Good Bush！Bad Sadd-am！”（布什好！萨达姆坏！）发完稿后，我也查阅了同去采访的西方和科威特记者的稿件，发现自己的报道角度可以说是与他们截然不同。在他们的稿子中，伊拉克人都被描写成“最终结束他们所痛恨的受压迫的黑暗过去、渴望新生的人”，并且明显为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歌功颂德。而我，通过对伊拉克战俘的采访，客观地描述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灭顶之灾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身为女记者，我有着女性的脆弱，在采访时不止一次地流泪。
看到被英美联军炸得面目全非的伊拉克儿童，我禁不住流泪；看到生活困苦的伊拉克难民，我会流泪；看到被炸毁的伊拉克城市，我也会流泪。尽管如此，我恪守新闻公正的原则，客观地进行报道，不让感情左右稿件。
3.不怕吃苦和危险
在科威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虽然富有，但有“两苦”令你难躲难藏。一苦为高温酷暑。记得我到这个国家的第一天，正是科威特最高温之时，气温高达五十多度。才一出机场，我就被一股热浪席卷，差点透不过气来。日子越久，就越领教到它的厉害。
夏季长达8个月，阳光直射下的温度最高达到六七十度。而且科威特为沙漠地带，几乎没有什么树荫，每次走在艳阳天下，都像是在遭受一种酷刑。我的脸色没几天就变成了“古铜色”，涂多厚的防晒霜都没用。而且出门时又经常提心吊胆，怕汽车会在高温下爆胎。
然而，由于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经常在外面奔波。
另一苦就是沙尘暴。美国增兵科威特后，兵营基本上都建在沙漠，因此去沙漠采访就成了家常便饭。路难走不说，一旦碰上沙尘暴，便会吃尽苦头。最心有余悸的就是2003年2月25日那天，当时，我和另外一个记者驱车前往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的边界去采访，不料遇上一场罕见的沙尘暴。整个天空在刹那间变成了土黄色，50米之外不能视物。尽管开着大灯，但不得不小心再小心。既要提防前后车辆，又要顾及路况。目的地在沙漠的深处，七拐八拐本就复杂不已，再加上如此低的能见度，路况不熟，四周黄茫茫一片，没有指示路牌等参照物，只能凭感觉循着风向，摸索着一步一停。就连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都挺不住了，收起一幅悠闲模样，从沙漠中蹿到公路上，迫使本已缓慢行驶的汽车把车速降到最低。
迷路已不可避免，计划40分钟的路程，居然开了将近3个小时还未见目的地。狂风卷起沙尘，打在车窗上，鼻子里吸人浓烈的沙土味道。在3个多小时之后，总算逃离茫茫沙海，找到回家的路。
作为战争前沿的科威特，把四分之一的领土都划出来给美军使用。美军在沙漠之中“刻苦练兵”，“三天一小演，五天一大演”。我们这些当记者的，自然也成了“走穴”记者，有时一天要连续采访几场活动，长途跋涉不说，为了抢时效，基本顾不上吃喝，有时候从晚上忙到凌晨，睡不上两个小时又要起来外出采访。
2003年3月20日，战争打响。伊拉克为了报复科威特，扔了二十几枚导弹过来，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亡，但每天都会听到好几次空袭警报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外出采访必须背着防毒面具和防生化服。去伊拉克境内采访时，虽然有英军“前呼后拥”，但时不时打来的冷枪让我们在闷热的天气下不得不穿上沉重的防弹背心。就连睡觉时都要把便携电脑和防毒面具放在床头手可触及的地方。
当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和分社的两位记者驱车去伊科边界打探“情报”。快到零号检查站时，就昕到一声巨响，有如惊雷。到了检查站，刚把车停稳，就发现现场一片慌乱：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英军士兵拿着枪跑来跑去，嘴里还在不停地叫喊着。平常神气活现的英美军人显得手忙脚乱，连平时不离手的枪也都扔到了地上，匆忙戴上防毒面具和穿上防生化服。他们身上的步话机也在响个不停。
在那里检查过往车辆的科威特警察也放弃了工作，往头上套防毒面具。职业的敏感让我们和其他几位几乎同时抵达的外国记者冲上前去，冲着他们猛拍一通，以为这是一场防生化演习。我走上前去采访一位美军：“你们这是在演习吗？”那位正往身上套防化服的美军快速回答：“不是，我们接到了上头的命令。”这时候，我注意地听一下他们身上的步话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原来是让他们赶紧穿上防化服的命令。在场的记者这才意识到危险，连忙把随身携带的防毒面具拿了出来套到头上。一位美军士兵对我说，10分钟前，检查站以东沙漠地区听到爆炸声，怀疑是伊拉克的导弹打到了科威特境内，所以上峰命令他们通通做好防生化准备。不一会儿，一辆印有红十字标志的医护军车呼啸而至，车上的医护人员也都是全套的防生化打扮。事态的严重性这时才突显出来，在美军的“驱赶”下，在场的记者迅速离去。
就在到达分社的时候，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在平静的街巷上空炸响，街上的行人四处奔跑。我不敢久留，急忙往家里奔。冲到屋内，拿着防毒面具就跑到楼上老早就密闭的房间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胶条把门缝全都封上，并用湿毛巾把下面的门缝堵住。
警报解除了，我们走出闷得几乎令人窒息的密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准备发稿。线路极差，电话极难拨通，只好求助于设在房顶的海事卫星。好不容易把稿子发出去，饥肠辘辘地准备吃点东西。但还未坐定，警报再次拉响，我们也只好再次奔到楼上，面条煮到一半却也只能泡在锅里。如果不是真实地蜷缩在密闭室里，我们永远不会如此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残酷无情，也很难这般热切地渴望和平的回归。心情就这样被战争之弦拉扯着推搡着一直到筋疲力尽。
三、驻外生活苦中乐
身为女记者，我更得付出比男记者更多的努力和牺牲。我得学会男记者的所有本领，还得拥有自己从未想过的本领和“特异功能”以及“非人”的体能。总之，在驻外这段时间里，我成了“女超人”、“好事狂”、司机、清洁工、摄影师、厨师、信息收集狂和纠缠不休的说客，等等。我每天随身的一个袋子像机器猫的百宝袋一样，内装便携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几支钢笔、各种地图、可以暂时抵挡饥饿的压缩饼干、为防止三餐不继造成的胃痛而准备的药物……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而当战地记者需要的三种素质：胆量，闯劲，体力，我逼着自己都有了。在新闻战场上，“女士优先”成了一句空话，在抢新闻时没人会给你留一个位置，你得拼命挤上去，才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我更要变得无所不能，尤其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以前堪称科盲和军事盲的我，不得不整日打电话给武官处和联合国观察员进行“狂轰滥炸”，恨不得把一切军事知识一股脑地灌进脑子里。采访时碰到美国军官，聊起来还是各种各样的武器。
国内的一个编辑朋友给我发来邮件说：“看你写的稿子，都快成了军事专家了。”
但纵观整个驻外生活，我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实现和证实了自身的价值，尝到了苦中之甜和苦后之甜。新华社著名记者唐师曾有一句名言：“作为漂泊人生的驻外记者，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短，但可以享受生命的深度和厚度。”我十分庆幸自己有机会参加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战役性报道。虽然苦也吃了，危险也经历了，但从中体会的乐趣是平常生活中根本无法比拟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记者在采集新闻、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也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是新闻记者的使命，这就是新闻记者的荣誉和骄傲。
蔡施浩1975年出生于江苏海门，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同年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2000年起在新华社拉巴特分社、洛美分社和日内瓦分社任驻外记者，现为拉巴特分社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