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主张立即将白氏兄弟手下的两名副将拘禁起来。于是对张静道：“大人知道秦朝的权相吕不韦难道不知道李斯吗？他也是因为自己于是犹豫不决而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良机，而被始皇帝斩杀的。”张静“哦”了一声道：“愿闻其详。”孙先生道：“大人。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李斯，一位中国历史上足以同张良、诸葛亮、刘基相媲美的谋士，却戴着一顶道德败坏者的帽子。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使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追名逐利、不择手段、趋炎附势
、利欲熏心的李斯。但面对为中国统一大业立下赫赫功勋的李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的智谋。但人们始终只承认他是一代名乱世枭雄，而不会奉他为一世英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达到李斯那样的事业辉煌，古往今来又有多少臣子落得同李斯一样的名节不保而身死。
首异处的结局。
一、抱负与野心
年少时为郡中小吏的李斯目睹了厕中鼠的惶恐和仓中鼠的嚣张，试问世间有哪个正常人愿与厕中鼠为伍！李斯为此发出的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感叹是无可厚非的。有志之人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只能靠努力奋斗，消极的面对只能是一无所有。应该说李斯自那时起所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改变自己的卑贱命运，无论是雄心还是野心，总之他要出人头地！
李斯不久后拜荀况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第一步。论文章和理论水平，李斯不如韩非；但李斯是现实主义的实用大师，与理想主义的理论大师韩非相比李斯更适于当时的乱世。
《史记》记载了李斯辞别老师时的一番话：“……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弛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营知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司马迁的记载不免带有文学的色彩，为的是对李斯追名逐利思想进行一次大揭露。司马迁认为为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斯则认为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地位的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活的贫困，一味强调利己主义，是不符合儒家“仁义道德”和道家“清静无为”的标准的，无疑是一个小人。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欲望恶性膨胀的李斯。“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句话怎么能招来非议？一个安于现状的人难道不是个多余的人？他们活着仅仅是为了了却一生罢了！一个国家这种人多了无疑近似于死亡，因为它失去了革新的动力。社会正是有了一批不安分的人，一批愿意尝试打破陈规的人才使社会有了生机。为此李斯继续指出“要是长期处于卑贱穷困的境地，还要愤世嫉俗，表现出厌恶功名利禄，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罢了。”李斯的态度是积极的，有才能就应该让别人知道，就应该用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财富和地位，否则就是无能。这是李斯内心的一次独白，他吐露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功名利禄，他甚至不为自己留下一块遮羞布。尽管如此，李斯至少不是一个戴着“仁义”面具的伪善者。正是由于人们站在李斯结局的角度审视李斯投身于秦统一中国的行动，才得出这一系列行动只是他实现自己野心的手段的结论。野心适用于枭雄，而抱负则只属于英雄！
“夫”乃“天”字出头，李斯不甘于老死上蔡而勇敢地迈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步，就是要同自己头顶上的“天”--命运--抗争。李斯带着自信，装着满腹的才华到秦国去争取名利，或许，李斯没有料到能位至极品，但他从不怀疑自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而李斯不仅有志，更有才，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二、道德为何物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此暇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司马迁肯定了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主要谋士，但文中却仅仅用了几笔叙述李斯协助秦始皇平天下之事，尤其对李斯在统一中的作用用“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年，竟并天下”寥寥数语；而纠住李斯的个人道德品质不放大放厥词，显然有失公允。司马迁在《史记·李斯传》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李斯的道德败坏，于是李斯给人最大的映象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
当同窗韩非说秦，而得到秦王的赏识时，李斯内心的嫉妒之火被点燃了，他感到了韩非的到来给他的仕途带来的最大的障碍。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一山容不得二虎，于是李斯采用了离间之计借秦王之手处理了韩非。一个人的私欲远远超出了同窗手足之情，但这种事既非空前，也非绝后。韩非虽死，但他的理论在李斯手中得到了发扬，也算是一种安慰。或许这对韩非不公平，或许理论家和实践家的结合更有利于统一的进程。但历史的事实无法更改，李斯胜利了。对，李斯是很卑鄙，但政治家间的斗争一直都是残酷的，政治上的斗争很难用谁事谁非或是道德的标准去衡量。韩非的意外出现打乱了李斯的计划，他的出现以及消失不得不加快李斯计划的实施，李斯要让秦王尽快看到自己
计谋的成果，要秦王知道自己才是秦统一大业的最佳策划者。而对于法家而言，世间没有道德。他们提倡的法治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一些常人看似无法接受的行为，法家却视为准则。在当时无论是韩非还是李斯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造就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国家，一个用暴力维系的以君主为中心的高效的国家。恰恰在这个时候韩非得到了一个为了使韩国苟延残喘而出世秦国的任务，在秦国韩非看到自己的主张处处的议题现又是万分的欣喜，他矛盾彷徨。面对秦统一中国的滔滔大势，韩非的任务无疑是螳臂当车。韩非的死似乎是其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李斯是这一实践的实行者。
《史记·李斯传》载李斯的离间六国，用金钱美色收买各国的重臣或者刺杀不肯归顺的大臣，是一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无疑司马迁认为李斯是无操节的权谋家。李斯同武则天十分相似，都是为了实现统一而主张不择手段的政治家，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摒弃道德。所不同的是李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马基雅维利的主张自己没有实现罢了。
不论李斯是出于何种目的去促使他努力的为统一中国而奋斗，他毕竟为秦统一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黑格尔说：“因为‘世界历史’所占的地位高出于道德正当占据的地位，而后者仍是私人的性格--个人的良心--他们的特殊意志和行为方式。”他又说：“个人之中，凡是有个人道德的立尝抱高尚的意旨来反抗‘精神观念’的必然进步的人，在道德的价值上，是高于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所犯的罪恶--在一个崇高的原则指导下--转变为现实那个原则各种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李斯就是后一种人。
着重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无异于戴有色眼镜去观察一个人。抓住一个人的道德缺陷不放去评价这个人，同抓住一个人的出身来断定这个人的未来一样是武断的是抱有偏见的！郭双成先生认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法家人物是，没有首先着眼于该人物的行为措施对历史的发展是推动还是阻碍，而是过多的在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性格的缺陷和不足上纠缠不清。司马迁评价李斯过多的倾向于道德标准，有失公正。纵使我们无可否认人物评价中的道德占有不小的地位，但绝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的标准。对此黑格尔说：“各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断然不可以提出来同‘世界历史’事业和这些事业的完成相颉顾、抵触。断然不可以提出各种私德--礼貌、谦让、慈善和节制等等--来反对这些事业。‘世界历史’在原则上可以”全然不符什么道德，以及议论纷纷的什么到底和政治的区分--‘世界历史’不但要戒绝轻下判断，因为它包括的各种原则和必然的行为同这些原则的关系对于上述事业便是充分的判断--而且要把个人完全置之度外，置之不论。”7当然我们不必走黑格尔的那种极端--在人物评论中完全摒弃道德标准。但是在当时秦统一六国中，要的就是李斯那种不加掩饰的诈谋，道德在当时国与国的生死较量中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天下未定不可以礼乐治国。
多少年来我们所认识的李斯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个李斯,那个处处斤斤计较、阴险自私的李斯。试问，如此一个患得患失、鼠目寸光之徒怎能成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最重要的谋士呢？我们只能认为李斯是那种小事糊涂而大事不糊涂的人，成大事者不应该在小节上纠缠不清。秦王政肯定知道李斯的种种道德缺陷，但他更清楚李斯的治国之才能够帮助他成为
皇帝而不是大王。
多少年来李斯的评价都局限于司马迁《史记·李斯传》种的那个李斯。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个有一个的疑问，特别是：难道李斯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投身于秦统一中国的洪流中吗？答案当然不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一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用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到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秦统一中国是有可能的，于是李斯认为他可以在这一进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面对机遇，李斯看到了机遇，也把握住了机遇。李斯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旷世奇才，而不是他的道德因素。社会所接纳的绝不可能是道德高尚的蠢材。就如纵然道德对人有帮助，当今社会也是不会欢迎一个品德高尚但却平庸无能的人领导社会前进的，因为他无能。
三、君与臣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李斯当然清楚，但是他无法成为第二个陶朱公，李斯不甘心轻易推出历史的前台，他要继续在历史上书写辉煌。李斯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不仅有富贵荣华还有让他呕心沥血的大秦帝国。中国刚刚统一，有太多的事要李斯去做；而作为李斯来说他也无法拒绝帝国的要求，不仅因为他无法放弃权力，而且在于李斯要在全国进一步推行法家的统治思想，这是的李斯已经把个人的荣辱同秦王朝的兴衰紧紧连在了一起。李斯不是那种甘愿逃避的人，就像发迹前他不想逃避现实去要挑战卑贱命运一样，他不会去逃避未来的挑战！
作为人君是可怜的，而作为人臣则是可悲的。中国封建官僚体系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出现和发展一步步形成完善的，这看似是对君主的一种约束，其实不过是一种陪衬罢了！君是天地的人格化，是亲师的真正代表。已经封侯拜相的李斯深切感到“绊君如绊虎”。王安石同宋神宗有过一次关于明君和贤相谁重要的讨论，王安石是正确的，他认为君臣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君主手中。李斯不愿为上蔡布衣，而投身于“万乘方争”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布衣，李斯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他的命运只能求遇到知己才能得以改变。如果李斯没有出现在秦统一中国的滔滔大势之下，如果他没有遇到知人善任的秦王政，那么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悲剧角色。因此，李斯即使是功高盖主也毕竟是个臣子，是因为秦王的恩宠才得到了荣华富贵，才能施展理想和抱负。法家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集权专制、政令统一、高效划一的大帝国，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集大权于一身的真命天子--皇帝；他们不仅仅要实现这一宗旨，更要将此作为定制。李斯他们成功了，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帝国皇帝，这无疑也就注定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悲剧命运。
李斯注定只是一个臣子。正是李斯，使秦始皇及其子孙清醒的认识到：天下万物唯独国家大权是不可分的。为臣子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一切妄图分享统一权力的势力和个人，国家要用强制力使人们确立皇帝永远是对的，错的只在于臣民的思想，使“君无戏言”观念深入人心。
“不处其位，不谋其政”，李斯是秦始皇的臣子，而不是人民的大臣，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将秦帝国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作为臣子，他必须要迎合皇帝的心思，又要坚持自己治国的原则，李斯无疑是痛苦的。“王权是绝对的，就是说在国内出现政策对抗时，他有压倒其他势力的相当可能。”于是作为臣，李斯成了焚书坑儒的急先锋。这一举措的恶劣影响盖过了他力主郡县反对分封、统一法度和文字的功绩，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污点。李斯无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政治家，他清醒的认识到秦的统一不仅仅是地理和政治上的统一，还包括经济、军事、行政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他要将法家的专制主义发展为全社会公认的准则，他要将韩非尊君抑臣、独断专行、权归于上的理论真正在统一的中国加以实现。“中央集权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标志和一个重要机制是：人口按某种方式被改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集团的程度。”毫无疑问，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使
人放弃自己思想的最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方法。恰恰是被李斯打倒的儒家，在改头换面之后占据了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那么李斯也就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场人间悲剧的背后出现了一个伟岸的身影--秦始皇，鲜血似乎成了权力的代价。李斯深知他废分封主郡县、焚书坑儒已经是他树敌太多，他太需要帝王的庇佑了。李斯造就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离开了这个阴影他就一无所有，就什么也不是了。李斯反对分封而支持郡县不仅是为了王权的绝对权威，而且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挑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在当时无论是皇权还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都是十分脆弱的，其间的反复充满了血与火。
人们会反问李斯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若弃官归隐，李斯也已经很富有，何不安享晚年？但是上有多少人能像范蠡那样“等功名于物外，置荣利于不顾”功成身退！有多少人能像张良那样潇洒走一回！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法家是进取好斗的主张积极入世；黄老的“清静无为”对于李斯而言是不屑一顾之物。权力的魅力无穷无尽，有多少豪杰英雄拜倒在它的脚下！一个长期握有大权而功高位显得人，怎能轻易舍弃自己荣耀的源泉！权力等于一切，这个信念在李斯心中取代了一切。于是为了保住权位他赞同秦始皇大兴土木，违心的选择了胡亥，并不断上书要求加强严刑峻法维护皇权。相权和皇权的较量在双方出现之始就有了，最终的结局是相权的失败。李斯也没有逃出这一命运，而这似乎是李斯咎由自取自掘坟墓。李斯将命运交给了皇帝自己就丧失了主动权。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传》中充满了对李斯的指责和讽刺。李斯死前对次子发出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于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8的哀叹时，亦未得到人们太多的同情。无疑司马迁对李斯的评价带有了太多的感彩，他悲惨的人身遭遇使自己很自然的痛恨酷吏，不满于法家的严刑峻法，而李斯道德上的缺陷又为司马迁提供了名正言顺的突破口。对于司马迁略带公报私仇的行为，时人也不必过于苛求于他。司马迁不过是李斯的难兄难弟，他们都是君威的牺牲品，司马迁除了用自己的笔泄泄愤还能怎么样！李斯在死前感慨：侯门深似海；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抒发自己的不幸，控诉人间的罪恶。正是在无尽的血色中，皇权建立并发展到了神权的地位。但是，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啊？这就是他太过于谨慎的结果埃”
张静点点头道：“立即前去白氏兄弟两个人的营帐中捉拿造反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