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
革命的启蒙时期
1924年，我生于山西太原市的一个城市贫民家中，祖籍寿阳县。我幼年丧母，自五岁起由祖母抚养。祖母赵氏，山东莱芜县人，因灾荒全家逃到太原求生。祖父贫农，幼年到太原在小栈房当店员，后与祖母结婚。因家贫，父亲外出当兵。祖母是军服厂口外，为人厚道，严正慈祥，费尽心力，七拼八凑积点学杂费，鼓励我们求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疯狂地欺压着东北三省的父母兄弟，当时我还在太原一师附小读书。教员们都给我们讲解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像一片桑叶，帝国主义列强都伏在上面一口口蚕食；鸦片战争以后，国土被列强一块块割去，我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从此，“瓜分”、“蚕食”等字眼像铁块一样压在我幼小的心上。“国难当头”是九一八事变后，人们老在谈论的话题，还有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纪念日等，真是诉不尽的悲痛凄凉。当时老师给我们讲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控诉蒋介石、阎锡山，实行不抵抗主义、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庆的时候，组织我们演出“抗敌舞”。我被选为“抗敌舞”的一名小演员，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和骄傲。进步老师都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人民群众要求政府出兵东北，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3年，我考入了公费的太原女子师范的初中班，姐姐张玉梅（现名江冬）在高中班，因此我经常接近高中班同学，在她们的影响下，我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进步小说，有鲁迅的和高尔基的著作，如高尔基的《母亲》等，使我逐渐产生了爱国和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叔父张鲁山受大革命思潮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士；1931年，张盘石（中共党员）从日本回国后，我叔父不顾个人安危把他隐藏在我们家中（太原市五福庵1号），并设法为他们传递消息，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中还有刘善述（反帝大同盟盟员）、董鸿明等革命者。当时，我叔父负责地下刊物《理论与实践》的发行工作。为革命者保存和转移革命书刊，如列宁的《哲学笔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这些活动对我影响很深，使我受到爱祖国、爱人民，憎恨统治阶级的启蒙教育。
1934年冬到1935年春，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太原白色恐怖加剧。1935年冬，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在山西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发起了声援运动，进行了游行示威。当时，担任太原女师学生会主席的姐姐被当局逮捕了，几个同学被通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阎锡山惧怕日本侵略者，敌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以及抗日进步青年所采取的反革命步骤。1936年春时，日本浪人在太原市街头横行霸道，我班同学吴××就被强迫做了日本浪人之妾。这使同学们感到震惊，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加上人民生活愈加贫困，一般市民都能预感到殖民地亡国奴悲惨生活就快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采取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方式和阎锡山反动统治阶级进行着斗争。一次，我班同学张采对我讲：“要散发传单，不能让老师和别的同学知道，你敢去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敢去！”传单的标题是：“打倒阎削（锡）山，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着传单这醒目的标题，使我顿时勇气倍增，顾不上再去看全篇的内容，就按照指定的地点去新南门大街一带秘密地去散发了。当时，日寇加紧向西北地区进攻，开始直接向绥远进攻，爆发了绥东抗战。太原女师同学有的参加了慰问团。
革命戎马生活女兵连
1936年冬，随着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绥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各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7年元宵佳节时，薄一波等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和“军政训练班”的男女学员们在太原市柳巷、桥头街等地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大会，看着一群群挺着胸膛，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兵喊着口号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时，我与同班同学梁淑媛、小学同学李淑英等受到深刻教育，并对他们十分羡慕。
当女兵去，当女兵去！决心下定，我们三人到国民师范大院内的军政训练班报了名，经过考试被录取了。2月底我们到女兵连报到当了女兵。
我报到后，被编入十一连（女兵连）第一班，当晚睡在大木板的通铺上。第二天，我穿上了戎装，开始了新的生活，眼前出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高兴。十一连（女兵连）已有三四十位女兵了，加上以后陆续报到的有了九个班，有百余人。
连长、排长、班长是从阎锡山旧军的下级军官中选拔出来的，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女兵连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完全同其他男兵一样，军事训练要求严格，机械呆板，基本训练更加艰苦。但我没有畏惧，我体格也不错，操练的时候，身携一支六五式步枪和两枚手榴弹等物，什么跑步、跪下、卧倒以及持枪、瞄准、射击等，我都能严格按照训练要求做下来。在野外“打野操”，除一次因绑腿脱落开没有跟上外，我都没掉队。经过受训，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当时我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抗日，我一点也不觉得苦，虽然训练得全身酸痛，但咬咬牙就过去了。
政治学习内容有：帝国主义侵华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党的抗日救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政治学习，使我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指导员刘亚雄（女）和政治工作员陶佩琴（女），都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前辈，我敬爱她们，也很听她们的话，我同连里女兵们团结得很好。3月，我被吸收为民族革命先锋队队员，和李林、王竟成等同志参加了“民先”队负责人纪雨秀同志（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主持的会议。在纪雨秀同志的鼓励下，我参加了歌咏队和街头宣传队，大胆去工厂、学校和街头宣传抗日、演唱抗日歌曲。
在“红五月”中由“民先”发动许多人参加活动，宣传和唱歌整整一个月。五卅惨案纪念日时，更是歌声嘹亮。
女兵连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充满着活力，我们经常排演话剧，自编自演，到街头、港口、闹市区等地演唱小型舞剧，观看演唱的群众当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恶丑相时，也和我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记得一次到山西大戏院参加义演，表演“女兵舞”、独唱和合唱抗日革命歌曲，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我们的歌声嘹亮，慷慨激昂，挺着胸、甩开臂，兴高采烈地唱着、战斗着。我们充满了自豪感，认为妇女是和男子一样能战斗的。
在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山西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危亡时刻与反动势力、不抵抗主义和托派的斗争中，女兵们一个个从自发的抗日、爱国者向着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着，我们像小苗一样茁壮成长，这是党的培养、人民教育的结果，这一段生活使我永远怀念、难忘。
慰问抗日部队第二十九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战争的步伐，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共北方局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的抗日党派、阶层，包括争取驻防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宋哲元将军领导的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做了不少工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逐渐形成，为全国抗战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此时刻，以薄一波同志为中心的军政委员会，组织了一个28人的赴北平慰问二十九军的慰问团，以进一步扩大抗日的宣传活动。冯基平（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和董天和（1932年入党的老同志）任正副团长，克俭负责行政生活。慰问团从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团抽调了28名团员，从十一连（女兵连）抽调的有我和陶兢华、朱瘦铁。慰问团于1937年6月中旬在太原乘正太铁路火车经石家庄、保定到达目的地北平。团员们全副武装，军纪严明，沿途按分工分别活动。为了鼓励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冯治安师长英勇抗战，我们到保定冯部的某团驻地时，专门编排了活报话剧有：《决不做亡国奴》、《决不同日寇和平苟安》、《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等等。
慰问团先到长辛店，然后转向门头沟前线阵地，所到之处都进行宣传慰问，对英勇杀敌的将士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长辛店二十九军驻地时，冯治安师长还接见了我们。我们进行了宣传演唱，最后向冯治安师长赠送了锦旗，冯师长接旗后，激动地讲了话，并高呼了宋哲元军长的词：“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要守土抗战到底！”我们也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并呼口号、鼓掌。
当时正处在战备的戒严状态。头上日本飞机轰炸、扫射，但不能阻止我们的活动计划。一次日军在离我们不到百米的地方投下了炸弹，由于慰问团的同志受过军事训练，及时隐蔽，才避免了损失。对于那次轰炸，随军记者曾误报导说我们失散了牺牲了。每次在日寇轰炸二十九军阵地时，我们偕同伤员都能从容不迫地隐蔽起来。记得在慰问长辛店驻军二十九军大刀队时，正遇上下大雨，汗水雨水交织在一起，军衣湿透了，心中燃烧着对敌人的仇恨的怒火，慰问团的同志不断地振臂高呼：“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第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场的伤病员、将士们和我们慰问团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有的同志随即去帮助抬担架，有的将慰问品送到了伤员手中，有的向将士们宣传讲演，投入紧张的工作。
慰问团到达门头沟时，战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军更加紧了其武力侵略的部署，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更不断扩充军事设施，调动重兵，派军进驻靠近丰台、通县、南口等地，即将包围平津了。但慰问团还是决定徒步进北平城，给宋哲元将军献旗。当时与冯治安师长联系好后，虽然一切公路已被切断，我们还是出发了。经过半天的行军，7月6日傍晚，我们经广安门进了半开城门但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当晚就宿营在东北大学校园内。
7月7日午夜1时，日本清水吉朗中队在卢沟桥进行演习，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无理要求中国驻军撤退，中国二十九军驻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中日战争就此全面爆发。
慰问团于7月7日凌晨在东北大学校园内听到了以上消息，气氛紧张，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东北大学生起床了，有的烧毁文件和整理着行装。慰问团的同志在冯基平同志紧急集合的哨声中也都整装待命了。冯基平同志告诉我们：日本侵略军已包围了宛平县城的卢沟桥，二十九军正奋起还击，宋哲元已于午夜离开了北平城，北平已告危急了，要求同志们迅速行动，把军装一律换为便装，领章、军衣和其他演唱的宣传品等都坚壁起来，要在天亮之前撤离东北大学，以应付事变发生。当时冯基平同志沉着冷静，妥善地制定了一个安置计划，准备将慰问团的二十几位同志化整为零，就地隐藏起来。每个团员的转移行动都由冯、董二位领导联系安排。一起并肩工作战斗的战友们就要暂时离别了，但我们都心连着心，相信不久就能再见面。我和陶兢华被安排到了王教授（东北人）家“做客”，朱瘦铁去了她在北平的亲戚家。男同志去了何处，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是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隐蔽到了位于西四的广济寺，削发当了“和尚”。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下印下了血腥的罪行，驻守在这里的宋哲元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奋起抵抗，揭开了全民族抵抗日寇的序幕。我们心中燃烧着怒火，默默地为前线二十九军的将士们祝福着，心中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冲啊！……”
不久日寇凭借武力强占了宛平城，约半个月后，北平沦陷了。鬼子进城后到处凌辱烧杀、抢掠、拉“花牛”（妇女），无所不为，全城笼罩着恐怖的气氛，老百姓过着亡国奴苦难的生活。王教授转入地下，我和陶兢华由冯基平安排转移到了位于西毛家弯的李姓家中。在这严重的时刻，冯基平同志不知疲倦地奔波着，他巧妙地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大搜查，为我们分散在北平城内的战友们解决给养，为我们讲解形势，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斗志。通过单线联系，使我们二十多位同志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安全隐蔽在北平城内的一些角落里。
7月30日，天津市也陷落在日寇之手，日寇入关部队增兵数万，北平的形势急剧恶化。在这危急时刻，冯基平指示我们要经得住考验，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暴露身份，要等待时机，走出北平城。
8月初，北平与天津通火车了，冯基平同志决定慰问团的同志个个化装成老百姓或者商人，乘火车到天津老站。他安排得十分周到，同志们虽然在火车上相遇了，也装作陌生人。我们从天津老站到了法国租界，露宿一晚。第二天，经过地下党的关系买了英国轮船票，离开天津赴山东烟台。一路上逃难的老百姓和逃亡学生很多，在轮船上慰问团的同志们才可以自由的谈话了。我是第一次乘海轮，乘坐在底舱，船身随着海浪摇摇摆摆，我和许多同志不约而同不断地呕吐起来，船工送的白米饭，一口也吃不下。第二天我们到了烟台市，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关于日本进攻卢沟桥的通电》，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实行全面抗战……我们听到了党的声音，心中非常激动。慰问团在烟台、济南时，还同北平学联以及平津逃亡同学会取得了联系，并肩战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冯基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终于返回太原市，圆满地完成了慰问任务。
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
日寇占领北平、天津后，很快地侵入山西，攻占了大同，侵入雁门关，又进攻娘子关，太原危急。在此紧急关头，党中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而使山西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一连的女兵们，在这紧急时刻，在军政训练班和十一连的领导下结束了训练，分配了工作。奔赴前线的有30余人；分配到后方医院的、山西休县看护队的有五六人；分配到各县牺盟会的也有一二十人。极个别的受家庭的阻止回了家或到工厂当了工人。
我分配到了牺盟会发行股，同去的有何文碧（四川人，1932年入党）和祁佩珍。我们白天躲着日寇飞机的轰炸，到了夜晚发行着抗日宣传品。“牺盟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向全省发展，会员已经发展到八九十万人了，发行工作是比较繁忙的。
1937年9月，日寇进攻绥远、雁北，10月中旬，娘子关、平型关相继沦陷。下旬日寇进攻忻口，已直接威胁太原城了。
我在十一连认识了韩钧同志。韩钧同志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任十二连政治指导员兼十一连政治课教员，我们互相爱慕着，经薄一波同志批准，于9月底结了婚。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那时的形势极为混乱，阎锡山的旧军队面对日寇的进攻，一触即溃。旧政权的官员们望风而逃，阎锡山不得不在军事和行政指挥方面，依靠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
牺盟总会要南迁临汾，我被调到洪洞、赵城地区，随同韩钧同志一道去决死二纵队驻地洪洞、赵城地区后，即在赵城县城城关做抗日宣传工作。晋绥军和蒋介石的川军不断地从前线溃退下来，在混乱的情况下，川军肆意抢劫逃难的老百姓，我们对被抢劫的群众做了不少的安抚工作。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国民党几万军队真是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一下子全部垮了。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有他们丢下的武器弹药，我们牺盟会和决死队一方面收集这些武器弹药，一方面接收国民党军和晋绥军遗弃的人员，使新军决死队不断壮大。不久，我调到决死二纵队政治部民运科工作，女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减租减息，组织妇救会、乡村农会、自卫队和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组织。
为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抗日斗争觉悟，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宣传我军的群众纪律是：公买公卖，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讲解军民是一家人的道理。号召群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深入农村，到农民家里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讲解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发动村民们武装起来，组织成游击队，支援军队，保卫家乡。我们动员男人参军，组织妇女做军鞋。还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宣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有时，我们民运科的同志深入到山沟里偏僻的村庄，举着抗日旗帜，唱着抗日歌曲，群众总是围得越来越多。天气虽然已经寒冷，但他们总是认真仔细地听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男女兵们的演讲，围着我们久久不愿离去，群众的抗日热情特别高涨。
不断有群众为部队送来粮食和军鞋，还有一些旧的银首饰和物资慰问军队。还有不少青年、妇女和儿童要求参加部队，看到这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我向政治部副主任徐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研究后决定成立二纵队政治部妇女儿童队（连），指定我担任指导员，乔慧青和李化之担任工作员。条件简陋，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妇女儿童队在1938年底正式成立了，以后陆续报到的也不少。妇女儿童队训练的内容有政治课、文化课。设有“救亡室”，办了墙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到1939年春，经妇女儿童队培训后调送到部队的有大约十人，调到长城剧团的有十几人，有的还调到了游击队。就这样，妇女儿童队的人员陆续地来又陆续地调走。在这期间，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同志以及政治部和团的领导经常来妇女儿童队讲话和问寒问暖，老红军长征干部钟含生讲授过游击战术。妇女儿童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39年夏，阎锡山配合全国反共高潮，想消灭新军革命力量，倒退反动的本质表现出来了。为了适应战争的变化，政治部决定妇女儿童队化整为零，我被调回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们的驻地靠近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留守处的马家沟。我受留守处老红军同志的影响，曾要求他们介绍我去延安学习，当时在山西特殊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下，我知道是不应该提出，也不会批准这样的要求的，我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下去。
1939年9月山西形势出现明显的倒退，旧顽军队对新军决死队的冲突更加尖锐化，阎锡山天天有反新军的措施，天天制造事端。决死队二纵队党组织派韩钧同志去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参加民青代表会，他还负有其他“任务”。政治部也通知我随他一同前往。当时二战区阎锡山的行营就在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驻地在宜川县的下葫芦村，距山西新军政治部半里路。我随韩钧同志到了政治部，就住在上葫芦村了，这里比住在秋林镇工作方便些。
因韩钧的关系，我熟识了不少的同志，有新军和牺盟总会的领导人，更令人高兴的是我认识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在他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斗争中，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同时也提高了政治觉悟。我觉得，虽然反动派的势力总在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但是我们新军和牺盟会在政治上占了优势，我们的斗争是坚决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韩钧同志由于斗争的环境复杂和工作繁忙，身体也消瘦了，我则细心地关怀着他的身体和生活，没有因为我怀孕给他增加丝毫负担。他除了开会和其他工作外，还为《黄河战旗》、《政治周刊》和《牺牲救国》撰写文章，帮助赵石宾同志（黄河出版社负责人）修改文章。
在上葫芦村的三个月中，我们时常挂记着前方的部队和同志。虽然韩钧同志多次向阎锡山、梁化之（阎锡山的秘书）等提出回部队，但是他们总是借口“还有工作”，不同意他马上回部队。约在12月下旬，他们突然通知韩钧可以回前方了。他临走时再次向阎锡山等人重申了新军和牺盟会的立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希望阎锡山等人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韩钧同志始终不忘党交给他的任务，临走还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做阎锡山、梁化之的转化工作。
韩钧回部队过了黄河必须经过吉县城，旧军王靖国部队驻防吉县城，实际上阎锡山、梁化之已经命令王靖国在途中暗杀韩钧。但是，韩钧同志警惕性很高，当天下午带了三名警卫员（他们是一一五师的红小鬼）骑马飞奔黄河渡口，他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于天黑前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地界，深夜赶到吉县城。他让警卫员在城外山坡上等他，自己一人步行进城，找了一个不显眼的澡堂洗了澡，睡了一觉，天亮前出了城，纵马向东，马不停蹄，又经过一天多时间曲折道路的奔波，终于在12月28日赶回了部队。韩钧同志躲过了敌人的埋伏，打破了阎锡山调虎离山，阴谋制造“十二月事变”，妄图用突然事变，消灭新军的计划。
韩钧同志走后，我仍然住在政治部，知道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听说是刘岱峰同志搞到了一车护照（战区通行证），给他们发了护照和旅费后离开的。当时，刘岱峰兼任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保存革命干部，他有计划地以各种名义疏散干部，以出差、探亲、去外地看病等等，使剩下的干部以公开的身份离开了政治部。牺盟总会中有的干部，就是使用由刘岱峰提供的，并由牛荫冠（总会负责人之一）同志负责发放的二战区护照出去的。
“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发生了，形势恶化了，刘岱峰、江冬夫妇，牛荫冠同志等也用不同的形式离开了。刘岱峰走以前也给我留了几张二战区的护照。我因身体有病和看护着一个患伤寒病、卧床不起的、年仅15岁的妹妹，不能马上离开。党委托吕调元同志关照着我的生活，不久乔真同志（政治部干部，党员）告诉我说：吕调元同志不幸被阎锡山顽军绑架逮捕了，当时一片白色恐怖，我心中万分焦急。
从1937年起，我曾在薄一波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女兵连当过战士，还曾是山西新军敢死队成员。
大约在1944年2月，我遵照王世英同志的秘密指示和妹妹张玉林等离开了上葫芦村。天气寒冷，我们艰难地经过山村的羊肠小道和关卡道口，护照用上了。经过一天多时间我们进入了陕甘宁边区交界地，眼前就是红区，一切都是好了。我们清楚地看出红区和白区（国民党统治区）有一道严格的分界线。这确实是另外一个新世界：革命、自由、解放的新世界，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八路军精神抖擞，精干整洁，有的帽子上带着一颗红星，到处可以看到抗日标语，听到革命歌曲。交界口上设有红区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热情地招手，认真询问和了解过往行人和我们的来历及姓名，向我们表示了真挚的慰问。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宿，写好了介绍信，约定了去延安的时间。
革命圣地延安啊！她位于陕北高原，延河之滨，有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环峙，她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圣地。此时，我心情非常高兴，带病的身体不觉得有丝毫的疲倦，我蹦呀跳呀，决心将我叫张慧君的名字改为叫张光，即幸福地来到光明天地，以“光”作为纪念吧！妹妹张玉林改名为张健，即身体健康有了生命的意思。
我持信到了延安边区政府交际处，见到金城处长，他是一位说话南方口音、中等身材、面带真诚的老同志，他热情地告诉我：“王世英同志已经拍来了电报，说你来延安了，你们先自个住下，明天王若飞同志和柯庆施同志（中共统战部负责人）要接见你。”我听后欢喜地说：“太感谢了，太打搅了，王若飞同志我已久仰，他工作那么繁忙，使我太过意不去了。”由于山西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使我久久地不能回到党的怀抱，现在回来了，我太幸福了。当时，在座的还有廖鲁言和陶佩琴两位同志。
第二天，金城同志托廖鲁言同志陪同我去拜访了王若飞同志、夫人李培之同志和柯庆施同志三位老前辈。他们看见我时，是那么热情，问寒问暖，好像见到了久别的女儿，他们说：平安来到延安就好了，韩钧同志在“十二月事变”后已经转战到晋西北，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转告他了。你的身体需要恢复，先去八路军干休所休息三个月，然后再去女大（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这些话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感激，我说：“我不去休养，就介绍我去女大吧。”当时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中流出激动的泪花，只是重复着：“太感谢了，太感谢领导了。”这稚气的表现，引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他们都关心地对我说：“要听话，先去休养吧，有了好的身体，就会学习得好。”李培之大姐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他们三位老前辈当时给予我的关怀和鼓励，使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不日，我从交际处到了八路军干部休养所，能和许多老红军同志及前方归来休养的老同志相识，感受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这里的生活非常规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休养员们除了治疗、休养外，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互相关心着。我在这幸福快乐而又难得的环境里，很快度过了三个月。
辞别了可敬可爱的老红军同志，我和妹妹张健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党中央创办的高等学府——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我俩被编入女大普通班第九班。女大校址位于杨家岭东面，设在黄土高原的半山腰上，新挖出的一排排土窑洞有100多孔。往东边不远就是八路军政治部和延安宝塔山。一排排的土窑洞既是课堂又是宿舍，一双膝盖就是课桌，砖头石块就是课凳。山腰之下是延水，宽阔的河滩就是女大活动的操场。九班同学有80余人，七八人住一孔窑洞。我愉快地住进了九班一排窑洞中的第三孔窑中。每孔窑有十七八平方米，两边对称有双人中板铺，正面为一长木板大铺，被褥自备。靠门有一张小木桌放全组同学的书、漱口杯等。同学们身穿军服或列宁服，都是青年学生，除了个别原来是大学生外，多数是中学生，平均20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虽然学校教学设备简陋，生活很艰苦，但是，她们对于这样的准军事学校生活却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幸福。她们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生，克服重重困难，抛开个人的家庭和一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延安，接受艰苦、严格的政治训练，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生活战斗在一起。
每班设有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和班主任（班长）。
女大是一所特别重视政治学习，突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真正培养革命女干部的第一流的政治大学，理论联系实际，教员讲课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建设、共产党发刊词……对毛主席发表的重要著作都及时传达、学习和讨论。有时，还直接听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负责干部的政治报告，有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报告；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对敌斗争战略战术；共产党员修养和革命者气节，树立革命人生观；妇女革命运动史……
女大的理论教员都是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虽然不是专职教员，但是课程和讲课时间是固定的。此外，还聘请了马列学院的高材生来各班进行辅导。讲课的老师们还经常对我们进行口试和笔试。我认真学习，每次考试成绩都较好，曾受到过柯仲华老师的表扬，我没有骄傲，而是更努力学习了。
学习两个月以后，指导员马毅和袁青找我谈话，详细了解我1937年3月加入民族革命先锋队的情况。鼓励了我一番后，告诉我要选我为九班班长（班主任），我表示不能胜任，但是，这是组织的决定，我就愉快地担当起来了。以后，我更加倍努力学习工作，与同学们更加团结、互助、友爱了。
1941年4月，由同班同学李光春、毕珩二位同志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我对党旗进行宣誓的时候，我激动万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要用实际行动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决不动摇叛党，忠于党忠于革命。入党以后，我常常以此勉励自己终生努力奋斗。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历程，总是心潮起伏，怀念我在延安女大时党对我的教导。我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我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几十年来，我为党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也经受了种种困难挫折，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经受了考验。我于1983年离休，离休之后，由于身体尚好，工作单位国家物资总局党组让我参加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任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委员，兼任办公室主任。我们组织了59位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161篇，共160余万字；诗词74首；陕北红军革命歌曲20首；搜集革命历史照片192张；文献资料58份……为此，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表扬，进行了实物展览，开座谈会介绍了经验。此外，由杨献珍、王鹤峰同志担任顾问，我还参加了《韩钧同志传略》编辑组的工作。
我今年已74岁，在我有生之年，我要继续努力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保持革命晚节。我能有过去和今天的一切，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最后，我高呼：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妇女解放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