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西方近代小说史划出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正以她那经久不衰的艺术个性让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认识她的丰富内含。从某种价值层面上讲，包法利夫人的生命活力，她的青春激情，她对生活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她理想实现的途径，不仅是她个人的，而且是普遍的，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1875年12月，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最广泛的普遍性；而且存心使自己回避偶然性与戏剧性。”正是爱玛身上蕴藏着的一种人类共有的普遍性，所以不仅是作者，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富华）
被忽视的查理·包法利
查理·包法利对作品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历来的研究者和教科书似乎都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存在。他似乎只是一个陪衬或道具，可有可无。我们好像忘记了，查理·包法利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属于福楼拜塑造出来的特殊“典型”。而且，整部小说是以包法利上学作为开端，他的死亡作为全篇的终结——爱玛死后，他又硬撑了一段时间，才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消失。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作为某一个人物的传记来读，传主只能是查理·包法利，而不是爱玛。虽然在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查理的活动、思想的确描述得比较简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不重要。事实上，当爱玛死后，查理读到妻子的情书时，那些被作者省略掉的部分便重新被照亮了，我们仿佛把小说又重读了一遍。在小说的结尾，包法利获悉妻子背叛后的心理活动过程，作者也没有详细的交代，然而我们即便把包法利本人的“弱智”、“迟钝”和“憨愚”等特征考虑进去，亦不能得出结论说，查理对妻子的偷情与背叛全然无动于衷。（他最后轻易地就原谅了他的情敌鲁道尔弗的时候，他想了些什么呢？）
爱玛与查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心理特点，我们不应在这一点上把两个人物混为一谈。然而，我认为，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说，在作者的某些特殊的暗示之下，这两个人物不仅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相对于那个日益成熟、严酷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有着某种先天的缺陷。一个充满热情与幻想，浪漫与天真；一个缺乏生活情趣、智力平庸、感觉迟钝，然而都属于不合时宜的弱者。在查理·包法利的迟钝、平庸、古板、懦弱的背后是宽厚、淳朴与善良，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出现在《十日谈》或《堂吉诃德》里，也许还会带上一点喜剧色彩，然而他是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他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爱玛看清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状况已为时太晚，她在面临破产的威胁、百计无施之时，作者没有容她多活一天，立即就让她喝砒霜死掉了。因此，爱玛是一个真相的目击者，但她却没有时间去咀嚼苦难。而查理·包法利却是一个苦难的承受者。他对苦难的承受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没有爱玛，他可能终其一生都觉得满足（因为他智力迟钝，感受力比较麻木），然而他不仅目睹了妻子的惨死，而且通过她留下的情书获悉了所有的隐情与秘密，进而认识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真相。他不善表达，天性愚钝，他在获悉真相之后选择了沉默。
作者没有过多地渲染他的悲伤、绝望和痛苦，而是让他静静的一声不吭地靠在墙上死去了。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读者却看得很真切。让一个迟钝、麻木的人去承受全部的灾难，作者的确是残酷了一点。所以，这部作品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爱玛的悲剧有关，但却是通过查理·包法利而最终完成的。（格非）
居斯塔夫·福楼拜是19世纪中叶继巴尔扎克之后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不及司汤达的图景那样深刻，更不及巴尔扎克的画卷那样广阔辉煌，他是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细致的观察者，给19世纪中叶的法国现实生活，提供了虽然并不全面、却是非常真实和典型的写照，因此代表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新阶段。
福楼拜
1821年12月21日，福楼拜出生在卢昂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主任外科医生，并从1818年起担任卢昂市立医院院长。福楼拜18岁时按照父亲的意愿来到巴黎攻读法律，并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大作家雨果。他自小爱好文学，对法律并不感兴趣，在1843年因神经系统的疾病放弃了法律，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搬到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居住，埋头写作并终其一生。在此期间，他曾经几次和朋友出游，到过布列塔尼、诺曼底以及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伦敦等一些地方，对社会加深了认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
福楼拜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创作，写过一些并不成熟的小说和剧本。这些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或者表达了作者的忧思愁绪，如《狂人回忆》；或者描绘了中世纪惨无人道的罪行和恶魔般的人物，如《佛罗伦萨的鼠疫》、《路易十一》；或者嘲弄资产者，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如《伙计》；或者描写隐士与魔鬼冲突的宗教传说，如《斯玛尔，古老的秘密》，等等。小说《十一月》（1842年）描写了一个年轻人的遭遇，他追求爱情，遇到的却是妓女，等待他的是死亡。小说的忧郁悲观情调反映了福楼拜当时的思想状况，标志着他青年时代的写作的终结。1843至1845年他写了《情感教育》的初稿，叙述了两个年轻人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哲学和美学的见解和对自由、正义、幸福、爱情的向往。1848年至1849年，福楼拜尝试写作了《圣安东的诱惑》以及一些旅行札记。
从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事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写作。他并不急于发表作品，而是要闯出自己的新路。1856年，《巴黎评论》发表了这部小说后，轰动了文坛。福楼拜获得了盛誉，然而却因为小说批判的锋芒触犯了当局而受到控告。之后，福楼拜开始从事古代题材的创作，于1826年发表了《萨朗波》，得到好评。但福楼拜仍然关注现实，他从根本上改写了青年时期《情感教育》的旧稿，于1869年发表，但遭到舆论界的冷眼对待。福楼拜又重新转向了古代题材的创作，修改出版了旧稿《圣安东的诱惑》（1874年）。同年，他还写了剧本《候选人》。1875年至1876年，他写出了《三故事》（1877年）中的《淳朴的心》。
福楼拜终生过着独身生活，在晚年培养了莫泊桑，左拉和都德等作家也都尊他为老师，并受到他的直接影响。1880年5月8日，福楼拜去世。他未完成的遗作《布瓦尔和佩居榭》于1881年问世。
梅里美是法国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大师。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嘉尔曼》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吉卜赛女郎嘉尔曼是一位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她酷爱自由，在爱情中坚持自我的独立，宁死不愿受到男子的约束。这个形象糅合了灵敏、机巧、泼辣、大胆等特点，并富有浪漫情调。小说文字流畅自然，清朗明快；情节曲折跌宕，带有地方特色和异国情调；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传奇色彩。小说曾经被改编为世界著名歌剧《卡门》，风靡世界，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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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是法国著名的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安吉堡的磨工》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勤劳善良的磨工格南·路易和暴发户的女儿罗斯从相爱到结合的曲折过程，表现出女作家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爱情观。乔治·桑的作品文字清新质朴，描写细腻动人，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