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影像历史——叙述什么与怎样叙述

■肖同庆

历时两年的《百年中国》创作终于告一段落。应当说如此大规模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的影像梳理，在中国电视界尚属首次。关于历史文献片的创作模式，关于历史叙述的影视参与，关于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关系，甚至关于影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思考和讨论。其基本的落脚点都建立在对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影像的阅读、消化、剪辑、叙述和结构上。

一

《百年中国》的创作最直接的一个启示可能是：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这甚至有可能颠覆许多文字体系的合理性。影像的最无法隐瞒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

中国的学者对历史的思考常常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无法想象出那些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以及那种环境中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历史往往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照相机和摄影机的发明与运用是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人们可以通过它们，把正在发生的历史逼真地记录下来。记载历史的工具变得丰富起来，历史的本来面貌得以真实地定格，历史的还原与再现成为可能，这在一个世纪前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史学界开始注重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实际上就是希望对历史的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注重世态风俗的历史写作策略，表现出历史研究的新境界。研究百年史的学者不应总把眼光放在典籍上，先进的记载工具所记录的历史原生态，不应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眼光、思路乃至写作方式的调整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写作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第一，避开文字与文献叙述主流话语对历史的霸权性干涉，探索了以影像为主要叙述载体的结构方式。

第二，避开影像主体所不可避免的正史叙述模式，从影像所涵盖的画面细节捕捉反映历史原生态的瞬间。

第三，避开意识形态对历史本身的遮盖，从历史发生的现场氛围还原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现场还原是文献片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学界熟悉的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曾经在世纪初经陈寅恪的推崇使史学界大受启发。实质无怪乎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实证主义的方法。图片的运用也并非始于今天，郑振铎初刊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有一段话说明作者费力搜求插图的学术追求，其中除了“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外，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情态。”而这正是文字很难准确表达的。借助于影像再现历史，是《百年中国》的主要追求，我们企图通过影像重建百年历史的知识谱系，在典籍、文献和图片与影像资料的相互印证中，重建那个时代思想的轮廓和脉络。充斥于《百年中国》里的对历史的“想象和还原”以及大量对“历史暗角”的发掘都是这种努力的明证。在《慈禧西行》里，编导沿着西行的路途，费尽周折，一路访来，真实再现了这位老佛爷的悲惨境地，这恐怕是任何史书都无法达到的历史真实。

二

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当初《万历十五年》刚刚翻译进来时，在史学界引起的强烈震动。黄仁宇独特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国内长时间奉行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叙述”和喜欢盖棺论定式的武断作风而言，充满了魅力。他凭借二十万言传神的历史学素描，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作者自称此书是在尝试一种“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但它的价值实在远非“通俗化”三个字所能概括。人们所以会产生想认识过去的激情，因为他天生地具有好奇心，想要重读并且重新理解往日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有血有肉的人物，想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况。尽管自诩“深刻”的历史学家日益醉心于追踪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关系、观念或者规律，历史学的观照最终仍须回归到对具象的描述。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外在现象”才是他的生命与真谛所在。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而不是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所特有的魅力就会自然散发开来。在《百年中国》的创作过程中，因为是用影像资料作为历史写作的基本语汇，因为是在讲历史而不是在论历史，历史的具象观照和描述性语言就成为我们的首选。

《百年中国》并不排斥抒情，但这种抒情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诗意叙述上。在1949年《进京赶考》一集中，说到中共中央机关进京场面，当时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细节，其中一个画面是在车上拍的，镜头从近景摇到远处的滹沱河，冰水已经融化。在这里我加了一句抒情的解说词：“放眼望去，滹沱河已冰雪消融，春天真的来了。”看起来是对画面的直白解说，但其中却蕴含了浓郁的情感成分，表达了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对中国迎来新生的喜悦和憧憬之情。

在处理历史过程的回溯时，我们经常采用蒙太奇的结构方式，将历史浓缩在一些关键点上，既简明扼要，又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在《无声的中国》一集中，说到孙中山第三次入京，没有活动画面，只有照片。我们通过孙中山一生的三次入京的蒙太奇处理，回顾了孙中山的战斗的一生，解说词是这样说的：“面对北京政局的重大变化，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前门火车站，孙中山面对在寒风中迎接他的30万民众感慨万千。31年前他第一次入京，怀揣写给李鸿章的信件，希图陈述自己的变革主张。13年前他应袁世凯邀请第二次入京，调和南北，稳定政局，巩固共和，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旋风。此次他第三次入京，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坛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他仍然呕心沥血，争取南北和平统一。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处理方式赋予了历史有意味的形式和富有震撼力的反差。

文献片的影像资料本身就是语言，而解说词的运用就必须与画面语言相配合。在《百年中国》中，我们恰当地将直白的看图说话与对历史画面的深层描述结合起来，生动地体现出历史的现场感。在《和平之光》一集中，说到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国的情节，国民党的新闻影片记录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机场的工作人员正在飞机上除雪，这给了我们一个当时天气的信息，我们的解说词是这样描述的：“1947年1月8日，雪后的南京格外寒冷，机场的工作人员正费力地清除着机翼上的积雪，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陪同下，神色凝重的马歇尔登上飞机，无限感慨地离开了中国。对于战功显赫的马歇尔来说，中国之行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对影像资料的具象描述与画面背后隐藏东西的发掘，有效地将气息生动的历史现场和永恒的瞬间还原出来。

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影像资料大都是一些风光街道之类的客观镜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空画面”，这些空画面对片子的过渡和气氛的烘托非常必要，其中解说词的配合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解说得当会起到有效还原历史氛围的作用。在《清廷退位》一集里，编导用了一段普通的老北京的街道画面，我加了这样一段解说词：“1911年冬，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城中流布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了这样的描述，这段空画面一下子就活了。

三

百年中国，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本片重在回首前尘旧事，力在严肃命笔。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时间长河中，抓住“历史头绪”。二战以前，国际上都习惯地把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战后兴起的“新史学”才强调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强调写历史要“从下面向上看”。中国的纪传体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描写五个历史人物写出那一年的历史面貌，就是吸取了这一传统。我们认为结合中国纪传体和西方新史学的历史表现是本片行之有效的方式。在每一年的开始，作简略的年度评述，分集中不能表现和省略的事件，在评述中点出来，同时照顾上下文，承前启后，使历史的叙述完整清晰而不杂乱无章，主次分明而不面面俱到。既充分吸收学术界的许多最新成果，又力图把书斋和课堂里讨论背后的东西讲出来。我们力争找到一种“话说百年中国”的艺术感觉，其中“话说”二字的含义就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如讲故事，如谈家常，不用“端着架子”讲话，去掉“程式化”的束缚，把正襟危坐变成“促膝谈心”，用灵活自如的形式把严肃、深刻的内容表达出来，真正使观众从新鲜的史料、活泼的形式、切身的小事中体会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巨变。

电视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艺术，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和文献性也必不可少。《百年中国》运用了许多组人物小传和历史数字，十分强调创作过程中的考证功夫，其中还纠正了大量历史书籍中以讹传讹的谬误，这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同时，具有参照作用的丰富信息量也是一般历史文献片所没有的。我们也很注意将历史记录者和旁观者写进历史，如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来看当时的中国历史，起到了客观叙述的效果。在资料运用上，我们注重照片与活动影像的有机配合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画面语言成组运用，历史叙述就显得流畅生动。

历史写作关键是一个史识和史眼，“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百年中国》在选材方面遵循了七项基本原则：

1.学术性：我们从坚持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原则出发，选择学术界争议少而有共性的结论，避免造成普通观众对历史的误解。

2.通俗性：电视是一门大众传播媒介，本片在坚持学术理性的同时讲求表现的通俗性，避免将一些学术性较强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命题搬上屏幕。

3.系统性：整个选题具有连贯性，似一部大历史书，上下集有一定的照应。每一集也独立成一个系统，适当打通时间限制，完整表现一个事件的产生和发展。

4.人物选择：以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为主；注重人物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兼顾公众知名度；能够体现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富有戏剧性的命运感；在某个领域有相当的知名度；谋篇布局能起到以人带事，以事带人的作用；具有某种揭秘性和鲜为人知的奇特性。

5.事件选择：遵循大事不漏，小事典型的原则。以历史的转折点，社会的轰动效应，历史影响的深刻性，富有岁月的沧桑感作为主要依据。

6.社会现象选择：涉及普通大众的吃穿住行和消费娱乐的重大变化的细节；象征中国人传统观念变革的标志性事物。着重文化含量和科学含量以及与世界潮流的回应和联系的现象。

7.细节选择：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以及所传达的历史意味。

贯穿全片的这些原则对我们的历史叙述起到十分关键的指导作用。应该说，这也是《百年中国》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