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测，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像经济及现代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众消费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对意识形态形成的挑战力量将会越来越大，文化研究的声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方面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成了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们认为要在理论上深入探讨这些大众消费文化现象，提出解决思路，并协助相关部门商量处理的方法，不能只是事后消极应对，而要事前积极引导。这些想法是好的，但目前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比较表面化，要么热衷于翻译介绍西方的相关文化理论并用于套取中国的相关现象，要么在考虑意识形态问题时局限于传统的观点，因理论立场的不同，导致对文化研究进行评析与批判时各执一词，有的甚至断章取义，既缺乏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正确判断，也缺乏对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全面认识及学理分析。
笔者认为，尽管文化研究波及许多国家的许多学者，尽管理论观点层出不穷，论争不断，但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关系来看，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2）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关系
①文化研究始自文学但脱离了文学
在英国学术界，文化研究是以文学研究为出发点的。“最早的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其立论基点是文学”（下划线为引者所加）。即使在被公认为文化研究“创始人”的利维斯（F.R.Leavis）那里，有关的理论话语也是植根于文学作品的，利维斯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所欣赏，因此他推崇一种经严格筛选而获得认可的文学经典，其核心在于“伟大的传统”，并依据这一标准将简.奥斯汀、亚历山大.浦伯、乔治.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划归于“经典”之列，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培养一批有着敏感道德意识的读者；与此同时，利维斯把带有个人色彩、作为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排斥在外。在利维斯看来，阅读“经典”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而对此构成威胁的则是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被称为“利维斯主义”的早期文化研究不仅以文学为起点，而且是立足于文学的。
若干年后，文化研究“虽然始自文学（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但其范围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境地”。在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威廉斯、阿诺德、利维斯等人那里，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是主要的研究内容，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分别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和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这三本书对“二战”之后英国的主流文化提出了挑战，它们从文学出发，强调文学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选择文学的视角对文化进行观照，通过文学对文化进行理解和再认识。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将文化的变迁追溯到英国工人阶级，用文学的手法，结合切身回忆，详尽地描绘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侧面：工人的家庭和邻里生活风貌、工人聚会的酒馆、工人娱乐的俱乐部、工人喜爱的报刊杂志、工人当中流行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等等，还对工人阶级的音乐和通俗文学进行了描绘。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把小说和戏剧的起源当成公共文化程度提高的直接产物，明确显示出文化研究是从文学发端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评价这本书时，认为它“是将文化的定义从文学整个儿转向了人类学的方向（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使文化从静态的结果变成了动态的过程”。无论前文引言中的“文化研究的立论基点是文学”、“文化研究始自文学”还是此处的“将文化的定义从文学整个儿转向了人类学的方向”，都说明文化研究是始于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第一代学者，无论霍加特还是威廉斯，都是文学批评出身，他们首先是文学批评家，然后才走上了文化研究之路。
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整个思想资源也正是现代文学作品，如同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论述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时指出的那样：现代文学总的来说为戏仿（拼贴）提供了十分肥沃的土壤，因为伟大的现代作家早已被定义为具有相当独特风格的发明者或生产者：想想福克纳式的长句或者劳伦斯别具特色的自然意象；想想斯蒂文斯运用抽象手法的特别方式……无论他们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但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每一个都不会被误认，一旦了解了他们中的一个，便不可能与其他作品混淆。
从这一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作品提供的思想资源，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后现代手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虽然文化研究始自文学并以文学作品为思想资源，但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研究者的介入，使历史、语境、媒体、权力、性别、阶级、民族、种族、自我身份、道德、全球化、后殖民等种种“大文化”现象纷纷进入到了文化研究的视阈，文化研究的疆界逐渐拓展到了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影视文化研究、体育娱乐产业研究、IT产业文化研究、跨国资本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社区文化研究、教育文化研究、殖民与后殖民问题研究以及广告、时装、流行音乐研究等等，导致研究对象越来越多，研究范围越来越大，将注意力跨过了最初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而是集中到了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
②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转型却离文学越来越远
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转型，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增加了活力，但当研究者将话语空间扩展得越来越大并“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时，对大量非经典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成为更普遍的潮流”，使文化研究离文学研究越来越远。正如西方理论家所说的那样：“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可见，文化研究的兴趣在于把文学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政治联系起来，体现出鲜明的激进文化政治色彩，逐渐脱离了文学本体。
有的学者指出，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是要取消文学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而是要密切关注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之间隐蔽的勾连。但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看，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所谓‘经典’的精英文学，尤其是传播媒介所产生的大众文化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也“不再是传统的文章，而且文本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再具有传统文学研究的本体性价值，这才是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区别的根本”。这样的判断是合乎实际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影响。如果像文化研究所主张的那样把研究对象无限扩大，文学研究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文学理论的向度就会被遮盖，这样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问题的阐释。
③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但变得漫无边际
如果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进行文化研究，即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文学，挖掘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因素，并对文学中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势必能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但实际上，正如《面向文化：文艺理论的新转变》等文章及《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等著作中总结的那样，“面向文化”的文学理论正在体现出如下的新特征：第一，从文学理论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看，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美学”问题，而变成了更广阔而复杂的“文化”问题。第二，文学作为文化，不再只属于高雅文化，而且与“大众文化”关系紧密。第三，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看，文学已从单纯的文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媒体形式及“网络文学”在内的视听觉形式。目前的文学作品往往与绘画、插图、书法、摄影、音像等多种视觉艺术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文学的“视听化”现象，要求把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及国际互联网结合起来研究。第四，从研究方法看，文学理论研究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等等。从遍布各个理论刊物、大学学报、专业报纸、综合报刊的专业版及出版社出版、翻译的理论书籍之中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在我国的部分地区相当流行，并逐渐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关于酒吧的解读、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等都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学这个范畴，“在文化‘话语’、‘文本性’、‘信息’、‘措辞机制’以及‘一般文学’的无限的平面上，已经日益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文化研究“使文学似乎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许多相似记录中的一种——并不比日常穿衣、行路、做饭或缝衣有更多或更少的光辉”。正因为文化概念本身的含义就是比较宽泛的，再加上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使文化研究视野内的“文化”既没有确定的范围，又没有确定的内涵，而是成了哲学与思想史、政治与道德、语言与文字、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诸多学科的大杂烩。从此，文化研究脱离了其早期开拓者威廉斯、阿诺德、利维斯等人那种从文学入手研究文化的传统，而是转变为“只是从文学作品中摘出因非文学原因才显得有趣的东西”。如此一来，文化研究是什么等基本问题就被研究者忽略了，因讨论的问题离现实越来越远，所以显得十分空泛，缺少实际的理论价值。
（3）一种理论主张
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是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为学科的前提之一。“所有科学的丰富历史经验表明，不论哪一个知识领域都存在着衡量研究工作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标准是：某学科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越是在极大范围内符合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越是紧密地依据该学科对象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本质和特点，那么该学科的研究就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文化研究的庞杂混乱使其离科学性越来越远，但竟然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追捧，这是令人担忧的——如果说借鉴它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就要看它对我们的理论建设有多大价值；如果说借鉴只是为了通过研究文化达到政治批判的目的，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实际的情况是，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CCCS”这一文化研究机构已经于2006年6月关闭，而且一批曾经受过伯明翰学派影响的学者早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自立门户”了，如今，没有固定研究对象、没有固定学科边界、连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尚未确立、从实际影响来说几乎已经“自生自灭”的所谓“文化研究”，却正在我国大行其道，颇有些耐人寻味。当然，理论的“拿来”与借鉴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怎么“拿来”以及“拿来”之后如何在我们的特定环境中“为我所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不仅认为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源泉都是文学作品，而且在他自己的论文集《文化转向》中对“后现代主义”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其所有特征都不是新鲜玩意：托马斯.曼对于拼贴的念头难道没有兴趣吗？《尤利西斯》中的“太阳神的牛”一节不是拼贴的最明显的体现吗？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时间性的说明中，不是提到福楼拜、马拉美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吗？所有这些东西难道都是新的吗？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呢？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对“文化研究始自文学”的确认，是符合实际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理论现象：在西方学者对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并发表反对意见的同时，我国学者却开始对它趋之若鹜；在西方有关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已经烟消云散、各奔西东之时，我国学者却开始将诞生于西方社会语境中的一些理论生吞活剥地介绍到国内，并组建学术团体、创办专业，这可能不仅仅是用“跟风”一词就能解释清楚的。
在此，笔者还是坚持认为，理论的原创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根本问题。我国学者争先恐后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标题下添加种种“文化研究”的内容，好像不如此就不能显出其学术水平，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探讨，固然有助于开阔研究的视野，对理论自身也是有益的，但如果不考虑理论的语境及适用范围，一味地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移植到我国，除了会在短期内造成理论研究的混乱之外，长远地看也是不利于文学理论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