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我1975年去的，从早晨5点下火车到晚上八点上火车，在西湖畔整整走了一天，留给我的是朦胧的静谧，是飘忽的温柔，是幽远的神秘，真美。在1987年第二次昆明之后，有许多机会去杭州，但我一直不去杭州，怕原来的感觉破灭，直到1994年。我惊喜地发现，除了不再有过去的安静之外(恐怕各地都没有了)，西湖还是那么美丽。夕阳之中和几个朋友漫步在苏堤上，谈论的是老子的遁世哲学和俄罗斯的民歌，我打趣他们：怪不得杭州人留有帝都遗风，酒桌上好的是吟诗作对，怪不得在当年中国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毛主席的感觉还是莺歌燕舞，生活在这么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谁也会变得诗意盎然。
除了工作之外，我在部队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那时候我特别迷信印成铅字的东西，凡拿起一本书来，不论是什么内容，我都会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从不跳过一字。直到后来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也变成了白纸黑字，才知道印成铅字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金科玉律，才开始对别人的铅字在认为用处不大的时候一目十行。
那个时候的书不多，特别是在部队里。于是一方面在回北京的时候拼命补课，妈妈还记得，我出差路过北京在家的三四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什么书都看。另一方面在部队里读马列主义著作，当小说读。当我结束自己的18岁时，已经读完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八大厚本。有一个星期日，几个战友来找我玩，看见我躺在床上捧着一本厚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过了好长时间还拿我打趣，以为我在骗他们。其实我真的在读，还写了不少笔记，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念字”而已，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不能浪费时间，而不浪费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那时我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直到现在，逛书摊还是我最大的享受之一，每半个月都要到书摊上买几本书回来，但是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读完所有的书籍是不可能了，于是许多书买回来就放在架上了。
上大学
1977年3月，回家的日子终于来了，然而我似乎感觉不到原来期望复员时的那种兴奋，反倒是随着日期的临近，心头常常掠过一种默默的忧伤。摸着睡了八年的木板床，看着操场上的篮球架，踏着每天都要踏过通往食堂的小路，听着听了八年的同伴们的声音，我突然明白了将要告别一个经常想告别却其实非常留恋的过去。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谢着那段时光，若不是那八年，若不是老同事新战友，我也不会有今日的辉煌。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看看那路边的山沟里夏天还有没有溪水，看看那门前的山坡上秋天还能不能找到酸枣。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如愿。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时间，为什么呢？我时常问自己，然而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不想重提那种眷恋，是不想失去那种回忆？
坐上每年要坐好几次的从太原到北京的列车时，我哭了，并且一路无语。
1977年10月，传出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大学的欲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另一方面当时讲大学毕业后要全国分配，而我在八年外地生活之后实在是不想再到外地去了。11月，爸爸拿给我一张《北京日报》，上面登着招考通知，通知里边有一条规定：工龄满五年者原则上哪来哪去。这时候我才决定考大学，距离高考的日期不到一个月了，但我当时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认为自己一定可以考上广播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当年是提前招生的院校之一，报考电视摄影专业和播音专业的考生先要经过广院老师的面试，而且是两次，大概因为当时广院总共招收三个班一百名学生，却有四千多人报名；而且摄影和播音专业都有特殊的要求，例如摄影专业的学生要求身高在170厘米以上，视力要求在1.0以上。面试合格者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者广院再择优录取。
记得第一次面试分区进行，我是在海淀区的彩和坊小学里参加的。试题已经记不得了，很简单，每个人不过三五分钟，主要是看看反应能力。印象最深的是我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面试的两个老师一个正对着我，头仰靠在墙上，嘴里叼着一支烟，另一位打横坐着。尽管我已经有着八年的部队经历，在清华摄影组也是经常在众目睽睽下出堂入室，但在这个场合还是有些双腿发颤，觉得是在受审，好在顺利地通过了。
接下来的高考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而且恐怕很难忘却。当时的那一个月我的脑子是高度紧张，出奇地好用，随身带着一个小本，上面记着各科复习的要点，而且当时不像现在，有老师给画重点，有各式各样的辅导教材。那时什么都没有，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积累，这也是我自信的原因，我觉得自己的积累够用，感觉也不错，所以复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进行。四门课考完之后，我竟然能够将作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但是毕竟近十年不在课堂读书了，若不是我语文考得好，就有可能失去那次上大学的机会。原因是在面试的时候广院老师告诉我们数学分数只起参考作用，而且由于我们这批人的实际数学水平是小学毕业程度，即使使出吃奶的劲来也不会有多大长进，因此我根本就没有复习数学，仅凭着在部队时因工作需要自学的一点三角函数就上去招呼，结果只考了36分。好在其他三门的成绩还不错，总分数超过录取分数线。
在报上登出消息，高考录取通知已经发出时，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期待”，那是一种既自信(深信它会来)又没把握(又怕它不来)，既充实(心里塞得满满的)又空虚(心吊在肚子里显得空荡荡的)过程，这种感觉一辈子有这一次足矣。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宣传部打来电话，有我的信！骑上车就往工字厅跑，刚到半路就看到我的组长郑永泽飞骑而来，高举着一封信，向我喊：“录取了，录取了！”原来他比我还沉不住气，一个下午都在宣传部里等。
大学的生活真好。踏入北京广播学院的那天距我25岁的生日不到两个月，现在以这个岁数而言研究生都该毕业了。因此我对大学生活好的感觉首先是如鱼得水，就像一块干硬了的海绵浸到了清水里，我不敢也不愿浪费一点时间。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够用过，总是在追赶，总是在问自己：如果18岁时上大学，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因此老师根本用不着督促我们学习。但是老师们也常常头痛，因为这些人虽然珍惜时间，却并不十分珍惜听课的机会，只有专业课除外，我们更希望利用这四年时间学得更多一些，而那些文学概论，党史等科目我们认为考试之前用几天时间通读一遍，应付及格就行，实在用不着每周都要听讲。
在大学里我看的最多的是两类书，一类是文学作品，读完了那时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外国小说；另一类，其实不能算做一类，而是一种，那就是英语。在前两年里除了公用外语课以外(我认为那时的公用外语课基本没用)我买了一套四本《精粹英语》，给自己规定：每周必须学完一课，不论它有多长。为达到这个目标，我每天用于学习英语的时间不少于三小时，一直学到了最后一课。
现在英语课本多如牛毛，不少人经常换教材，我还是以为学语言只应该用一套书，因为所有的教材的目的是教人学语言，所以不管是多么时髦的教材都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过于追求书本的时髦，有可能这辈子都停留在ABCD上面。到了三年级我开始翻译作品，并不为发表，只是觉得看着英文变成中国字心中有一种丰收的喜悦，而且也加强了我继续学下去的信心，否则每天背单词可就太枯燥了。
现在想想当初为什么对英语下那么大的功夫呢？没有想到出国，尽管那时考个外国大学很容易，可我觉得中国挺好。也没有想到今后有用，那时根本没想过今后的去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眼前摆着自己不懂的东西，听着别人用我不知道的语言说着或许自己本来是知道的事情我就觉得心里运气，所以我一定得懂一点。
这四年硬着头皮学的英语后来还真的管了大用，它成了我职业上的工具。否则我不可能在后来每天处理几十页国外来的传真，也不可能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代表每年参加亚洲广播联盟和亚运会奥运会的会议。我不会让别人来干这些应该是体育部主任干的事情，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句话都要通过别人的口来说出的心理上的不平衡。老一点的人或者是官再大一点的人或者是很正式的国家场合带翻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还年轻，如果让我带着翻译到处走，我自己会看不起自己。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大学生活，在校庆40周年时，学校要出一本书，老师约我写了一篇稿子，我的题目就是《重做一回学生》。
我是打算留在北京广播学院做一名教师的，若不是它离家太远的话。学院也确实有过让我留校的打算，因为我当了三年学习委员，也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的市级优秀毕业生。当快要进行毕业分配时，班主任李兴国老师找我谈话，告之学院希望我留下来担任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回答：“从心里讲我很愿意留校，但是只有唯一的一个困难，从我的住所清华大学到北京广播学院骑车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坐汽车要两个小时，上学时每周一趟倒也罢了，但是若要每天一次是断然不行的。我只有这么一个顾虑，因此希望学院能将我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在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并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热得烫手的地方，“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也好分配，于是学院对我的要求表示充分理解和认真考虑，最后通知我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上面的回忆似乎和我后来在体育频道的作为有点儿不搭界，但是正因为是从骨子里对中国人生活的理解和对完美的追求，才给我不折不饶的对体育频道的热情，也才有了我对体育部里年轻的创造者的理解和支持。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能在我这个位置上，能够像我这样努力，肯定能比我做得还好。这绝对不是谦虚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