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民社会开始成长
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外来语，英文为civil society，最初译名为“市民社会”。改革开放后多采用“公民社会”这一新译名，更为侧重、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均滥觞于西方，其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个人私域、自由的市场经济、志愿性社团及公共领域等。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在其《现代社会冲突》[达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一书中曾指出，公民社会有三个特征：一是要素的多样性，二是很多组织和机构的自治，三是公民意识。
与西方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批判精神相比，我国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大众传媒长久以来被国家所掌握，成为政治传播、政策动员、民心号召的重要工具，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因而高度一体化，民众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由于话语权与参与精神的双重缺失，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舆论也就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为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逐渐产生了市场因素、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中介组织、社区等社会因子，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雏形逐步展现。各种各样大量涌现的民间组织现已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俞可平：《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北京日报》，2006年8月24日。]，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6.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4.64万个；基金会1035个。此外还有大量较为松散的群众组织、兴趣组织及形形色色的俱乐部等等。有学者曾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概括为七个方面：公民政治文化逐步形成，人们开始用现代民主价值观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评判标准；党和政府开始适度分离；公民社会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定为政治发展的目标；直接选举和自治的范围在扩大；政企在分开；地方政府成为民主治理的创新主体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何增科：《民主化：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中共宁波市委学党校党报》，2004第2期。]
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互为依赖，共同推动了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现代公民社会理论证明，国家单方的治理难以维系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求助于‘草根力量’。确立一种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发端的公民社会，积极倡导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立法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形式与渠道，可以弥补国家单方治理的不足。”[傅达林：《“广告参政”折射“公民意识”觉醒》，《法制早报》，2005年6月6日。]
尽管与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相比，我国当前的公民社会还只是初具形态，与典型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尚有很大距离，但民众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必将带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如何为公民社会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向上、宽容的和谐社会？社会公共舆论空间的开辟或许将为此提供一种解答。
三、农民能否代表自己表达利益诉求？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之最。农民理所当然应成为传媒受众群体的重要甚至主要部分。农村市场的庞大使得若没有广大农村人口的参与，我国传媒将难以理直气壮地被称为“大众传播”工具。由于对农民素质与公共参与能力的质疑从未停歇，笔者就此进行一点补充探讨。
1.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文化素质已发生相当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文盲率从过去的80％以上下降到10％左右（1998年）。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九年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即使拿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相比，农民文化水平的差距也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大。
此外，与传统农民相比，当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利和利益意识。他们不仅清楚什么是自己的基本利益，而且也懂得如何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第二，逐步有了官民平等的意识。第三，有了一定的公民意识，即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敢于表达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程同顺：《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6～67页。]《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一书作者郑欣在其对某县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现象越来越突出，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他们以这些独特的政治参与形式，愈来愈广泛、深刻地向人们表达着他们的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7页。]时代的飞速发展也将其影响或深或浅地投射到广大农村及数亿农民身上，以老态度、老眼光、老观念来看待、分析当代中国的农民早已不合时宜了。
2.文化程度并非农民利益诉求的必要条件
在关于农村基层民主的讨论中，始终存在一种流行的看法：农民素质太低，尚不具备自主议政的能力，实行民主其条件远不成熟。应该承认，虽然当今农民素质已有很大变化，但较之城市人口，其文化程度依然偏低。那么，在传媒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中，农民是否真的就受限于文化水平的不足而无法代表自己表达利益诉求？
在农民素质的衡量标准中，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其中决定性因素。文化水平与自身利益表达真的是决定与被决定、前提与结果的关系吗？
一个历史的鲜活例子早已雄辩证明：利益诉求取决于生存状态，而非文化程度。当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偷偷“包产到户”，为此甚至写下了“生死合同”。这份合同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8户农民中没有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专家，更没有所谓的改革精英。但正是从他们开始刮起了后来席卷全国的改革风暴。[参见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74页。]无独有偶，重庆荣昌县清升镇楠木沟村包产到户甚至比小岗村整整提前了两年[朱明跃、周时开：《荣昌县档案揭秘：楠木沟包产到户早于小岗村》，《重庆晚报》，2005年5月13日第5版。]。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中国的农村、农民。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比谁都懂得，如果不把地分下去，自己就可能被饿死。“包产到户”背后所反映的是广大农民一种普遍而迫切的要求和愿望。这正是利益诉求的基本表达途径：话语言说，或者身体行动，它与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文化素养对于农民提高表达水平和参与能力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若因此而与权利表达盲目对应，将文化水平视为表达参与的必要条件，那是错误的。
公共舆论空间建构所着眼的正是利益诉求的话语“表达”渠道。无论是口头表达（如记者下村采访或电话交流）还是书面表达（如农民来信），不必奢求话语组织的华丽、文字修养的深厚，只要摆意见、发议论即可。文学创作尚有一句箴言：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说话。是的，说话——这样一种基本的表达能力，当今农民是早已具备了的。
在郑欣重点研究的两大村民上访个案里，其主人公之一李殿松为小学文化，家境虽十分贫寒，但家里却装有电话，为联系上访用；另一主人公陈洪利为初中文化，曾入伍。尽管文化水平还不高，但并未因此降低他们利益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热情。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等印刷和电子媒介几乎每天都在和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笔者曾有近两年的农村采访经历，发现即使在宁夏西海固地区、贵州国家级贫困县等地，所随机访问的贫困家庭也大都拥有一台哪怕是黑白的电视机。“他们日常所津津乐道且能叫出栏目名称、时不时也能说上两句的电视栏目除了一些农业类或与农村题材相关的节目外，则要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76页。]农民并不缺乏公共交流意识，问题在于，传媒是否给过他们充分的参与机会？
传媒“受众意见类”报道现状分析
公共舆论空间实际上是一个以受众意见为主的公共交流平台。目前我国传媒对于受众意见的刊登主要有以下两大形式：一是传统的“读者来信”类专版、专栏，二是编辑部以话题形式组织的各类读者意见专版、专栏。以下分别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相关专版或专栏来分析其话语平台建构之不足（以平面媒体为例）。
一、传统“读者来信”类版面（以《湖南日报》为例）
《湖南日报》“读者来信·编读往来”版（2006年4月6日）
栏目篇名
请您注意：《维修电子产品当心吃“哑巴亏”》
调查报告：《关注农村纠纷违法处理现象》
社会新风：《感谢这样的工商干部》
新闻背后的故事：《值得回味的故事》（配图一张）
编读连线：《两则读者来信：舆论监督要追踪报道效果》、《几点建议》
请您评报：《〈大山挡不住真情〉是篇好通讯》
咬文嚼字：《“美轮美奂”不能用“仑”》
有错就改：《“港奥台”、“接”有错》
无栏照片：《建筑施工人员无防护工作》“读者来信”版（2006年4月11日）
记者调查：《让贫困高中生感受社会温暖》
投诉直通车：《岂能强行开通“来电显示”服务》、《为何我妻子不能按规定休产假》、《新生儿须在一个月内上户》
读者论坛：《清明祭祀见荣辱》
答疑解难：《企业工会不能强制职工购买股份》
转信回复：《常宁落实乡镇畜牧水产站退休职工养老保险》
照片两张：《大学生捐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装修垃圾倒往湘江》
以上两版主要不足在于：（1）意见指向分散，难以形成舆论规模。如4月11日读者来稿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4月6日版读者意见稿只有两篇（其他为对版面本身提出的意见）（2）意见所涉问题、对象层次较低，缺少较大范围、较高层次的公共事件与问题。4月11日版反映意见为擅自开通电话来电显示、能否按规定休产假、新生儿上户、某公司强制职工购买股份等问题，这些问题国家大多已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且所涉范围仅限个人或某地局部。由于意见、问题的低层次与分散性，受众难以就此展开充分争鸣，以形成话题强势或在交流中彼此吸纳、激发达成某种共识。
二、话题性专栏、专版（分别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为例）
《南方日报》“热门话题”专栏（2006年11月16日“观点”版）
话题缘起：《房地产调控效果为何不理想》
专家来稿：《低利率政策致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
（作者易宪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研究员）
专家来稿：《未来房价转入相对稳定期》
（作者方建国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专家来稿：《改善供应结构是稳定房价的关键》
（作者王幼松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设经济管理与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专家来稿：《完善的住房改革政策比调控房价更重要》
（作者陈琳系广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