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梅
离开延安之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的风尘把许多往事一点点尘封起来，不留痕迹似的。然而，唯有在延安的那些日子，却永远那么鲜亮、真切，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昨天，我还站在延河畔沐浴延安的风，立在宝塔山下望延安的星。
是的，昨日，我就在延安。那里，是我启蒙的园地，那里，是我成长的摇篮。
一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告诉我，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三岁那年，日本鬼子的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母亲带着我整日东躲西藏，处境十分艰难。偏在这时，支撑一家生活的大伯父被鬼子飞机的炸弹炸死了，实在无法活下去，母亲决定带着我去寻找远方的父亲。
我们乘上了北上的火车，一路辗转，吃尽了许多苦头，终于在陕西关中地区找到了父亲。那时，幼小的我还不能明白父亲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父亲已是人民军队的一员了。当时的关中，斗争环境还十分险恶，我和妈妈长期住在部队上也不方便。妈妈刚从农村出来，一时也无法进行革命工作。组织上考虑了我们一家的实际情况后，决定派母亲去部队培训班学习。这样一来，我就被寄养在马兰一家农民家。
这一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兄弟二人都已娶亲，但未分家，妈妈领我去见这家人，进门就叫我给两兄弟磕头，拜为干爹，同时认妯娌二人为干妈，老人为干奶。一家人十分热情，周到地接纳了我，我就一下子有了许多亲人。
干妈为了哄我开心，用白面做成各种小动物食品，有小兔子、小麻雀、鱼、青蛙等等，点上颜色上笼蒸，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干爹带我下地玩耍，给我捉蝴蝶逮蚂蚱，摘野花野草。很快我便喜欢上这里的生活。
干妈家的后院里有桃树、杏树，还有榆树和香椿。春天来到，桃花杏花争相开放，花瓣纷纷扬扬落去之后，密密麻麻的小桃子和小杏子就露头了，大榆树上的榆钱儿也一串串飘出了幽香。镇上的孩子被这小桃子、小杏子、大榆钱儿勾来了，三三两两爬到树上去解馋。我不会上树，只有在树下捡别的孩子扔下的果子，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两个口袋，坐在一边美美地吃一顿。
慢慢地，我的身体开始消瘦起来，经常肚子疼，有时甚至疼得在炕上打滚。干妈一家人吓坏了，赶快叫人去部队上接回妈妈。妈妈把我带到了部队卫生队，医生确诊有蛔虫，要吃药打虫。我一连服了三天药片，一共拉泄出几百条蛔虫。经过这次教训，我不再贪嘴了，身体又胖起来了。
不久，父亲要赴延安工作了，我也就要离开干妈一家。临别时，他们把我们送到很远，老奶奶和两个干妈的眼里都有泪花在滚，我也一下哭出来了。
二
我们一家三人踏上去延安的路。我和妈妈骑在一头毛驴上，父亲牵着毛驴在下面走。我还不到四岁，坐在毛驴身上总不很踏实，时间一久就腿酸，让父亲把我抱下来再走。然而走不了几步，又得再坐上毛驴。就是这样走走坐坐，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村庄、河流，没有黑天也没有白昼的，我们向着心中的圣地延安进发。
延安终于到了。在我幼小的眼睛里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天格外高格外蓝，空气中似乎有牛粪草的香味。穿军装的阿姨叔叔们待人特别和善，他们进进出出，也十分忙碌。父亲加入到他们其中，我和母亲则被安置在保育院里，妈妈成了一名保育员，我是育童。
保育院坐落在一个很窄的小山坳里，周围都是山。保育院是一个四合院式的结构，每间房子里都有通铺，小朋友很多，我特别高兴。我一去就赶上了洗澡，那时正是夏天，我和小朋友光溜溜地站在各自的盆内，阿姨用大喷壶往我们身上喷水，又为我们擦洗。中午的阳光暖洋洋，我闭着眼惊奇而舒服地沐浴着，恍惚间我觉得自己成了一朵小花，阿姨正为我们浇水……
保育院的伙食很简单，豆芽、豆腐是常有的菜，阿姨总是想办法让我们吃好。每天午睡起来，常能吃到几粒蒸红枣或几块清水煮梨，有时还有一个小沙果。
我们的活动很丰富，阿姨们教我们唱歌、跳舞，给我们讲故事。天气好的日子，阿姨就带我们上山玩，我们在小山上捉蝴蝶，逮蚂蚱，又下到小河里摸小鱼。我们在无忧无虑中成长着，一晃三年过去了。
三
七岁该上小学了，保育院派了一个炊事班的聋子排长送我们上路，这位排长是长征路上战斗时震聋了双耳，不适合继续留队而转来的。他用大箩筐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跟在后面，累了就轮流坐在筐子里。边走边玩，好不容易到了白家坪第一保育小学，这一走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少了，想着妈妈送我上路时的难过样子，我忍不住心里难过起来。
新奇的保小生活开始了，学校为一、二年级的小同学配了保姆，一位保姆照管十位小同学。我们的饮食起居很好，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有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父亲穿一身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让人认不出来了，妈妈则是一身棉布衣，留着齐耳短发，还是闪亮着一双好看的眼睛，一下子就抱住了我。他们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回部队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我上二年级时父亲被调往三边地区保卫盐池，从此寒暑假就没有人接我回家。到三年级，我就再也没有收到母亲的信了。父亲的信也总是写得很简单，不提母亲的情况，那年冬天，父亲还托人给我捎来一件白色的土毛线织成的毛衣，也没说是谁打的，我想一定是妈妈打的，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到了放寒假的日子，许多同学都被父母单位的运输队接回家了。我们这些无人接的孩子被集中在一起，准备过集体寒假生活。就在这天，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先和我聊了一会儿别的，然后关切地说：“小梅同学，你知道一年多来你妈妈为什么没有消息吗？她已经在一年多前病故了。”我呆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老师接着说：“你爸爸怕你受不了，不让学校告诉你。你也别难过，从今天起大家都是你的亲人。”
我走出了老师的房间，径直走到了总务处门口的一处枯井旁，站在那里发起呆来。这时已到晚饭时间，同学们都纷纷拿着碗筷准备开饭了。也有同学帮我取来了一只碗和一个小勺。我只是发愣，省不过味儿似的，就是不肯接。一不留神，小勺飞进了枯井里，发出清脆的一声。这一声在我心底深处猛地击了一下，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我的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的妈妈没有了，不知不觉就永远没有了。
四
在保小我们唱过这样一首歌：共产党是我们的妈妈，保育小学就是我们的家，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我们大伙儿，在一起，在一起，打珠珠，拉二胡，攀杠子，下象棋，学习有进步，玩耍得快乐，保小是我们自己的家。大哥哥帮助小弟弟，大姐姐帮助小妹妹，咱们吃得白又胖，咱们乐得笑哈哈。共产党是我们的妈妈，保育小学就是我们的家。
春节就要到了，寒假期间，大多数同学都回到父母亲的身边过年去了，留下我们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同学，仍然留在保小。学校特别照顾我们，尽力改善生活，使我们吃得合口、过得舒心。
大年初一的下午，老师把我们留在学校的同学集中在一起，要带我们去学校附近的老乡家做客，一再叮嘱我们要讲礼貌，要尊重老乡的习惯，注意言谈举止，不要暴饮暴食……我们的心情激动极了，很快就出发了。
老乡们就像对待自家的娃一样，把我们带到自家的土炕上，炕烧得很热，就像延安人的心。土炕当中摆满了各种好吃的，有白菜豆腐一锅烩、油炸面卷卷，自家酿制的黄米酒，还有花生、大枣。这些食品，在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的延安，已是十分丰盛的年饭了，我们忍着嘴里的口水，去礼貌地给老乡们拜年，亲热地喊着“大伯、大妈……”大伯、大妈幸福快活地眯起了眼睛，一面赶紧招呼我们入座，一面送上好吃好喝的。黄米酒真好喝啊，带着醇醇的酒香，浓烈宜人，席间大妈问起同学们父母在哪儿工作，几个同学竟一时无言以对。因为，好几个同学的父母早已牺牲在革命战场上了。大伯打住了大妈的问话，又使劲往大家的碗里添好吃的。一时间，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把大家和这户延安人家拉近了，也许，正是这种感情，我们才得以在延安的这块土地上健康成长。延安人的心，是滚滚的黄米酒啊！
保小是我们的家，共产党是妈妈。
延安人民是我们的亲人啊。
五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劳动观念，每个班都分到几块自留地，由老师带领，进行务农劳动。
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是李毅老师，他对同学们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使我们通过劳动知道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同时也掌握一些农业知识，他要求我们从劳动最基本的一关做起。
那年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陕北的高原上除了枯黄的蒿子和茅草外，一片荒芜，我们校门口的大道上，每天总有牛车、马车、驴车通过。李老师想到个积肥的好办法，于是动员同学们每天晚饭后，都到大路上去拾粪。
起初，有些同学不情愿，天气冷，粪有股怪味，就借粪铲不够用的理由推辞不去。李老师对我们讲，同学们，我们吃的小米和馒头都是农民叔叔种庄稼得来的，庄稼要多上粪才能长得壮。我们要从小树立不怕脏不嫌臭的好思想，要把牛粪当花卷那样，带着这种感情，才能拾到更多的肥料，看谁拾得多，谁就是好样的。“要把牛粪当花卷”，李老师的这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也打动了同学们，大家起劲地干开了。
路上，山坡上，三三两两都是我们的同学，北风吹红了大家的脸，刮硬了大家的耳朵，可谁也没有缩回来。同学们欢快地拾着牛、马、驴、羊的粪便，谁也不皱一下眉头。
于是，在这样深冬的延安，我们在山路边能听到这样的欢唱：
扁担挑粪筐，软呀软溜溜，唉嘿呀……软呀，扁担上面有麻绳儿拴。种庄稼凭上粪，没粪庄稼就长不成，唉嘿唉嘿呀，没粪庄稼长不成，唉嘿呀。
扁担挑粪筐，唉……山前山后拾个美，要吃香的离不了脏，种庄稼凭上粪，没有粪庄稼长不成……
六
陕北是个老根据地，人民的思想觉悟很高，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劳动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大多数农民是文盲，保小发出了号召，一定要帮助农民扫盲。
学校把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分成许多小组，每组固定负责一户农民，教他们识字。开始有不少农民不愿意学习，他们说，我们活了大半辈子了，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不是照样种粮过日子吗？同学们很为难，也找不出理由说服他们，回到学校后大家一块儿想办法，出主意，费了不少脑筋。
同学们在老师的帮助下，琢磨出了这样一个办法：用小节目来说明不识字的害处。我们排了《夫妻识字》，请周围的老乡来看，以此打通他们的思想。还有一个小节目，说一个农村老大爷不识字被人骗去钱财的事，非常生动。通过这样的直观说服和教育，老乡们终于拿起了书本，向同学们学起了文化。
同学们风雨无阻地上门教书，“大爷”“大妈”叫得可甜了，还把自己节约的小本子给他们用，从“人、口、手、足”开始，一点一滴地教，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
几年下来，周围的老乡们识了字，他们觉得眼明心亮了，革命道理也理解得更透彻了。每次学校排了新节目，也一准儿把他们请来看。久而久之，老乡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当小先生，使我们既锻炼了自己，巩固了知识，也加强了和老乡的感情。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七
在保小，我最喜欢上体育课了，尤其是冬天。
冬天一到，延河水就结成了厚厚的冰床，银色闪光的地带，煞是好看。一早起来，同学们排起整齐的队伍在体育教师的带领下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先是艰难地跑着，不知不觉身上就暖和起来，脚底下也变得热乎乎，很快就跑到天然冰场。
延河水并不很深，结了冰变成透亮透亮的水晶，下边各色各样的花石头依稀可见。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立时分散到延河这个大冰场上去了。可惜那时既无冰鞋也无冰车，就穿着布鞋在冰上来回跑动，渐渐地，同学们排成长队，成串在冰上跑开了，也有一个拉一个的，玩得也很开心。
在保小，有一首歌就是描述早晨滑冰的：
冬天到，河水结冰，大家都高兴。早起就跑到河边，不怕冷滚滚溜，骨碌碌，骨碌碌……不怕冷……
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玩起了“花样滑冰”，玩累了，就跑到河岸上聊天。这时，有个同学跑过来说：“发药了！”大家便都围拢过来吃药，所谓“药”就是用来预防治疗感冒的甘草粉。棕黄色的药粉甜丝丝的，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一声哨响，大家又排起了队。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踏上了山头，东边的天空已是万道霞光，这时不知道谁起了个头，一片歌声便在延河边上响起来了：
冬天到，河水结冰，大家都高兴……
八
那时的延安，医疗条件非常差。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医疗器械无法运进来，药品有限。保小的一些孩子患了大病，就很难得到良好的治疗，不幸的事也时有发生。
杨小明是个一年级的男孩子，刚刚七岁，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笑起来两个小酒窝深深的，眼睛又黑又大，十分可爱。小明还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大家都很喜欢他。
一个星期天，小明和几个小同学上山玩。一株杜梨树结满了果实，仿佛那淡黄色的小杜梨在向他们招手似的，他们几个都爬上了杜梨，边吃边摘，不多久肚子和衣袋都鼓起来了。他们跳下树，又在山上挖起甘草来。甘草是一种中药，一根茎上面稀疏地长着对生的几个叶片，草根连得很深，吃起来甜甜的。他们用手使劲地挖，一边挖一边吃，一直玩到中午太阳当空了。
当天夜里小明回到学校便发起了高烧，很快就昏迷不醒了。校医急坏了，当时药品很少，打针更不可能，只能把小明紧急送到30里以外的安塞县医院。然而，还没送到医院，小明就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消息一传开，全校师生立即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学校希望医生尽快查明死因，并决定要为小明开一个简短的追悼会。
不知什么时候，保小的操场上涌满了三三两两的同学、老师。大家把用树枝和野花编成的花圈送往礼堂前的讲台上，花圈很快摆满了讲台，讲台正中，摆放着美术老师特意为小明绘制的遗像，像的周围缀满白色的野菊花。同学们都不声不响地站在台下，老师们站在最前排。悲伤的音乐响起后，同学们低声唱起了挽歌。歌声一起，立即有人哭出声来，抽泣声便连成了一片。追悼会上，罗医生沉痛地告诉大家，小明患的是中毒性痢疾，主要是吃了不清洁的食物。同时，校医又告诫同学们一定不要乱吃东西，把住病从口入这一关。校长登上讲台，亲切地劝慰同学们不要过度悲伤，一定要听罗医生的话，保护好身体，长大为革命做好工作。
小明去了，我们的小伙伴忽然没了。
九
我们的校舍是在两个小山丘上挖成的排排土窑洞，每排窑洞的前面都有一个小院子。两座山丘之间架着一座十分简陋的小木桥，桥两侧有木栏杆挡着，桥西头是我们的大礼堂，由礼堂往南下坡，山根下有一排窑洞是学校总务处的办公室，再向下就是我们的伙房、水房和小澡堂了。伙房的两侧各有一块操场，西边那块是出操跑步的地方，东边是游艺场，有简单的篮球架和单、双杠、平梯等活动设施。大操场的最南边有一围很短很矮的土墙，正中央便是我们学校的大门。
我们的校舍共分四个区，各取名为团结区、勇敢区、活泼区和亲爱区。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成立以来，每年可培养数十名毕业生，到我上学时已输送好几百名学生了。学生大多是来自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子女，也有长征路上留下来的烈士遗孤。大多数孩子因父母参加革命，孩子在农村无上学条件，一直到十多岁才被父母送到学校读书，因此保小同学年龄相差极大。同一个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有十几岁，而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我所在的班里30多名同学，大小各有一半。学校学生全部住校，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校为了使小一点的学生慢慢适应独立生活的环境，在三年级以上的同学中开展了“一帮一”互助活动，大哥哥大姐姐帮助小弟弟、小妹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互相督促学习，自然形成了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氛围。
学校没有专门的食堂，开饭时教室就变成食堂，课桌就是饭桌，各班轮派值日生到山坡下的伙房用木桶抬饭菜。同学们则都端坐在凳子上，手背身后，齐唱《吃饭歌》：
“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地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一停，班长一声令下“开动”！大家便开始动口吃饭。唱歌期间，值日生早把每人的饭菜盛好了。久而久之，集体主义观念在每个同学的头脑中不知不觉形成了，如果发现那个同学浪费粮食了，值日生就会对他提出批评，饭桌上没有米粒了。
十
三年级开始学珠算。光念口诀，没有算盘练习不行，同学们就私下商量自己做算盘，我们几个伙伴合计了一下就上山了，山上的泥土是黄色胶状的，下雨天曾用来捏过小人，这可是做算盘珠的好原料。于是我们捡回几块黄泥，用水和成泥团，再揉成小扁珠，再用小棍从中穿过，放在太阳下晒。晒干后小球结实坚硬，四周用向日葵秆儿围住，自制算盘就做成了。我们每个同学都做了一个，虽然看起来很笨重，用起来却很顺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保小有自己的小乐队，是在从各班抽出的音乐素养较好的同学组成的。乐队的主要乐器是二胡、京胡、板胡、三弦等，而这些乐器也是同学们自己动手做的。他们用蛇皮、青蛙皮、羊皮做胡琴的面，马尾做弓子，一个简易的胡琴便成功了。每逢节日，乐队便为大家表演，配合当时的形势进行宣传。有时和学校的秧歌队一起，排上一些小节目到镇上去演出，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姐妹拥军》等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记得有一个节目是两组同学表演对花，把花被面的中缝拆开一个洞，脑袋钻过去就成了一件漂亮的长裙子，腰间再系上一根绸带，十分好看。两排同学一问一答地唱道：
“什么花儿开花向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
“葵花儿开花向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
十问十答，十分生动有趣，边舞边唱，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
十一
保小的体育活动也很丰富，大家跳绳、踢毽子，还有拔河等游戏，学校也号召同学们自己想办法制作体育器材。
学校周围的山上和路边生长着一种马兰草，叶子像韭菜一样宽，夏季开淡蓝色的小花。老师发动同学们割回许多马兰草，摊在院子里晒干，等到下雨天，再放在雨水坑中浸泡，不久再捞出来控干，理成一把一把，然后拧成粗细不等的草绳，粗一些的用来跳绳，细的则打草鞋、捆扫把。
我们没有羽毛球、乒乓球，只有很少的几个篮球。大多数同学蹲在地上弹石头球。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处各挖一个小坑，每人用石头球弹别人的球，自己的球尽力滚入小坑。这是男同学普遍喜欢的一种游戏。我们把小石球称为“珠子”，所有的珠子都是同学自己做的。我们利用平日的休息时间到延河边去捡各种有花纹的石块，把那些基本圆形的石块放到粗砂石上磨，磨成圆润光滑的石头珠子，然后再用细砂石加工磨光，再涂些油脂类的物质就非常漂亮了。学校曾经专门收集同学们制作的珠子，从中挑选最好看的作为工艺品拿到延安去展览。很多同学的口袋里都有大把大把的这样的珠子。
踢毽子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毽子也都是同学们自己制作。
最简单的游戏要算“挤暖暖”了，所谓“挤暖暖”，就是在寒冬腊月同学们聚集在大礼堂南墙的前面，一个紧挨一个排成横队，靠两边的同学一起用力向中间的同学挤去，直到把有的同学挤出队伍，被挤出者再排在两头继续向中间猛挤，这样挤来挤去，大家都感到暖和了。“老鹰捉小鸡”也是防寒取暖的好办法。那时我们的棉衣都很薄，加上整天劳动，外面又无罩衣，所以棉衣很快就破了。有的同学就从破处找出棉花来捻成棉线打手套，打线袜，打围脖，一开春，有的人棉衣已变成夹衣了。
十二
冬天学校发给每个宿舍一块擦脸油，就是在炼好的猪油里加少许红汞，制成的粉红色的防冻膏。延安的冬天十分冷，北风刺骨，手和脸最容易冻坏，靠着这种自制的防冻油，大家就可以熬过冬天了。
肥皂是由老师做的，每个宿舍发几块冬季洗衣用，夏天则用灰灰菜代替。夏天到延河边洗衣，天然的石板可以供我们搓衣裳，很方便，灰灰菜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粉状物，是碱性的，擦到衣服上就变成绿色了。然后把衣服晾在草地上，太阳一晒，又变成白色了。还有一种方法，把烧过的青草木灰浸入水中，然后取出上面的清水，用这些清水洗衣服也可以洗得干净。
牙膏根本就没有，条件较好的同学用牙粉或精盐刷，多数同学是用清水刷牙。夜晚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老师就在每个宿舍门口放一只大木桶，早上由值日生抬走，作为肥料流入田地。
那时冬天洗澡很困难。老师们费了不少脑筋，选择了水房边一间小平房，小平房内放上一个很大的木盆，通过墙上的水槽与水房的大锅相通。大锅内水一热，可通过水槽用大勺淘水流入大木盆里。一个盆可容五六人，大家一起在盆里相互搓，全校学生轮着洗，每两周能洗上一次。
夏天不必发愁，延河是我们天然的大澡堂。每周都要去延河洗澡两三次。延河水真清，每当我们泡在水里的时候，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各种各样的花石头。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同学跟着一个大姐姐下河，她个子挺高，一下水便浸到脖子了。我们不知深浅，也一下走进河里，水没过了头，大姐姐和我们都吓坏了，她赶紧拽这个拉那个，好一阵才把我们拉出来，着实感到后怕，但又觉得挺刺激，忍不住哈哈大笑。
清亮的笑声在延河飘荡，恍若一首动听的歌。
十三
在保小，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很亲密。
教我们的黄老师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双大眼睛，非常漂亮，要是哪个同学不听话，黄老师就会瞪起一双大眼，样子十分可爱。
每天中午我们都有午睡，午睡时间必须保持安静，但总有些同学喜欢说悄悄话，不肯安静。黄老师只要轻轻咳嗽一声，两只漂亮的大眼睛一瞪，马上便没有人说话了。大家怕黄老师，但也喜欢黄老师。
有一年放暑假，有家的同学要回家了，但都没有急于回家，而是聚在一处叽叽咕咕地商量着什么。原来，他们在商量着假期给黄老师带什么回来。
开学的日子到了，同学们返校归来后，讲台上出现了一个精致的小烟袋，是送给黄老师的。这是假期里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凑起来，为黄老师买的礼物。
黄老师开心地笑了，大眼睛越发有神了。
十四
我们的吃穿全是边区人民供应，但我们为了给边区人民减轻负担，也自力更生做些事。
学校为解决我们的吃菜问题，在延河边上开了一块菜地，足有十几亩。依照季节不同点上不同的种子，有黄瓜、豆角、西红柿、茄子、土豆、辣椒等。除了种菜还种玉米、西瓜。因为靠近延河，所以水源十分充足。我们在菜园周围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小水沟，互相连接。河边横一根长长的木杠，一头附一块大石头，另一头则挂一个水篓子，利用杠杆作用，让水篓装满水，然后倒入水沟，慢慢流入菜园。许多老职工整天默默劳动，耕耘着我们的菜地。
蔬菜、瓜果收获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收获的劳动果实运回学校。菜地距学校有三里多路，来回跑几趟也是很辛苦的。我们把自己的衣服和裤子当做口袋，把两个衣袖扎起来，领口和下摆也系住，整个人便成了一个大大的运输袋。我们一个个像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回回地跑动，别提心里有多美，这是收获的喜悦啊！
菜都运回学校后，就开始聚在一起整理收藏。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围成一个小圈，边干活边聊天，有说有笑，从黄昏时分一直干到月亮露出半个脸。
回想那时的情景，仿佛又看见了那张月亮的脸。
十五
五年难忘的保小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1945年夏天，我来到了延安中学。
在距延中不远的联防司令部，我见到了分别许久的父亲。父亲瘦了，也苍老了许多，母亲去世后他一直单身一人。他关切地询问我几年来的学习生活情况，便又匆匆地投入到他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去了。没想到父亲与我总是聚少离多，而这一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到延中没多久，胡宗南的部队就开始向延安大举进攻了。为了保卫延安，延中的大哥哥大姐姐陆陆续续地走上了战斗岗位。我们刚毕业的一部分同学年纪太小，当时只有15岁，还不适合上前线，于是领导决定把我们转移到距延安300多里的子长中学继续读书，谁料到，刚转校不多久，万恶的蒋匪帮又向瓦窑堡进攻了。为躲避敌机轰炸，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便背上书包躲进小山沟里上课，中午在破窑洞里休息，午餐在野外吃，在露天地里垒起的炉灶上架起大铁锅，伙食十分简单，小米饭、清水煮胡萝卜或菠菜汤加萝卜咸菜干，一直到天黑之后才能返回校园。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敌人就开始向我们这边进犯了，于是我们只好打起背包踏上了行军的路程。我们整天和敌人来回兜圈子，几乎踏遍了陕北的沟沟坎坎，大家边走路边学习，每到住地放下背包就去挖野菜，男同学上山打柴草。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全靠自己，连鞋子也是自己动手缝制。为了和老乡搞好关系，每到一处同学们便主动地帮助房东挑水扫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有一天，我们走到绥德地区一个小村里，天很黑了，老百姓的房子已经被其他单位住满了，我们全班只好住进老乡家放柴草的破房子里，满地麦草，又潮又脏，蚊子到处飞。我们班的阮老师和侯老师是夫妻，他们睡在中间，同学们呈放射状躺在四周。跑了一天的路，大家都十分疲劳，顾不得干净不干净，打开背包挤在一起，不大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正睡得香甜，忽然听到村子里一片狗叫声，凭我们的经验，每遇这种时候必定有紧急情况，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捆起背包等候通知，果然不出所料，王校长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们说：“据可靠消息，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十多里地，而且正朝这一方向靠近，大家快点整理东西马上出发，今晚必须急行军，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击。”我们立刻背起背包摸黑上路。正走在一条盘山道上，不知哪个机关的运输队也赶上来了，和我们相伴而行，只听到小毛驴咯噔咯噔的走路声。这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睡意矇眬中的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行进着。突然远处传来嗡嗡的声音，渐渐自远而近，很快就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原来是敌机来骚扰了。同学们都立马趴在就近的草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可是那些该死的畜生们却不听话，听到怪声惊慌地直蹦直跳，还大声地嚎叫着乱作一团。敌机似乎发现了目标，由高空俯冲下来朝我们就是一梭子子弹，只见离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冒起了一溜儿烟尘，赶牲口的驭手们急切地吆喝着小毛驴，连打带拽把它们拉进路边的小树林，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敌机一道长弧又飞上高空，接着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大圈之后，慢腾腾地飞远了。这时王校长又发话了：“孩子们！大家快整好队伍赶路吧！有消息说，敌人离我们只有十里地，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跑了一夜仍未甩开敌人。同学们，你们是革命的后代，一个也不能落在敌人手中。我们宁可死在敌机的轰炸下，也绝不能当俘虏，我们现在要改变路线，再加一把劲就能脱离危险。”校长的一席话就如同兴奋剂一样，顿时使大家头脑清醒了，腿也有劲了，胆子也变大了，大家很快排好队，撒开双脚一溜儿小跑继续前进。这一天跑了100多里路，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十六
为了和敌人周旋，两年内，我们先后六次渡黄河，最后才到达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学校的经费极度困难，经上级同意将全体师生分成四部分参加到晋绥的四个后方医院做医护工作。就在1947年的六七月间，我被正式分到第一后方医院当护理员，只有13岁。那天，我和另一个小伙伴一同分到一个病室，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一走进病房，迎面走来几个拄着拐杖、腿上打着石膏绷带的伤员，上身穿着金黄色料子军服，有的还镶着金牙，流里流气的样子，一看就不像好人，见我俩进门便挡住我们的去路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两个小傻瓜？”听此问话我们吓呆了，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们中的一个尖声叫着：“过来！”指着桌子上饭菜说，“你们来看看，老子在前线打仗负了伤，也不给吃点好的，就拿这些破菜给我们吃！去，把饭端去给院长，我们不吃这种饭！”当时，我们怕得不敢作声，他们就拿起拐杖向我们打来。我俩转身就跑，边跑边喊去找领导，这件事惊动了全院，那几个伤员是才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的连排长。事发之后，院里对那几个伤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也给我俩调换了工作，把我们分配到营团首长病房里。起初，我们很胆怯地站在门口，看到包着头、裹着脑的病员很害怕。后来，有一位首长和蔼地叫我们：“小鬼，进来吧！外面太热了！”接着又问我们是哪里人、多大了、什么学校毕业的、父母亲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热情，就一一做了回答：“我们是延安保小毕业的，爸爸在前方，我们被蒋匪逼得不能上学而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们一听说我们是延安保小的学生，便热情地和我们攀谈起来，还亲切地称我们是“小小老革命”、“延安的小老乡”，并给我们讲了许多动人的战斗故事，以及他们受伤的经过等等。听了之后使我们打心眼儿里敬佩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可亲最可爱的人。革命的情感促使我们更加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他们，主动帮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端大小便，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精心医疗护理下，他们一批批痊愈出院了，重返保卫延安的战斗岗位上去了。当送他们上路的时候，大家眼里都含着泪水，既感到依依不舍，又觉得非常自豪，心想，虽然我们年纪小不能直接去杀敌，在医疗岗位上同样也能为革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在两年多的战斗生活中，我们曾经多次从黄河上面渡过，每次渡河都是乘坐老乡自制的大木船。撑船的老乡们都光着身子，他们大声喊叫着一样的调子，就像唱歌似的节奏分明而有力，小船迎着激流巨浪一下一下颠簸着朝对岸游动。我们害怕极了，总觉得小船要翻入河水中似的。此时此刻，谁也不敢做声，只觉得泥浆似的黄河水不时地向我们身上飞溅。大家紧闭双眼，忍受着天旋地转的摇动，好不容易熬到小船靠岸才松了口气。在这种时候，对敌人的仇恨就更深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1948年底，我们终于回到了延安。学校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一排排本来很整齐的窑洞，现在变成了一个个黑窝窝，门窗、床铺全烧光了，当时正是寒冬腊月，黄土高原上的西北风一阵阵吹过，情景十分悲凉。老师立即带着我们上山打茅草、割黄蒿，一捆捆背回来铺在地面上，我们就在地铺上安了家。由于行军中被褥全拆成了夹的，大伙儿就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边区政府和部队首长对我们非常关怀，专门派人来慰问我们，送来了棉花和布匹，帮助我们重建校园。
在慰问视察的人员中，有一个姓向的伯伯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了联防司令部，告诉我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安慰我不要难过，要好好学习，长大为父亲报仇。我没有说话，心里埋下了对敌人仇恨的种子。向伯伯找来了一件旧棉衣给我穿，还简单地帮我做了一个旧被子。他对我说：“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女儿吧，我也曾有过孩子，南昌起义离家时还未出生，母子是死是活没有任何消息。”在艰难中我又有了一个家，有了亲爱的爸爸一样的向伯伯。
寒冷的冬夜里期盼着明媚的春天，不远了吧！延河水已经解冻了，报春的山丹丹花儿将要开放。
50多年过去了，可是我总是经常梦见延安。
我参加了延安大学北京校友会组成的“延河合唱团”。在团里，我见到了许多和我一样在延安生活、学习过的老同志，其中还有保小的好多同学，还有我们当年最尊敬的黄老师，他是我们合唱团的组织者，大家聚在一起总是谈起延安，我们高唱《延安颂》、《边区青年之歌》、《保卫黄河》等革命歌曲，把保小的歌也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使我们的心又飞回了延安，回到了童年。
延安，我革命的故乡，我灵魂的家园，你还记得我，一个久别的游子么？
但你对于我，却永远是亲切而熟悉的……
就在昨夜，我又一次梦见回延安。
延安的星辰依旧，清风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