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约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佚名）
职场修身论语：小不忍则乱大谋
职场如战场，很多人在里面绞尽脑汁、费尽心智，既要迎合领导意图，又要搞好同事关系，因此往往需要学习一些职场之术。其实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的《论语》中就已经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这些在今天的职场中同样适用。
一、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在民间极为流行，甚至成为一些人用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而应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事，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职场中，往往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的事情，比如工作的调动、环境的变迁等。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到能够泰然处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心胸开阔，目光放远一些。看这些事情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而不去逞匹夫之勇。
二、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这句话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明了决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因众人的是非标准影响自己的判断。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然后作出结论。二是一个人的好与坏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形势、不同的人心目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领导往往欣赏的是有个性、有主见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才能独当一面，今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在职场中，要想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位，你必须事先做充分的准备，把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锻炼好，只待时机一到，马上就能担当重任，而且还要做得很出色。“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身处这个信息时代，社会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节奏很快。知识体系和技术的更新速度之快，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按时“充电”。即使身处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也应该“居安思危”，考虑以后形势的变动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如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与纠纷，为人处世应该多替他人考虑，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一旦发生了矛盾，应该多作自我批评，而不能一味指责他人的不是。责己严，待人宽，这是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原则。
职场中人与人相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全都是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真诚相处的。同事之间产生了矛盾，不要针锋相对、一味地去挑对方的毛病，那样只会伤害同事之间的感情，无利于职场和睦。首先应该自我检讨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是否对对方产生了伤害，站在他的立场上审视自己。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对人对己都是有益的。
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还可以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举止、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方，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总之，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
中庸之道与没有原则、人云亦云不同，这是一种必要的协调的必不可少的关系。在职场中很多时候往往需要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因为职场也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一味地讲究个性，没有团体合作意识，会搞得一团糟，也不利于集体的发展。因此，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中庸之道，确实是明智之举。（佚名）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是孔子了。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的社会。他不靠金钱，不靠强力，也不用宗教的力量，而门人三千，贤人七十二，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因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地追求大道，然后把生命的源泉传给别人。弟子从他身上吸取的是厚道和仁爱、反省自躬、至大至刚的进取精神。从汉代到清朝的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从思想领域到文化领域都留下了孔子抹也抹不去的印记。司马迁在曲阜观礼时，观到人们言行举止温文儒雅，从而感受到了孔子的遗泽，情不自禁地慨叹这位大圣之人的深远影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载之下，仍令人追思。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生于乱世，3岁时父亲又病故，家贫又没有靠山，不得不从事一些在当时被认为卑贱的职业。然而，正是这种逆境激发了孔子好学向上的志向，他15岁便确立了学习的志向，其博学、好问、审思、明辨的精神在早年就可见一斑。到了30岁左右，孔子博学的名声逐渐大起来，并收了第一批弟子。
孔子一生中有大半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首创私学，开门授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制度，突破了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孔子提倡“学以致用”，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为实行“礼治”和“仁政”所需的人才，把“学”与“道”联系起来。孔子创造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条重要教学原则，即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循循善诱，尽量发挥其长处。孔子对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和后人。
孔子不仅博闻多识，热心教育，而且毕生致力于研求为政和为人之道。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希望依靠自己的广博学识走上从政道路。然而，仕途的大门直到他年过半百之后才向他敞开，孔子51岁那年任鲁国中都宰，继而又任司空，52岁升任大司寇，55岁又兼任代理宰相。孔子为官期间，在内政外交、文治武功上都有建树。据说因他做了司寇，一向骗人的羊贩子变得规矩了，骂街的泼妇被丈夫休弃，骄横的流氓搬了家，市侩商人也不敢哄抬物价了。但是，他与鲁国实权派“三桓”政见不合，在代理宰相数月之后便辞职，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孔子到过卫、宋、陈、郑、蔡、楚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国君的礼遇，但始终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周游列国无所遇，68岁那年，他回到鲁国定居。
回到鲁国后，他继续办教育，培养学生，并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诗》、《书》、《易》、《礼》、《乐》、《春秋》，号称“六经”。可以说，在先秦时代所有的学派和学者当中，孔子在保存、整理古代文献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大。
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去世，他一生以其伟大的人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召了他的学生。他终其一生，视道德人格高于一切，决不为谋求物质利益和权势地位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更不因之而丧失自己的道德人格。他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说君子应为追求真理而活着，不应为追求物质享乐而活着；君子早上寻求到真理，晚上就死去了，也甘心情愿。他认为小人在穷困之中往往乱了方寸，为非作歹；而君子则应在贫困中坚守自己的道德情操。所以他说，吃粗饭，喝生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与不义是其取舍的标准。他甚至认为道德人格比生命还重要，在生命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虽然他一生志不得酬，颠沛流离，历尽坎坷，然而一切困厄、艰辛，乃至危险都未能动摇他的意志，未能使他放弃救世的热忱，他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变无道世界为有道的世界奋斗了一生。他的弟子们正是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老师坚定地站在一起，与老师共患难。孟子曾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德服人，正是孔子吸引学生的诀窍。
孔子无论生前死后，其崇拜者都不可胜数。他的弟子子贡将其比成不可逾越的日月。儒家后学荀子更将他与古代的“三王”并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孔子时说，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可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做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在中国古代里，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这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对他的极端尊崇。客观地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来看，孔子确实是位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的大教育家和学者。
孔子是公认的世界伟人。他的思想和影响早已超过了国界的限制，走向了世界。早在汉唐时期，孔子的思想就远播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18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又颇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青睐。时至今日，孔子思想依然为世界各国文化的研究者所注目，也为一些地方的政治家所重视。
孔子思想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的问答和修身做人的准则。《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完成的。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学复兴大潮中，主讲《论语》者无以计数，而能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这样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阐释《论语》奥义的却寥寥无几，这也是《论语别裁》“在全盘西化”逆流中能一版再版、风行天下的重要原因。南怀瑾先生在本书中对《论语》每一段原文均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述，颇有经史合参的古风，又能使读者于横生的妙趣中体会深邃的蕴意，从而学以致用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说《论语》因这部别裁而生出了新的光辉。正如先生所说，将要帮助那些陷入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庶几不负先贤的一片苦心，也不负新旧世纪之交年轻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