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个老农。那绿格稿纸就好比我家乡的田园，我在绿色的土地上进行着辛勤的耕耘。
1941年11月，我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镇田厝村的一个穷苦家庭里。这个小村庄前面临海，后面是一片四季繁花的田野和经年奔流的小河。从小时候起，我就跟着祖母学习种田。春天里播种，秋天里收获，还要除草、耕耘、车水，样样农活，我都尽心竭力去学。祖母有时候还在人们面前夸上两句：“我的大孙子学什么都成，将来准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我在绿色的田野上成长。我爱田野的绿色。在绿野上，我悟到一个道理：无论干什么都要勤快。在那里，我学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努力地学习每一门课程。一有空闲，我还用笨拙的笔在绿格稿纸上艰难地画着，抒发我对家乡对绿野的一片真情。
我登在小报上的第一首诗是写春播的；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是写运粮的……家乡的绿野，给我力量，也给我智慧。
1964年夏天，我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走进了新闻这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对于我这个连五个“W”都不熟悉的人来说，面前困难重重。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我认为，没有耕耘的土地，永远是荒芜的。不愿付出辛劳去努力学习的人，肯定也无法在一个崭新的学科天地里驰骋。
我的选择是：刻苦地学习，忘我地奋斗。我很幸运，在首都新闻界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都在我学步的不同时期里，给我指点、鼓励和帮助。
令我特别感到慰藉的是，我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结合工作的需要，扩大我的知识面。
第一步，根据记者工作的特点，补学基础知识。在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论方面，我着重读原著。对于重点文章，则做卡片，写心得体会。斯大林的一些论著，我往往诵读数遍，因为他那严密的逻辑和鲜明的观点，常常使我豁然开朗。在文史知识方面，我着重补充了文学史的知识。在读史过程中，我每读一章，都要找来代表作结合着读。这样，读一章是一章，不容易忘掉。
第二步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博览群书。来光明日报社以后，头十年我在学校教育部，中间六年在科学部，近六年做机动记者、特派记者。在从事教育宣传报道的时期，我学习过杜威、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研究过凯洛夫的教学法，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教育发展史。到科学部当记者时，科技的分类很细，无法每门学科都学一点，于是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业余学习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总之，干什么，就学什么；碰到什么，就学什么。脑子里充实了，采访和写作也就自如了。
小时候，当小学老师的父亲常常教诲我：要把书读活。慢慢地，我自己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特别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也好比种田。比如南方种水田，在没有水泵的时代，是用人工车水灌溉的。先把水车架在小河里，再在水车两旁安上扶手架。然后，人扶着手架用双脚踩踏板。通过踏板的转动，带动水车叶片的运行，把河里的水车到田中。学车水的时候，祖母告诉我：“手要扶住手架。身子要直，眼睛朝前，双脚踩踏板要由慢到快，节奏要好。”开始，我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么难呢？岂知第一次就砸了锅。当第一脚把踏板踩下去以后，另一脚偏偏踩不着第二个踏板，一下子踩空了，只好把人悬在扶手架上。后来，多学了几次，才适应下来。可见要把车水的要领变成实际的操作，靠的正是实践。读书也情同此理。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与实践结合，那知识也是死的。要把书读活，离了实践就寸步难行。
请看我刚当记者的头两年，自己安排的时间表：
清早，外出采访；
中午，在办公室看报纸；
下午，或者写作，或者处理部里交给的工作；
晚上，读书或写札记，一直到十二点后才休息。
这样紧凑的安排是很累人的，但它却使读写与采访实践较快地结合起来了。我开始感到学有所得了。尝到这点甜头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读书不怕多，采访不怕苦。
近几年，我常常应邀外出讲学，我总是说：“任何一本新闻学教科书都无法培养出好记者。新闻不管你有没有文凭，只为那些愿意付出劳动代价并肯吃苦的人提供广阔驰骋的天地。而对于懒人，它绝不会施予。”
有一次，我到北京郊区的通州采访一家工厂。本来当天就可以返回报社，但我想多点现场气氛，就决定住在那里。当晚，采访完后我被安排在一个破旧屋子里。半夜风起，我被一阵冰冷的风和嘈杂的玻璃撞击声惊醒。打开电灯一看，天呐，玻璃窗早已破碎，风一个劲地往屋里窜。怎么办呢？我干脆起床，用被子挡住破窗，在床板上摊开了绿格稿纸……
那一年，在北京郊区的密云二中的采访就更有趣了。学校很热情，为我专门找了一间住房。当晚休息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抖了抖床上的被褥，用手电筒照了照床底的土墙。我是南方人，担心土墙边有蛇呢。检查完以后没有异常，我才心安理得地上了床。刚躺下不久，一阵沙沙声传来，叫我一愣、一惊。开灯再查一遍，周围万籁俱寂，室内仍无异常。可是灯一关掉，人刚躺下，沙沙声又来了。我只好瞪着眼睛，在暗夜里找寻。啊，原来窗上有个破洞，小麻雀飞到顶棚上做巢了。我整整与这窝小麻雀和平共处了三天三夜，一直到把稿子写成。
在河南许昌的晚秋之夜，我在火车站口挨冻等车；在邢台的一个小村，我们住在四壁透风的房子里，四个人盖了十二床棉被；在冬雪的大兴田野上，我差点迷了路……从报社到中关村科学城，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无论刮风下雨，也无论严寒酷暑，我常常整天奔波于两地。一到中午，冬日里，我就捂着一件旧棉衣钻进小饭铺；夏日里，摘下草帽，靠在树边眯一会儿眼，养一会儿神。
这些年，我编采了不少稿子，仅1976年至今，我就写了数以百计的通讯、专访。如果不学习，不吃苦，怎能有这些收成呢！
我总以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记者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常常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为记者提供了许多工作上的方便。但是，这优惠的待遇和工作条件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遇到的。在农村的条件，和在城市就不一样了。做一个记者，你想有成就，就得注重实践，就得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吃得万般苦，才能有所成。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
我家乡的农民种水稻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开始种抗病的品种，接着种抗倒伏的品种，或种高产的品种，近几年又推广杂交水稻。因为杂交水稻既可抗病、抗倒伏，又能高产。农民在田野上耕耘，总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开拓。作为记者，我喜欢思考，也千方百计地去开拓。
当然，要开拓就得打好地基。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沙滩是建不起大厦的。这个道理极浅显，真正做起来却难矣。我刚到报社时，常常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是眼高手低啊。”我心里一颤，为啥？那时我刚刚22岁，血气方刚，雄心勃勃，哪肯认输。心想，我可不会有这种叹息。我要眼高手也高，还要有所开拓，有所建树。那么，怎么去努力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四个大字：打好基础。我用头几年的工夫来练采访和写作的基本功。诸如社论、评论、短评、新闻、通讯、调查报告等，我都去闯一闯。这一闯不要紧，居然闯出了信心来。一边闯，一边总结，脑袋充实了，笔下也有神了。不是说“文无定格”吗？这话是说写文章并没有一定的格式。我很欣赏这句话。同时我又补充了后一句，“但也有格式”。概而言之，应叫做“文无定格，但也有一定的格式。”既要随时注意总结一定新闻文体的写作规律，又要不被这些规律所约束。有的人感到自己“眼高手低”，那不外乎两条原因：或者由于自己对写作的规律不甚了解，或者虽有了解，但落笔时却被格式所束缚。这都是因为基础打得不扎实所致。你想出手不凡，它偏偏叫你平平庸庸。知道这个道理后，我坚持多写多总结。特别是头几年写消息的时候，我是变着法子写导语，每一个导语都用一种技法来表达，让它不千篇一律。这样做，既不会被格式所拘，又能在一定格式的基础上有所飞跃。我忽然感到写作自由多了。
有了好基础，还得奋力去开拓。要开拓，就得不断地思索。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文字的表现技法，引进新闻作品中来。那一年，我写了一篇通讯——《探索星空的秘密——北京天文台兴隆站参观记》。整篇运用散文的笔法，人在画里，景中有人，景中有情。果然刊登以后反响不错。有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小林，你这篇文章该打五分。”后来，我在采写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王淦昌、汪德昭等科学家的过程中，就更加注意在通讯写作中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贴心人——记数学所五学科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一文发表后，很快被百花出版社收入报告文学集《科学的春天》，这就更坚定了我在这方面开拓的决心。在《孙冶方颂》这组通讯中，我写的《铁肩担正义》《春风春雨》；我与戴煌同志合写的《甘为沧海一滴水——记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介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通讯《探索者的道路》；反映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通讯《他是一棵大树》和反映中青年干部王建功事迹的通讯《有知识的开拓者》，等等，都曾经留下我努力开拓的足迹。其中，《有知识的开拓者》被视为代表作收进《中青年记者经验谈》一书，《他是一棵大树》被收进中国农业银行电视大学的《语文》教材。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一篇好的通讯可以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但通讯毕竟不是文学。在实践中，为了不使自己盲目，我注意研究文学作品与通讯作品的差异，并归纳出一些规律：哪些文学的表现手法可以在通讯写作中运用，又有哪些文学的表现手法不适宜在通讯写作中运用。1985年夏天，我应《健康报》的邀请，在卫生文学讲习班上作题为《试论报告文学与通讯的异同》的报告，就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引起了同行的重视。这正像土地施肥，碱性肥料施在酸性土壤中，有利于作物生长，而施放在碱性土壤中则适得其反。在新闻领域开拓的过程中，要想成功，就得不断寻找一些新的规律。盲目干下去而不重视总结的人，只能事倍功半。这一点也可算是我在绿野里耕耘的第二个结论。
我的第三个结论是什么呢？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报纸面临电视、广播等声像新闻的挑战。今日报纸的记者都努力在视觉新闻、有声通讯等方面做尝试。事实证明，这方面的尝试必将带来报纸新闻的崛起。去年，我写了《门诊治癌观察记》《家猪速壮目击记》，都是以记者观察为主的报道。这些观察记、目击记，看起来是“小儿科”的东西，但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来信、来电数以百计……
此时此刻，我仿佛感到春天来临的脚步，家乡的水田里该又是绿意盈盈、碧波荡漾了；仿佛我桌面上一摞又一摞的绿格子稿纸又在召唤我去开拓……我写了上面这些话，希望对自己是一个鞭策，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从中得到一点儿启迪。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感到无限慰藉。
（写于198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