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跨越政治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它的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说，它是随着全球化的出现，特别是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才作为一个问题而受到关注的。传统政治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国家主权、利益、行为等都为国际传播因素所表征。在信息化时代，国际社会中直接“交手对抗”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表征因素。一个近于虚拟的“星球大战”计划让冷战中的苏联拼命进行军备竞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全球化现实给国际传播问题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与线索。
第一节 国际传播的观察基础
国际传播研究和观察不能脱离以下几个基本前提：
一、民族国家国民文化的同质性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在此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在民族国家确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后，国与国之间精确的疆界才逐渐固定下来。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部，统治者能够利用军队以及其他暴力手段建立受到法律制约的权力机构，在固定的区域内部享有最高的管理权限。此后，国家掌控者通常宣布自己的统治代表了国民的需要、意愿和利益，因而拥有统治的合法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统治者力图证明这种合法性的方式和方法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合法化的过程逐渐和民族意识切合起来。
这个过程中，由于“自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建立的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的历史趋势，‘民族’一词逐渐地成为‘民族国家’一词的同义语”，作为一般社会群体意识共同特征的民族族群意识实际上和一国的国家意识统一起来。因而，民族国家并不单单是拥有一定领土、一定居民的政治实体，而且是具有同一语言、同一文化、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国民文化同质性成为民族和民族国家趋向同一的基本表征。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和国家的统一性，“就是国民对于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意识构成了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
只有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及其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确立之后，不同国家个体之间的认同才成为一个必要的问题，而这也成为国际传播存在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战争的进行、传播学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初露端倪的信息全球化使国际传播系列问题逐渐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二、全球化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其一，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依赖日益加强，因而，彼此在对方国民中间的形象合法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由民族国家间关系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的确立和稳定也依赖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相互承认。“任何个别国家恰好不是产生于自己的主权，而是产生于所有其他国家对领土国家世界秩序的确认以及在此范围内对该国家的承认。”由于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就有必要让个别国家的身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组织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和交流。
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为标志的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促进了世界贸易，拓展了世界市场，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全面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挺进世界的步伐。到19世纪末，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已遍及世界各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此后的100多年中，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到90年代初，随着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成为每一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不但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上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各国经济均被卷入世界市场，诸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经济活动的诸环节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呈现出某种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同时，各国政治交往扩大并日益频繁，其相关性空前加强，以至于开始显露出某种被称为“全球政治”的景象。
其二，全球化背景要求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而这种身份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利益等，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集体自尊，这对于国家至关重要。
因而，民族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和全球政治中取得合法的身份与角色，以谋取自己应得的利益，这成为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紧迫任务。这种合法性必须通过两种身份取得，一是在国际社会（包括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重大事件）中具有行为能力，并遵守（至少是宣称遵守）已有的国际法或者国际关系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准则；二是对自己国家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因而这种解释也包括对于国内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的解释。
在上述行为过程中，一国采取的行动、对于关键事件的态度，以及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能力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望。因此，国际传播问题对于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
三、信息与媒介全球化
跨国交往固然重要，但今天我们直接感触到的全球化似乎更多是指另外一层含义：“一个事件，只有当它作为大众传媒的经验同时波及全球时，才称得上全球事件，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或‘黛安娜悲剧’。后者使所有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失去了意义，几乎全球各地都在颂扬这位王妃的美丽事迹，各国人民都因此深受震动。”我们真切地看到，信息与媒体在政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帮手、参与者、促动者等多个角色。身处全球化时代，考察民族国家的国家形象，我们需要把信息与媒介的全球化作为重中之重来进行考察。
信息和媒介全球化具有的几个特点使民族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信息和媒介全球化本身意味着信息的高度密集和国家行为的高度透明化。“无论身在何处，人们只要为短波收音机安上天线，或是给电视机装上能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调制解调器，便都在其覆盖的范围之内。”一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结合得越紧密，这种信息密度就越高，国家行为和信息就越透明，民族国家对于信息与媒介的依赖性也就越高。信息的高密度在使民族国家获益的前提下也使其处于高度的信息风险之中，一旦有为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事件发生，国家的形象就将面临被严重损害的危机。大部分国家处理这种危机的机制并不健全。
其次，信息和媒介全球化意味着信息将以更大规模以及瞬间性的速度传播。一旦事件发生，各种信息会通过媒介迅速传播，这使民族国家处理信息的难度加大。
最后，全球化媒体的增长，使得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由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和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彼此国民的信任、对对方形象的认同，“所以对他者的依赖性也就加大了”。
总之，媒介信息的全球化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化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而媒介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这就使一国的国际形象维护产生了矛盾。不仅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因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意识形态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媒介的信息传递和其拥有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别的差别使这种媒介报道的差异更为明显。
信息媒介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对于国际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加强，并通过这种依赖从中得益；另一方面，也因此遇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全球媒体，实现自己行为和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化，国际传播当然是极为重要的途径。
四、国际社会制度化
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的制度化根据建构主义学者的观点，国际社会的制度化是指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国际规则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国际社会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发展趋势。有所增强。国际社会制度化的直接结果是国际社会的日益有序化，国家角色和地位意识的增强，什么样的国家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形象，能够和需要取得什么样的利益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仍旧较低，但是我们无法忽视这一潜在的趋势。
在日益制度化的国际背景当中，国家的身份和角色依赖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共同构建。也就是说，制度化的背景使国家的角色、身份以及最终的形象，必须在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合法化，正如一国政府的运作方式需要在国内政治系统的合法化原则中建立起来一样。
民族国家在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取得一种“集体身份”并形成集体自尊——民族国家对于尊重和地位的需求。这种集体自尊可以被看做“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之外的第四种基本利益。
集体自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国际传播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总之，国际体制制度化使民族国家的集体自尊成为一种最基本的国家利益之一。也因此，国际传播成为必要的实践和研究领域。
以上四点，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构成我们观察和理解国际传播现象、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
第二节 本书导读
本书是研究国际传播的基础性读物，侧重介绍国际传播本体及其各构成要素。同时，对国际传播的一些专项问题以及中国国际传播有所介绍。全书分为十章，其中前六章是对国际传播一般规定、功能、框架及各构成要素进行的系列分析和论述，后四章为国际传播的专题研究。
作为全书的基础性章节，第一章界定了本书中涉及的统摄性基本概念。明确了国家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也是国际传播概念和实践之所以产生的基础，更是国际传播的主要信息发出者。而所有的国际传播渠道与国际传播受众，也都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本书所涉及的国际传播则主要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