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研究的时间界限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拉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为止。在此期间，维新变法运动形成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清末民初形成了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本章重点研究的是后者。民初的新闻活动开创了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诞生了一大批著名记者、编辑、报馆经营者和新闻教育专家，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短暂辉煌时期。从新闻教育的源头出发，探讨这一时期著名报人的成才原因，挖掘其新闻教育思想和理念，可以为新形势下我国新闻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本章从政治形态、社会思潮和传媒环境入手展现近代报人成长的时代背景，同时，选取几个著名报人的成才历程作个案研究，点面结合，从总体上描绘近代记者成才的历史规律。通过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报人具有某些共性：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忠实于“办报为民”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对报纸的功能和地位有着相对一致的认识；在知识结构和求学经历上有相似之处。
本章重点从宏观与微观、内因与外因两方面论述近代报人的成才原因——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人成才提供了报纸舞台、思想养分和观点市场，这是记者成才的活力之源；社会责任感对记者的新闻生命、所在媒体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整个社会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记者成才的生命之本；记者要深入实践，反映实践，在实践中成才，这是记者成才的坚实土壤。其中，舆论环境是外因，是宏观条件；社会责任感和新闻实践是内因，是微观条件。这其中所蕴涵的新闻教育思想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第一节时代背景
一、政治形态
1.权威断裂，共和脆弱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贯穿着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主线。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现代化的先发国家还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政治权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主导、协调、稳定和秩序整合作用。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权威突出地表现为中央权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内外矛盾日益突出，西方文化思想也逐渐东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和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政治家，开始发出实行宪政的呼声。特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把西方政治文明引进到闭关锁国、封建专制的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打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提出了“伸民权、争民义、开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开展了以实现君主立宪政体为目标的变法活动。戊戌变法虽然最终在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却传入了中国，推动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长久以来的封建专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但是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央政治权威，民国初年共和政权的权威弱化、式微现象尤其突出，这使得新的中央政府无法应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更无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辛亥革命“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后，不但没有产生出一个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因此，民主共和政权，没能扭转自晚清以后就存在的地方（军阀）势力坐大、中央权威衰落的颓势，反而加深了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衰败与解体，进而导致政治权威的断裂与危机，使得社会走向严重的失序状态，正如孙中山所说，“综十数年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浑，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而政治权威的缺失引起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试图用不同的方式重建政治权威，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整体性危机。
总之，在当时的政权内部存在着新旧杂糅的特征，亦即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过程的脱节与背离、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的冲突。政治精英之间政治价值上的共识、关于国家权力的形成及其运行程序和规则的认同，常处于冲突紧张状态。
2.政党林立，党争尖锐
立宪派、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中国近代的政治历程。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引起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了革命派、立宪派与封建军阀旧官僚三足鼎立之势，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方都以政党作为斗争的工具，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社团纷纷成立，“集会结社，犹为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迈百”。不仅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政治中心城市，就是在吉林、奉天、热河、贵州、云南等边远省区，“自立之政党亦有层出不穷之概”。仅广州一地就有政团、社团一百余个。在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国内的政党政团主要有民协会、社会党民社、中华民国工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政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在清末民初的数百个政党政团中，具有较完整政纲的只有几十个，而且内容多数雷同，从中几乎无法看出它们的区别。其余政党和政团或纲领不明，或干脆没有纲领。政党本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代表，然而，清末民初政党的成分却十分复杂，既有革命派，也有立宪派，还有官僚政客。大致来说，这些政党政团分属两个阵营，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阵营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阵营。但是具体到一个阵营的内部，却很难区别它们各自代表了哪些阶层或集团。有些政党政团则纯粹是政客争权夺利，甚至是“饮食奔走”的工具。第二，政党政团的聚散分合变迁神速，这种变迁大都以党魁的利益为出发点，其聚也疾，其散也速，合也匆匆，分也匆匆，变化莫测。第三，党员跨党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同时加入几个党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跨尽各党者，亦有其人”。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黄兴、黎元洪、伍廷芳、熊希龄、汤化龙、张骞、陈其美等人少者兼有6个党籍。
有政党，就有党派纷争，在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政党报纸大量出现。各派政治势力依靠报纸来宣传政见、驳难辩论以争取选民支持。维新派的政治家们大多参与了办报活动，各地维新派报刊的主编，往往就是当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这些报刊的编辑人员，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子，有的是康、梁的亲友，有的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人，他们奉康有为为领袖，唯康、梁的言论马首是瞻。这样，在维新运动中，无形中就形成了一支由康有为统一指挥的宣传队伍。民国初年主要的四个政党——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都各自拥有一批自己的言论机关。其中，以国民党的势力最大，报刊宣传活动尤为突出，旗下出版的报纸有光复前创刊的《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英文），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民国西报》（英文）、《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总之，近代历史上以政党报纸为主的报刊的诞生，客观上为报人的成才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
二、社会思潮
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文化的演化，于清末发其端绪，以运用科学观念启蒙民众、改造社会、救国图强为底蕴的社会思潮，不绝如缕，日益高涨，渐次向纵深发展。在新思想启发下，社会上出现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就该思潮历史演进的轨迹而言，其倡导主体从民间论坛转为革命政党，其传播区域自都市扩及乡村，其时代主题则从改造国民性的呼唤转变为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进而演化为科学大众化、革命化的诉求。这一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蕴含着极其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含义。”
1.科学救国
科学救国思潮肇始于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之时，中国人最先的反应便是急切地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即曾被自己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曾主张学习洋人的“坚船利炮”，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并在“洋务运动”中得以实施和扩展。
民国初年，科学救国思潮及活动的再度兴起，表现为各种科技学会不断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得到较快发展。如1913年，中华工程师学会成立，詹天佑当选为会长；1915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成立；1918年，中国化学学会成立。在各种科技协会不断涌现的同时，各个学会团体先后推出了本学会主办的科技刊物，《农学报》、《地学杂志》、《理科杂志》、《科学世界》等科技刊物相继问世。这些学会和杂志及时地把国外的科技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把国内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研究领域及时地向社会公布。这些科学知识的传播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开拓人们视野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科学救国”的观念。
对于这一社会思潮的兴起，一些理论工作者从社会学、社会文明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使科学救国的思想更趋于系统化、理论化，提高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如《科学杂志》刊物发表了《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农业》、《中国科学的前途》等文章，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科学与社会》、《天才与文明》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各种学会的建立、科学期刊的传播，不仅推动了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业务交流，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广泛的积极影响，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耳目闭塞、闭门造车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华民族灾难的序幕，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黑暗的政治统治，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科学救国思想的出现和传播，使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报效国家的良方，在迷惘彷徨中看到了希望，并重新振作起来，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2.实业救国
实业救国思潮是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思潮之一，它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而产生、扩大，又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发展、深入。
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实业救国思潮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主要有以下方面：其一，论述了振兴实业在富民强国、拯救民族危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民国初年，孙中山把振兴实业看做是“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他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总之，实业救国思潮是把振兴实业放在了救国救民的首要地位，只有振兴实业，才能谈得上教育、整军、宪政，才能国家稳定，社会进步才有可靠的保证。其二，提出了发展和振兴中国实业的基本思路和经营管理方针。具体到经营管理上，实业救国论者还就如何改良工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市场调查，合理布局；吸引人才，赏罚分明；实行公司制度，合理分成，调动股东的积极性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三，要求政府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从甲午战争后到民国初年的二十余年间，实业救国思潮在中国经久不衰。首先，它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实业救国思潮既是一种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政治思潮，又是一种发展经济、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学说。实业救国论者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商界人士；既包括革命党人，也包括立宪党人，甚至还有一些开明的当权者。他们的主张和言论固然有某些区别，但基本上都是从救亡图存出发，主张效法西方，兴办实业，富民强国，使中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