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特勒和其他两名资深核物理学家一起，竭力支持爱因斯坦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说明研制开发原子弹的必要性。在白宫的授意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牵头，在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拉莫斯成立秘密实验室，研制原子弹。1943年，特勒携妻带子离开芝加哥大学，加入了奥本海默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成为该计划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
1949年，当苏联研制成功第一枚原子弹之后，特勒力促杜鲁门总统加快氢弹的研究。他也因此重返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全力以赴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去。1952年11月1日，世界上第一个热核聚变装置在太平洋上的恩尼威托克岛爆炸成功。特勒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氢弹之父”。
与此同时，特勒又说服政府在1952年成立了第二个核武器实验室——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他首先出任顾问，于1954年出任副所长，1958年到1960年出任所长。在此之后一直在那里担任顾问，直到1975年退休。
在利弗莫尔实验室任职期间，他首次公开批评主持曼哈顿计划的著名科学家奥本海默，认为他当时提出的氢弹研制计划进展太慢，以至于让苏联后来居上。之后他又受聘于胡佛研究所担任顾问。他制造更具威力核弹的雄心壮志，遭到了主张集中精力制造原子弹的奥本海默的反对。两人的交恶从此开始。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奥本海默被怀疑成“苏联间谍”而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特勒则是该案的重要证人之一。在听证会上，虽然他没有直接指认奥本海默为间谍，但他所作的“奥本海默诸多行为都令人费解”的暧昧证词却直接导致1954年奥本海默面临间谍罪的严厉指控。他这种做法遭到了当时诸多知名科学家的非议。
特勒对于国防的特殊情结，源于其早年在匈牙利革命和纳粹时期的亲身经历。他的这种情结并没有随着氢弹的研发成功而消退。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勒又意识到了世界各国弹道导弹的威胁。他因此向当时的里根政府提出了旨在防御突发导弹袭击的“星球大战”计划，从而再次深远地影响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他也因此成为在民主共和两党间左右逢源的“冷战卫士”。
虽然在工作上十分严谨，但生活中的特勒却是一个兴趣广泛而不乏幽默感的人。特勒不仅是一名乒乓好手，还经常演奏莫扎特等人的钢琴曲。即使在他晚年中风后，医生问及他是否是那位“著名的特勒博士”时，特勒也还幽默地回应说：“不，我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特勒博士。”
爱德华·特勒不仅是美国的“氢弹之父”，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氢弹之父”。虽然氢弹爆炸成功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相互进行军备竞赛的产物，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而深刻的和平危机，但是，它无疑是人类科学和技术巨大进步的标志性产物。氢弹的成功爆炸宣告了人类可以也能够利用轻核能源时代的到来，尽管还不是完全可控的“热核聚变”利用方式。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氢弹的试制成功看到，科学技术进步能够快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能够毁灭人类的一切文明。它始终是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一把双刃剑。我们关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当同样关切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发展。
中国氢弹之父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国产土专家”、“中国的氢弹之父”。
于敏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后来他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学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生病后，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3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惟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于敏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及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30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曾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是，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4年零3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苏联4年零3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4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于敏院士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很多古诗词。他喜欢的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三国演义》中他很喜欢这一段：“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他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
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知识点
威力最大的氢弹——沙皇炸弹
沙皇炸弹，型号为RDS-220氢弹，代号为“伊凡”，是在冷战时期由苏联所制造的实验氢弹，总共制造了两枚。“沙皇炸弹”之名即意味着它是“炸弹之王”，因为它是人类至今所制造过所有种类的炸弹中，体积、重量和威力均为最强大的炸弹。
它的爆炸当量本来相当于1亿吨的TNT炸药，不过苏联当局忧心试爆后的核子落尘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导致内政难题与外交风波，因此将核弹缩减为5000万吨的爆炸威力。
尽管被删减了一半的威力，沙皇炸弹的威力依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投掷于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的3846倍。虽然苏联成功完成试爆，沙皇炸弹仍然从未列入现役武器，苏联军方仅仅想要利用沙皇炸弹作为苏联在军力上的象征与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