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的媒介手段与国际危机报道
由于新的媒介手段的出现、演进以及被广泛的接受、使用，博客、微博、网络视频等对于国际危机的传播能力与效率同样不可小觑。在此以伊朗大选风波中的Twitter危机（2009年）为例，做一分析。
首先，这一事件可以简述为：由于对伊朗大选的竞选结果不满，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在示威人群中，一个名叫妮达的年轻女子胸部中弹，倒在地上时还拿着手机打电话，睁着双眼。她身边的人用手机拍下了她中弹后的场景。因伊朗政府屏蔽了部分网站的访问，这段40秒的视频被拍摄者发送到在荷兰的朋友处，并由其朋友上传到YouTube与Facebook。在一天的时间里，这则视频已经遍及互联网每一个角落。而且，数以千计的Twitter用户将自己的“头像”替换为“我是妮达”或是“妮达不死”等图片，还有一些网民贴出了一颗破碎的绿色心脏的图画（绿色是伊朗改革派代表人物穆萨维阵营的代表色）。
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Twitter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手段以及传播渠道的影响力，它及时、广泛地在互联网世界制造了一个话题，并且大量网民也自发协助了这一话题的再传播。而在互联网世界之外，《纽约时报》、CNN、美联社等传统媒介组织又跟进再报道。线上线下的合作，草根与业者的互动，使得此间的国际危机本身及其“被微博”的传递都得以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三、生产机制中的“危机再生产”
在本章之前的论述中，笔者曾提及“媒介化危机”的概念。“危机再生产”，与“媒介化危机”，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问题（媒介组织与危机的关系）的两个层面。前者，是在媒介生产机制层面的呈现；后者，是在媒介组织层面的呈现。那么，生产机制层面的“危机再生产”究竟是如何呈现的呢？
首先，什么是“危机再生产”？在此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它指的是媒介组织在进行国际危机传播活动时，由于媒介组织与危机之间的互动影响及互相建构的关系，导致危机本身的范围、程度、影响力发生变化，或者产生了若干新的危机。具体而言，“危机再生产”有以下四种表现形态：
（一）转危为机的良性演进
转危为机的再生产模式无疑是身处危机当中的人们最愿意看到和接受的媒介活动。同样是影响力很大的震灾，汶川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传播活动差别却很大。由于我国各级媒介组织在汶川地震的传播活动中基本遵循了传播规律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因此直接在国内促生了“多难兴邦”的积极舆论氛围且有效凝聚了民心，而在国外则赢得了媒体同行的认可以及更广大范围民众的关注与支持。甚至，海外其他媒介组织的跟进报道也对我国政府持有一种相对利好、审慎评价的姿态（当然，并非一味说好），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名为《中国式总理》的文章中写道：“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上。”
另一个“转危为机”的典型案例，是本章屡次提到的智利矿难事件（2010年）。这一危机事件通过全球媒介组织的广泛传播，不但成为智利政府的一次绝好国家形象宣传，也推进了全球矿难救援工作。那是因为前所未有的智利救援行动（该救援行动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给世界各国政府增添了压力，要求它们拿出更多行动来。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国家感到有必要加强政府应对矿业相关问题的能力。
（二）危机重生的恶性趋势
虽然有不少“转危为机”的典型案例，但对于媒介组织的国际危机传播活动而言，也有一些促使危机重叠、不断恶化的例子。
比如，在2008年“3·14”拉萨事件的相关报道中，CNN网站上登出一幅新闻图片，图中两辆军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事实上，如果完整展示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这显然是经过裁剪的图片。同一天，BBC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拉萨目前有大量军队”。而事实上，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中救护车上“急救”二字颇为醒目。德国RTL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中登出一幅表现四名挥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但实际上是尼泊尔警察17日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
很多人认为，上述国际知名媒介组织的不实报道是有意为之——这一说法有待核实。但是，报道内容本身的错误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这些错误报道的负面效应很大，甚至在互联网世界中出现了Anti-CNN网站以及“全球华人大签名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活动等国际危机事件，成为“藏独”危机的叠加产品。这应该是任何一家有着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媒介组织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危机再造的不良动机
如果说部分西方媒介组织在“3·14”西藏事件的报道中出现操作性失误，或者只能被称为动机不纯的话，那么在国际危机传播活动当中，的确也有出发点就是赤裸裸地煽动敌对情绪、再造危机的案例。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争取美国对战争的支持，在美国本土通过各种方式，对战争危机进行有倾向性和诱导性的宣传。当时，在美的许多犹太人支持德国，于是代表德方利益的美国报纸就会刊登出这样的消息：“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应征（加入了法国军队），但当我抵达里昂的军营时，却吃惊地发现我和其他许多犹太人被编入了一个完全由罪犯组成的军团。我们处处受到侮辱，得到的是冰凉的黑咖啡和干面包。”同时，“德国人为了影响大都市的受众、供给一份可以引用其文章的报纸而收买了《纽约邮报》（New York Mail）。德国人还用了不计其数的漫画、小册子和照片进行宣传，通过轮船公司的办公室将其分发出去。记录德国士兵正忙于给比利时和法国儿童喂饭的影片也传到了美国”。
以上这一案例，除了说明具有危机再造不良动机的传播活动确有其事之外，还可提示我们：国际危机的传播活动并非现时代所特有。如若进入媒介—历史情境，还能找到许多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对这些过往案例的深读，从吃透个案发展到对历史动态及规律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现时代及未来国际危机传播的理解与解释。
（四）传播活动本身的危机
既然是危机，必定有其危险性和危害性。并且，这一危险性和危害性不仅仅针对危机中的当事人，也针对危机传播的主体——媒介组织及其业者。在当今国际危机事件的“核心地域”伊拉克，从美军2003年入侵到2007年，至少已有207名记者在采访报道或相关活动中殉职（远超之前的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尔及利亚大屠杀或是卢旺达种族屠杀）。因此，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活动本身也很可能成为一类国际危机事件。
一线的媒介业者，面临复杂的危机环境，必须用勇气和专业精神克服常人难以应对的种种困难，才能采到信息、传回报道。比如，在凤凰卫视“9·11”事件大直播中，驻纽约站的记者庞哲在世贸大楼的连线报道就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历程：“10点40分左右（纽约时间），外面突然传来地震海啸一样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长达十几秒钟，只觉得门窗在震颤，发出嘎嘎的响声，烟尘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我立即抱着电话，钻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觉得心都要从口中跳了出来，闭上眼，屏住呼吸，等待最坏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无边黑暗。”在庞哲择路逃生时，世贸大厦北楼又塌了，她被逼逃进证交所的地下机房，后被救护人员救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批优秀的媒介业者，也正是因为传播活动本身具有的危机及挑战，反而愿意加入国际危机报道的队伍中去。
思考题：
1.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如何理解技术—制度环境对媒介组织的影响？
2.在媒介化社会的情境中，如何理解“媒介化危机”的理念及其形态？
3.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功能有哪些？
4.如何结合案例，解释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机制？
5.如何理解“危机再生产”？它的表现形态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