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前对于担任各种业务的考核标准，政府规定得非常具体。比如唐代的“二十七最”：
（1）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2）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3）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4）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5）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6）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7）统部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8）兵士调集，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9）推鞫得情，处断公允，为法官之最；（10）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11）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12）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13）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14）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15）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16）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17）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勾检之最；（18）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19）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20）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21）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22）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23）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24）检察有力，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25）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26）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27）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
宋代的“监司七事考”，金代的“十七最”等都属此列。
明政府以为上述考核标准本来就是各官分内的事，没有必要再作规定，于是就另立“三等八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所谓的“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这样，既考虑到官员实际的工作作风，又顾及到官员本身的工作能力，考核的基准更明确。
清在“三等八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四格八法”的考核标准。所谓“四格”即守（操守）、政（政绩）、才（才能）、年（年资）。守分廉、平、贪；政分勤、平、怠；才分长、平、短；年分青、中、老。守廉政勤才长年青为第一等；守贪政怠才短年老为末一等。
官员的考核方式
先秦的考核以三年为期。《尚书·舜典》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思是每隔三年考察政绩，经过三次考察，有功的就提升以示表彰，有过的就罢免以示惩戒。
秦汉时，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的形式。年考时间从秋天到年底，各级政府机关将考核表集中到中央，第二年正月初一群臣朝会时举行考核大典，然后分工分别进行考核。魏晋基本袭习此制。东晋南朝时把对官员的考核与官员任期结合，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并与官员任用结合，将年资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唐实行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大考则按九等定黜陟；宋代改为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文官三年一任，武官五年一任的考任制。元代也有考核，官一般三年一考，而吏是三月一考。明清实行三年一考、九年考满的京察大计制。
秦汉时，考核工作由帝王领头，由丞相及御史大夫具体负责。丞相府考核文官的治能、政绩的优劣；御史大夫则监察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自汉武帝后，文官的考核工作逐渐转由尚书负责，武官考核由太尉负责。
大体而言，对文官的考核都是先考课，根据其德才和政绩定下等级，然后再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升降、奖惩。
第一，逐级考核。一般都采取逐级考核的形式，县以下的官员由县级长官负责考核；县级长官由郡级长官负责考核；郡级长官由州刺史、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共同考核。州刺史属监察系统，由御史大夫负责考核。中央各部门官员由各部门长官考核。列卿由尚书负责考核，同时要奏报皇帝审批。三公由皇帝直接考核。
第二，特殊专业专项考核。对于刑狱、工程漕运等专门部门，除了接受本地行政长官的考核，还要接受中央专门领导机构的专项考核。
第三，临时专项考核。有时，皇帝会就某一方面的问题临时下令或派专员进行专项考核。比如西汉宣帝在五凤四年曾下令：“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寄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
隋唐之际，对官员的管理考核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制度。在中央设有主管考绩的机构（辖于吏部的考功司），考核的定级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并与奖惩黜陟直接挂钩。
到宋代，考核制度更加完善了。宋代官员考核分为日常考核和特殊考核两大类。日常考核是以“印纸历子”为基础的。官员任期内的课绩都记在印纸历子上，由有关人员鉴定，作为升降、任用的依据。印纸由中央统一印发，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格式，其中要求填写的内容很多，也很完备，包括任职内的日程安排、承办公务情况、所受奖罚情况、任内保荐其他官员情况、奏萌人数等。这些印纸有点今天的工作手册之类的意味。
另外，皇帝还会不定期地派按察使、采访使、察访使、宣谕使等出巡各地，察访各地官员治迹，奖优罚否，这就是特殊考核。
宋代的考核制度相对于唐又严密了不少，其将各级官员严密控制于手下，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以加强。
到了明清，官员考核制度更加详备完善、政治效力更加强悍。
明代的考核包括考满和考察两部分。考满是针对具体官员的，主要考资因和政绩，属经常性事务。考满的具体办法是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满又分京官考满和外官考满。
对于京官，四品以上的京官以及尚宝寺舍人、太医院、钦天监的近侍官以及监察御史、内阁官员等人，皇帝直接进行考满工作，并决定去留；各衙门内的副官、属员，由本衙门正官考核。
对于外官，明廷规定布政使的考满由按察使主持，按察使的考满由监察御史主持，而监察御史如上所言，是皇帝直接控制的。这样，布政使、按察使、监察御史三者的考核权与任免权都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其次，对府州县等地方官的考满，正官员由布政使、按察史共同主持，副官及其属员先由正官负责，之后经布政使、按察使考核，最后送考功司复核。可见，对府州县等地方官的考满最终还是由中央政府裁定。
总之，所有的官员，无论是京官还是外官，最终的考核还是在皇帝一个人那里。
考察也分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六年一次，四品以上官员都要先自陈得失，作自我鉴定，然后由皇帝裁定。五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主持。外察是对地方官的考察。实行的是州县按月向府衙汇报，府衙年度汇总后上报布政司，再交督抚、按察使司复核汇总呈报吏部，然后，吏部每三年做一次大检查。
明朝的外察方式主要有两种：朝觐考察和巡视考察。布政使及知府去朝廷述职，让吏部进行考核，这叫做朝觐考察。初为每年一次，后改为三年一期。政府派巡按御史出巡各地，以“查贤访能”、“除暴惩贪”的办法称为巡视考察。
清朝的考核制度比明代更细密更成熟也更完善。
首先在时限上，清代是一年一考，三年为满。具体的过程是： “三品以上的京官自陈候旨”，“在外责成该督抚，在内责成各衙门堂官”，秉公“开注事迹考语”，然后送交吏部、都察院严加考察，以便“分别去留”（《清史稿·选举》）。
清代的考察也分“京察”与“大计”两种形式，与明代大体相同。
官员的考核与奖惩
按照有功必赏，有过则罚的原则，各朝代对受委任的官员采用了不同的奖惩手段。在奖励上视其功劳大小，给以升职、加级、礼仪、金钱、物质等方面的奖赏。在惩处上，主要以职责政务、官纪文风、道德品行为主，其中又以对玩忽职守、贪赃枉法方面的惩处最为严厉。
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奖励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升迁。官员的升迁有两种方式，平迁和超迁。所谓平迁指那些资因深，功劳也厚，按次序逐步升迁的人。比如西汉时的石奋就是典型。《史记·万石君列传》中写他“积功劳，孝文帝时官至大中大夫”。如果因为突出贡献或突出才能，而被破格越级提升的官员就称为超迁。宣帝时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选入为大司农”（《文献通考·选举》）。第二，调入中央机构。第三，增官物。第四，赏赐爵禄财物。第五，政治上的特殊优待。比如“入朝不趋”（上朝时可以不走细碎的步子）、带剑履上殿（上朝时可以穿鞋、带剑）等。比如汉初名臣萧何功居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汉书·萧何传》）。
秦汉时的惩罚措施主要是两方面：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
行政处分包括调离京师；罢归，回到升迁前的原任所任职；降职；削减食邑、封地、爵禄等；免职回家；冷冻，使他终身不准再做官。
刑事处分有笞、髡（剃头发）、宫刑、弃市等。
唐代官员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考课标准，也有一定的奖惩办法，按标准考第，按考第实施奖惩。
明代，考核之后的奖惩可以概括为这样六类：
一是擢升、加衔。凡一品、二品京官考核称职的，由皇帝赏赐羊酒钞锭。尚书、都御史六年考满合格，加太子少保衔。府同知一考无过升知府，知县二考无过升知州等。二是复格。考核平平的，大多不升也不降。三是致仕。考核中政绩显著，但年满七十岁的年老多病者，即劝他辞官离职，也就是致仕。但致仕后，会给予升秩给俸、让儿子承袭职务等优待。四是降、调。对于不称职或才力不及的官员，或降级或调外任。五是黜、罢、免。这是较重的处罚。六是贬为民、充边。这是对贪官污吏的处罚。
清代，为了更好地执行考核制度，也规定了官吏的奖励与处罚。凡有功的会交到吏部核议，以定功赏的等级。《清会典·吏部》中写道：“凡议叙之法有二：一曰纪录，其等三（计以次，有纪录一次、纪录二次、纪录三次之别）；二曰加级（计以级，有加一级、加二级、加三级之别）。”就是说官员有具体政绩才能纪录，有纪录才能加级，有纪录加级才能加衔。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官员，清代也有严密的处罚制度。一是罚俸。有七等，有罚俸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二是降级。降级留任的，有三等，就其现任之级递降，即按所降之级食俸仍留现任，以级为差别，有降一级、降二级、降三级留任。三是革职。革职留任的，革职之等在降三级调用，革职留任在降二级留任之上，与降一级调用同等。此外，凡降级而级不足者则议革。
传统考核制度的效用与局限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对职业官吏群的完整而严密的考核与奖惩制度。这些制度沿革清晰、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为传统中国辉煌文明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作为一种行政督责，历朝的考核制度都是保证官员政治秩序的基础。作为一种定期和比较全面的考察，它在行政系统中对澄清吏治，减少腐败是必要的手段。考核行之有效，吏治就会比较清明；反之，就会腐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第二，强化上司的权威和属下的服从。传统考核制度与行政予夺相结合，考核的结果是上司对下属黜陟的依据。它必然会强化上司权威与属下服从。这种强化，正是国家机器以上驭下，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然，传统考核制度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就考核的标准而言，有很多道德性的空泛的难以明确界定的内容，容易使考官避实就虚，降低它的实际功效性。而对道德标准的过分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官员的行政作为。
第二，考核的客观性不强，常常受主考官员的主观影响，带有很大随意性。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高宗时，度支尚书卢永庆负责内外官考核。一位漕运官督运粮食遭遇风浪，亏失原额。起初，卢永判他“监运失粮，考中下”，该官员神态自若，毫无怨言；卢永庆就改判为“非力所及，考中中”，该官“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卢永庆于是又改判为“宠辱不惊，可中上”。
第三，就奖惩制度而言，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司的意志，这就必然牵涉到许多关系个人的亲疏恩怨和利害关系。因为这些感情上的因素，法规执行起来也就难免出现伸缩性。
另外，由于宗法等级观念，传统的等级名分结构和人治政治，都从不同角度侵蚀着考核奖惩制度。
各品官员都是一批有文学训练的人，他们是否胜任某一官职是看他是否通过了一系列的科举考试。因此，尽管事实上有不同程度的个人好恶和其他歪曲的因素掺于其中，但它确实是一个非个人的、客观的资格标准。任人唯亲大多发生在对同样胜任的候选者该选谁这一环节上，因为胜任者的人数远比位空待补的官职数目多得多。不仅如此，一些其他非常重要的科层官僚制原则也实行得很彻底。官员不能在他父母所在的省份任职，他在同一职位的任期被严格地限定为三年。因此，尽管对上层控制的依赖很大，官职从没有成为世袭的或对中央政权构成政治威胁。任人唯亲被有效地加以阻止。官员作为一个阶级，其中不少出自大家族，垄断了官职。这一阶级从来不是封闭的，每一个新的职位都来自于上面的任命。
———帕森斯，《中国印象》下册第249～2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