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妇女和网络：关于二者原初的故事”这个议题下，三位研究者回顾了电脑由军事用途始，到被用于科学研究的过程。女性主义者对这个原初故事的读解是：这个随世界变化的技术被按照男性世界的四种根源进行了历史性的书写，这四种根源是军事、科研、工程和工业（Harvey，1997）。实证研究的结果不断显示，妇女往往不被当作电脑的真正使用者。绘图学、视觉和使用中心（GVU1994-1998）所进行的全球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妇女参与的水平最初是非常低的，但是参与率一直在不断地上升。遗憾的是，其他的研究总是试图找出平均值，这就会忽略或遮蔽女性使用网络的变化的情况。在1998年网络使用平均调查中，对英联邦的使用者有一个确定的描述：“他们是男性，三十五岁以下，住在南部，比较有影响力，有稳定职业，没有孩子。”而这样的描述，在那些认定女性被排除在技术和网络之外的故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如Spender在她的著作Nattering on the Net（1995）中所认为的，信息传播技术再现了新的文化，因而，很多女性正处于“二十一世纪文盲”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认定，三位研究者提出了“该做什么”的问题。把技术纳入这个研究项目主要是因为，没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的积极的行动，电子网络领域将很快处于一个“没有妇女立足之地”的境地（Wylie，1995）。
从使用行动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和技术的社会建构分析（social constructionist analyses of technology）的情况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社会更广阔的发展中一个危险的组成部分。为了取得成功，新技术的生产必须和新社会实践、新社会构成联系起来，且新社会实践和新社会构成可以接纳和使用新技术。已经实施的对新社会技术实践的建构证明了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有性别敏感。
如果妇女不能很好地适应现行的新技术标准，她们将发现自己被现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模式所边缘化。就如Haraway所说，“不适应一个标准与不在这个标准内存在是两码事。”（1997：37-8）因而可知，性别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问题已相当紧迫，因为一旦这样的新社会技术现实被稳固地建立起来，那些不能在这个现实中适应的人们不仅必须接受被排斥的现实，也必须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就像这个领域中很多其他女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三位学者证实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妇女不是被排除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设计、使用和接受的全部体系之外，尽管其间的发展过程已经被格式化了。基于此认识，三位学者向参与调查的那些妇女提出了以下问题：她们自己对于网络的感觉如何？有何成见？当出于自我需要而尝试过网络之后，她们的感觉又将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开启了“妇女走入网络”这项课题的研究。这个研究包括在网络上参与了短期课程的妇女，以及参与了相关主题领域的妇女，她们共同完成了这个实验性研究的问卷调查内容。
研究妇女和网络的故事原型，至少包括三个表述，而这样的提法需要经受对于复杂的文本过于简单化和漫画化概述的危险。这三个表述分别是网络乌托邦、极度兴奋、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
表述1：网络乌托邦
从Santa Monica的著名的PEN网络事件（Wittig and Schmitz，1996）可知，电子网络可以为妇女提供更多的网络工作的可能性和参与的自由。持此观点的Light（1995：13）认为，这样说并不是Miller Gearhart（1983）那样的研究者所称的科学神话世界的女性主义乌托邦，而是现实的和具有实践性的，其核心是对新传播技术控制的观念。
然而，实际上Light对实践事实的评价会将妇女和网络的神话引入一个基本结论，她认为：“网络乌托邦严重地受到最近女性主义科学潮流的想象的影响。比如Sadie Plant（1997b：503）最近论证了父权制的宿命不可避免，它就像外族入侵一样，早已超越了人类的法则。”大量存在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由行动者所成功运行的事例，强化了网络乌托邦的乐观主义。像Systers，cyber-grrls和其他女性主义网站，已经为妇女在电子网络上打开了友好的空间（Wake ford，1997；Camp，1996）。最初是通过电子邮件，政治性的网络成功地影响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影响到会议最初的日程和与相关NGO组织结合的程度（Gittler，1999；Huyer，1999）。Maxican Zapatistas运用网络将一个地方性的争议提升到国内外政治领域（Castells，1997）。网络传播的应用，给很多城市的都市民主注入了活力（Brantsetal.1996；Day and Harris，1997；Tsagarousianou et al.1998）。在万维网上方便而低成本、高利润的出版，为国际妇女在线杂志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Burke，1999）。电子网络的使用明显地加强了地方与全球网络的连接，也开启了新的社会和政治建设的可能性。
网络乌托邦作为一种表述，对在电子网络的接近权、控制权上显著的差异，有着非常牢固的盲目性。尽管乌托邦女性主义者忙着论证只服务于女性的可替代的公共空间的好处，她们无法挑战当下网络技术的使用现实——通过工业大亨、全球犯罪网络、军事策略、财富经济和国际种族主义——逃避了社会规则，促成了政治控制和经济力量的集中（Castells，1996；Loader，1997；Panos，1995；Fischer-Huebner，1998；Lyon，1998；Capitanchik and Whine，1999）。
表述2：极度兴奋
如果说网络乌托邦属于科学神话的类型，“极度兴奋”则属于恐惧的类型，它由可视的潜伏者、不祥的预兆、色情甚至是网络强奸犯所组成（Spender，1995；Herman，1999；Hilton，1996）。女性主义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的讨论中，也有致力于其他议题研究的，比如针对在网络上循环发生的无端性侵犯的主题。两位从事这类研究的作者对网络色情这样评价：“在这些案例中，新传播技术不仅帮助父权制社会中扭曲的性观念的产品道德化，也帮助那些损人利己的人寻找新的牺牲品，制造反文明的社会和损人利己的暴力的组织。强奸犯或恋童者能够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联系起来，共同创造一个使不正常变为正常的事实上的世界。”（Inayatullah and Milojevic，1999：81）
Kramarae和Taylor（1993），Herring（1996）的研究发现，男性试图垄断网上交流，甚至当交流的议题与女性的兴趣和经验紧密贴近的时候。Clem Herman（1999）认为，电子网络上的性别垄断，导致了女性使用者的沉默。
兴奋策略——专以反对男性化的网络礼仪为目标（Sutton，1996）——常被使用为网络中利用和牺牲女性的工具。Spender（1995）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通过在网上为妇女制造兴奋，和一些电脑实验室中制造高度男性化的存在氛围来给女性制造敌对环境。Rheingold（1994），Miller（1996）和Seabrook（1997）指出兴奋对于男人和女人参与网络传播具有解构性的作用。这些研究催化了专为女性设计的网络空间的产生，专为女性的网络实际上扮演着“在敌对的网络中的避难所”的角色（Camp1996：121）。
极度兴奋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男性暴力的使用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牺牲品，控制女性的行为，把女性完全排除出公共空间，这个事实扩展了网络新的公共空间。然而，这个有力的、吸引人的故事，也是一面之词。在恐惧类型的表述中，女性常被表现为暴力无助的牺牲者，在这方面，“极度兴奋”在它的文化基础中是真实的。然而，这些表述也被高度误导了，大多数网络使用者有很多办法来控制或避免威胁和暴力（Hamilton，1999；Newey，1999）。无助的牺牲品也不是大多数女性的经验，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其他地方。
表述3：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
“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这样的表述，可以从19世纪女性主义小说家创作的家庭戏剧中找到原型。当社会、政治、经济的行动在公共空间中持续发生时，像这样具有历史现实主义的小说，充满了忧郁的情绪意识，将大多数妇女仍旧绑定在家庭之中。
电子网络早已被反复描述为新的公共空间甚至是新的公共场域（Samarajiva and Shields，1997；Harasim，1993b；Schuler，1996），但是妇女在这些空间中却仍然处于不被表现的境地中，被限制在更为狭小的私人空间里，被限制在印刷的、最接近的、面对面的接触。
在19世纪，印刷的世界允许被地理性割裂的女性主义者们相互联系，因此建立了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性的网络（Alexander，1994；Lacey，1987）。通过用笔来表现内心世界，维多利亚的女性主义者们能够使私人空间的限制情况得以好转，并对观念的公共世界造成影响。她们颠覆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布局。通过神奇地重新定义公共的与私人的、当下的概念（Rich，1997：226；Gumpertand Drucker，1998），信息传播技术可以提供相似的机遇给21世纪的女性主义者们。
那些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的女性们，应该和她们被认为所归属的女性空间、女性能力和女性欲望的偏见进行斗争。她们必须自己争取必要的物质资源，不仅是“一间自己的屋子”（Woolf，1929），还有属于她们自己的电脑，和使用电脑所必需的软件、教育、培训、时间和空间（Castells，1997；Enloe，1989）。随着旧有的空间和位置被新的信息流的布局所颠覆，妇女面临着双重挑战：她们必须守卫她们的本土空间来反抗由无实质的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同时，她们必须在新的电子传媒中创建自己的空间并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Escobar，1999）。
“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作为一种表述，对时间、空间、教育背景、文化期待和就业机会等物质束缚高度敏感，因为这些正是使妇女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接近机会和抱负受到限制的因素。对这些建构性的神话的研究表明，妇女为获得网络而需要克服的障碍仍旧相当可观。Grundy（1996）指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通过网络获得职位；Adam和Green（1997）进一步指出，把“不熟练”建构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特征，在妇女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工作领域就可能将妇女所拥有的低自主水平的处境合理化。在工作中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可以加强对接近权和灵活使用权的期待，而这些正是使妇女被利用之所在（Markussen，1995；Wagner，1995）。男孩子们倾向于控制电脑俱乐部和游戏网络（Haddon，1992；Spender，1995）。在网络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高校中使用电脑的妇女人数的大量减退（Wright，1997）。在对家庭使用PC机的研究中，Wheelock（1992）发现，妻子和母亲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少使用PC机。在一项对妇女组织和个人的国际调查中（Farwell et al.1999），最经常提到的关于妇女接近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障碍是，对于培训和设备进行投资的匮乏。填写问卷的被访者同样提到了关于设备接近、缺乏时间、信息超载、语言限制、缺乏隐私和安全、对骚扰或反击的恐惧，以及技术缺乏和技术不熟悉等方面的困难。
维多利亚女性主义者们在对机会的扩充上进行了努力争取，因此，一些妇女在她们的生活道路和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可以克服很多的障碍。同样的，“被绑定在固定的位置上”作为一种表述，与妇女和女孩进入科学和技术等方面拥有平等机会的话语，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使机构的文化发生改变，促使对女孩和妇女的期待更高。在使一部分妇女从事科学与技术职业的过程中，这些目标已取得显著的成功（Swarbrick，1987；Whyte，1986）。然而，她们也因为个人主义而受到批评。为了帮助那些不考虑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公共/私人空间的割裂问题，和当前技术的性别分化的文化问题，而希望在科学与技术的男性世界中有所成就的妇女个人，她们冒着减弱对个人能力不足问题的结构化质疑的危险（Cockburn，1986；Swarbrick，1997；Whyte，1986；Kelly，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