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国际传播表现出了以下明显特点：首先，意识形态宣传依然是国际传播的首要功能，东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矛盾主导着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其次，科技和经济进步促成了新闻传播手段的进步，国际传播的时效性加强，传播内容也日益丰富。在新闻媒介领域，存在着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系统，麦克卢汉所说的听觉文化、视觉文化正在对书写文化形成挑战，此外，图书、电影、唱片、录像带等多种传播媒介也在丰富着国际传播的媒介。最后，在国际传播体系形成的同时，国际领域内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国家作为主体，更大范围地介入国际传播，国际传播系统也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同时不断发展变化着。
二、战后国际传播系统的重建
二战的破坏程度远远高于一战。一战持续了4年多，有38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战争，战争中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参战国的战争费用为2080亿美元；而二战持续了6年多（从日本侵华算是8年），有61个国家的17亿人口卷入了战争，战争中军费开支是11170亿美元，死亡人口难以计算，仅苏联的死亡人口就达2700万，波兰600多万，中国的死伤3500万，在轴心国中，德国死亡650万，日本250万。战争还造成了人们深深的心理负担。在战争中，原来就不那么完备的国际传播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重建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与传播格局，就成了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1945年，联合国正式诞生。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各种国际组织纷纷建立，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国际电信联盟（1947年）、国际频率注册委员会（ITU）等等。另外，在联合国的主导下，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新闻公约，如《国际新闻工作者章程》（1946）、《国际新闻自由公约》（1948）、《国际新闻道德公约》（1954）。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964年由19个国家签署条约成立了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很快，到70年代末，加入该组织的国家就达到了100多个。不过，冷战的斗争也体现在这些组织的建立与活动中。
30年代“三边四社协定”解体之后，国际信息通讯一直处于无序的竞争状态。战后，大多数国家都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据国际传播学者李瞻的统计，1950年51个国家有国家通讯社，1971年达到了90个国家，其中56%的国家通讯社由政府控制，其余为政府督导下的报纸同业组织。这些通讯社形成了世界性通讯社的三层结构：首先是西方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社，其中美国的通讯社借助于美国战后霸权的扩张成为世界通讯社中的翘楚，路透社凭借着传统力量和不断创新维持着世界通讯社的地位，法新社则是在原来哈瓦斯社基础上的重建；其次是国际性的通讯社，包括苏联的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德国的德新社、印度报业托拉斯、日本的共同社、中东通讯社等等；其他为国家性的通讯社。50年代，各国通讯社相继进入电传发稿时代；到60年代，通讯社逐渐开始发展电视新闻业务。通讯社之间的新闻信息交换和购买形成了新的国际信息传播体系。当然，在这一体系中，信息传递的不平衡依然存在，通讯社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成了国际传播中一支重要的新力量。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许多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在亚洲，二战后到50年代中期有十几个国家独立；在非洲，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又有30多个国家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与民族立场，非常关注国际传播。多数国家在民族独立之后不久，便着手建立了对外广播，建立国家通讯社，开办电视台，创办民族报刊，建立了与过去不同的独立的新闻体系。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办对外广播。如中国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埃及的“阿拉伯复兴的旗帜”、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之声”、古巴的“哈瓦那电台”等等。不过，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科技水平低，人才匮乏，很难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相抗衡。这些新兴国家虽然改变了国际传播格局的结构，但是在世界传播秩序中，仍然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三、冷战时期的国际广播和电视
在这一时期，国际传播进入了高潮。在传播主体方面，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依然十分突出；在传播内容方面，宣传依然是主要的内容；而在传播媒介方面，国际广播是最重要的媒介，电视也开始崭露头角。
随着冷战的发展，各国对外广播力量不断加强，国际广播发展成为遍及世界五大洲的全球性事业，世界各地处在众多国际广播电台的多重覆盖之下，在大部分对象地区特别是热点地区上空，至少有几十座国际电台的电波在为争夺听众而激烈地进行着直接的交锋，从而形成了西方报刊所说的“世界上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积极参加的世界范围的电波战”，相当多的国际舆论战都是从国际广播发端而成为国际问题的。和对内广播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贯穿着国际广播的发展，这也是这一时期国际传播的主题和内容。
西方国家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曾一度普遍缩小国际广播规模，减少语种和播出时数，削减经费。但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冷战形势的升级，美英等国很快采取了加强国际广播的政策。1948年，美国通过《史密斯—门德法案》（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使建立常设的对外宣传机构合法化。1953年，美国政府成立了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的美国新闻署。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开始重建广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力量。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增加拨款，美国之音的广播规模很快得到恢复并超过了战时，它减少了对西欧伙伴国家的广播，重点火力对准苏联和东欧，同时大力加强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广播。美国之音还成立了几个新的可以让广播传到“铁幕”之后的国家的电台，如针对东欧建立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针对苏联建立的自由广播电台和位于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的占领区广播电台，针对古巴的天鹅电台（Radio Swan）等等。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散布流言，播送虚假新闻，支持匈牙利的反苏派，发挥了一定作用。英国政府自60年代起，播出专款兴建了两座新的海外转播台，更新和加强了国内外原有发射台、转播台和设备，增加了语种和部分语言的播出时间。BBC的对外广播通过在全球重要的战略地点设立发射台的网点，在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也都参与到冷战宣传中。但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宣传大战中作用并不大，它执行法国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带有文化色彩，主要在于促进法国在非洲、中东和太平洋等地区前殖民地的文化和商业利益。苏联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未曾进行过干扰。
面对西方国家的冷战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也积极应对，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对外广播实力。到60年代初期，从广播时数、播出语种和发射功率三个方面综合衡量，苏联的国际广播实力占世界第一位，美国其次，中国第三，再后则是英国、联邦德国等国。苏联于1964年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增设了“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各加盟共和国的10个边境城市也分别开办了对外广播，以加强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在每个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周围设立干扰台，破坏美英等国的对苏广播。据西方统计，苏联建成2500座干扰台，耗资2.5亿美元，每年运转还要2亿美元。冷战时期，苏联进行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主要来源于塔斯社，并形成了包括莫斯科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和基辅电台在内的国际广播网。苏联的对外广播政策和内容是反西方宣传，推行苏联的对外方针政策，维护苏联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专业性的新闻广播则不足。在广播内容中，强调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以阶级斗争语言进行表述，受到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欢迎。但是苏联对外广播的播音点较少，除了本土和东欧国家以外，只在古巴有一个发射点，在冷战结束后也关闭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全世界都布有网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听众对苏联的国际广播并无兴趣，西方国家也没有必要干扰苏联的对外广播。
这一时期，在国际传播领域，形成了美国之音、英国BBC、莫斯科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四大电台，这四家电台在60年代的周播时间都超过了上千小时，播出语言超过了30种，播出总量几乎占到了整个世界国际广播总量的一半。
电视的出现及在五六十年代的崛起，是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实际上电视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不过二战延迟了电视业的发展步伐，电视的真正发展在二战之后。与其他媒体相比，电视作为视觉媒介，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感性媒体、画面为王、现场感更强、传播手段更加丰富和主观能动性强等。在经历了50年代的建立和初步发展之后，电视在60年代逐步走向成熟，逐渐占据第一媒体的位置，并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和其后葬礼等系列新闻报道成了电视国际传播的开端，23个国家的5亿人一起与美国人经历了该事件的始末。1969年7月20日，全世界47个国家的7亿多观众观看了通信卫星转播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实况。加上节目的外销，电视的国际传播形成了更大的规模。不过，这一时期的电视国际传播还没有常态化。
四、第三世界国家国际传播的发展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中的大事。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但是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二战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为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在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在五六十年代，就有80多个新国家诞生，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开展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成为国际传播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开办对外广播，成为国际广播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发展中国家把国际广播作为信息传播独立、提高自身形象、加强外交能力和扩大国际影响的有力工具。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印度、埃及、尼日利亚等国家比较突出。例如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全印广播电台成为印度的中央广播电台。全印广播电台网在50年代发展到了47座广播电台、24个辅助台和71个发射台。到90年代，语种、时数和功率比50年代初期分别增加了3倍多。再如，埃及是非洲以及阿拉伯地区广播发展的先驱，1934年由马可尼公司建立的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埃及政府于1947年将其收归国有。埃及的广播面向尽可能多的邻国进行广播，影响了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很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传播中，国有化几乎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选择。
其次，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联合，希望通过合作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声音。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这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认识到联合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兴起。1961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不结盟运动”，希望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至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切身利益而走向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加响亮，为后来开始的改变国际经济与传播秩序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最后，冷战的特殊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会。在冷战中，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东西方争夺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阵营希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反帝反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放弃在原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为数众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不可忽视。所以冷战双方都制定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外援计划，双方机构都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传播活动，如在大使馆建立图书馆，发行电影，交换学生和学者，巡回演讲等等，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公共外交。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在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也一直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