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
孟子关于自我价值完善的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第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的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但这一方法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以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甘肥轻暖、声色犬马之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的更大欲望。
孟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在一种合理的道德范围内进行。孟子主张“节欲”、“寡欲”，并不是否认人有正常的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认为人的欲望正是人伦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当人的欲望与人的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合理地以外在的“礼义”和内在的“仁”来限制人的欲望。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好坏以及修养境界的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心”的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盈于天地之间；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的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
孟子的这一理论特点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佚名）
孟子名轲，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四月，父名激，母仇氏，本鲁公族孟孙之后，后迁居邹地（今山东邹县），故《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邹人。
孟子从小聪慧，善模仿，因为家近墓地，就学做坟墓埋葬之事。孟母认为这不利于他成长，于是迁住到市场旁边。在市场旁边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孟子又仿作商贾贩卖之事。他母亲带着他再徙居学宫的旁边生活，孟子耳濡目染学宫的学习气氛，乃设俎豆，为揖让进退诸事。孟母认为这才是他儿子居住的好地方，于是定居在那里。
孟子少时不肯用功读书，孟母乃断织训子，孟子始发愤勤学不辍，遂成为天下名儒。
孟子所处的是一个“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时代，他守着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称尧舜，崇孔子，发而为中正和平王道民本的言论，被诸侯视之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获用。他周游列国30余年，找不到一个实现他理想主张的机会，于是回国和他的门下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讲学论道，著书立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在40岁以前的主要活动就是效法孔子，广收门徒，办私学，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孟子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注意因材施教。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这个意思。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用启发式教学，用自己读《尚书》的经验告诫别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叫人们不要迷信书本，要活学，要取其可用的部分。他说的“心之官则思”就是教育学生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强调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并以故事形象作比：两个人同时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另一个人却心有所思，左顾右盼。两个人虽然基础相同，可是收效却相差很多。
孔子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至圣先师”、蔼然仁者，而孟子则是踔厉风发、意态亢昂，有时甚至带有火气，言辞犀利，显露出十足的刚直不阿、磊落恢弘的大思想家的个性，有一种睥睨王者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度。尽管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争霸天下，莫不纷纷采取功利主义的攻伐之术，以为孟子的“仁政”治国方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即见效太慢而不肯采纳，但在孟子义正辞严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不能不一时心悦诚服。而孟子并不为了让君王接受自己的政见而屈尊阿附，他无意于取媚讨欢，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反而常常直刺君王的痛处，陷这些愚不可及的家伙们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为后辈文人树立了刚直英武的楷模。《孟子》中记载，一次，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正好派人对孟子说：“寡人本应去拜访你，但不巧感冒了，怕风吹，如果你能来朝，我可以接见你。”孟子一听这话，反而不想去了，于是回答说：“刚好我也病了，不能上朝见王。”第二天，孟子却到东郭大夫家吊丧。公孙丑说：“你昨天托辞有病，今天却去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理直气壮地说：“昨天病了，可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以臣子的身份公然与君王较劲，没有一身的正气、骨气、胆气是不行的。孟子曾引一位勇士的话说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英雄气概，溢于言表。
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数，孟子并未昏愚地全盘接受，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他遗世独立，傲岸宏达，凛然不可侵犯，完全不把一些平庸的君王放在眼里。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守着先王之道，不愿阿世取容，他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苦心孤诣的教诲，一直使得后代文人们进退有据。不管身在魏阙，还是远处江湖，都不应失去做人的立身根本，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身上那种有棱角、有个性的哲人风采、英俊气度、男人本色，成为一条汲之不尽的文化源泉。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正月，享年84岁。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更巨，宋代以后常把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孝经》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古代以孝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学者所作。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确立了行孝和标准，而且把尽孝与忠君、爱国、明礼、守法、节俭等行为准则结合起来，在唐代被尊为经书，被看做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尚书》原称《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尚书》是孔子整理的，共100篇。其内容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按时间顺序可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个部分，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至周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部记言体史书。《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因而它又名《书经》。《尚书》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自汉代被立为官学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