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充分继承了老祖宗朱元璋的性格，多疑而且喜欢臆断，甚至于幻想，这正好让奸臣钻了空子，致使其得力大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而造反军的实力不断扩大将朱家的皇陵给掘了。由于崇祯的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的声音，朝廷的大臣出的点子都是在迎合圣意，没有人敢讲真话。讲真话的结局，袁崇焕的结果是最好的例子。这样一来，崇祯的政策决策势必局限在皇帝的异想天开上。虽然江山社稷到他手里已经是被折腾得千疮百孔，难以回天，但鉴于崇祯的刚愎自用和时常没有来由的主观臆断，明朝亡于他的手中也就不是一个偶然了。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
———柏杨，《中国民族性》第13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短期投资：隋炀帝的悲剧
雄才君主作茧自缚，隋炀帝客死扬州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伴随着人生中最后的绝唱，隋炀帝杨广安静地死在了扬州，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御林军手中。
隋炀帝出生于公元569年，二十岁时统军征伐江南，成功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三十五岁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
虽然杨广的登基颇为不光彩，但他也的的确确有些真材实料。自继位开始，陆陆续续地做了一些大事。
誉为九朝古都的洛阳位于中原，为了便于对东方的控制，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在此建立新都。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过去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费时费力，非常不经济；而到了洛阳便可以很方便地取得粮食，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也为后来的唐朝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用六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的开通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利于千秋万代，“共禹论功不较多”。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促使南方的经济开始腾飞。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杨广派大将韦云大败契丹，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三年后，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在此基础上，他陆续地巡游张掖，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扬我国威，被西域人称为圣人可汗。
但是，另一方面，隋炀帝又有着先天的不足。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说的那样：
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 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蹇，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开始，隋炀帝以“高丽本为箕子（商纣王叔父）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先后发兵几百万攻伐高丽，但均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这成为了他一生也是大隋朝的转折点，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开始凸显出来。
短期投资引发社会动荡，大隋二世而亡
单单从隋炀帝做出的大事来看，和他能够媲美的也只有秦始皇了，但和始皇帝一样，他也坠入了一个怪圈。首先，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从他杀父篡位看来，这人的道德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个性乖张，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等等。“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就是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据统计，隋炀帝在位期间所征发的百姓达到几千万，使得田地荒芜，生产下降，民不聊生。大业元年，他征发民工先后六百余万人开运河；大业七年（611年）至大业十年（614年）又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前后征发士兵工人近千万，年满十五岁的几乎没有幸免，而死于徭役之人不计其数。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变本加厉。多年繁重的劳役使得百姓丝毫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最终，揭竿而起，天下大乱，隋朝基业便丧于此。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不可否认，他确实有雄心壮志，想建立丰功伟业。但三征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身修建大运河就已经劳民伤财，损伤国体，随后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了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但他并没有就此收手，养精蓄锐，而是陷入战争泥潭。期间有人极力劝阻，但杨广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杖杀忠臣，然后接二连三地重蹈覆辙，最后局面无法收拾，被不满的士兵勒死于他乡。
有人评价杨广是“罪在当时，功在千秋”，这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纵观杨广的开疆拓土、科举取士、制定律法等一系列的措施，影响十分重大，但他广征徭役劳民伤财，致使怨声载道，也着实是一位暴君。征伐高句丽本是长远之计，但杨广此事表现可谓是鼠目寸光，居然不能忍耐一时，从长计议，着实令人费解。他不计后果的短期投资最后终于引发了大的社会矛盾，如果他运气稍好，能够多出几员大将，不知是否真的会成为让人最艳羡的千古一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