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要保持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必须符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状况，而且要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政治科学的基本规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丰功伟绩，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结出了丰硕成果，发展成为拥有7600万党员、37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强大政党，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与不断表现出意识形态淡化、选民基础削弱、党员数量减少和基层组织萎缩等衰落迹象的西方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任务，把借鉴国外政党执政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学习体现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政治现代化、政党现代化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表现了对时代挑战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进一步明确了在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的任务。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告诫全党“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重申“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因此，考察当代西方政党面临的挑战以及它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成为本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主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衰落”已成为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中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多重理论视角和丰富的实证材料。
（一）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的政党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三个领域、两条路径。政党研究的三个领域也就是美国学者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aldimer Orlando Key）提出的政党的三个组成部分或卡茨和梅尔所说的政党的“三张面孔”：“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即对某个政党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忠诚的那部分选民，它使政党扎根于社会中，是政党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和政党力量最基本的源泉；“政府中的政党”是政党进入政府的部分，它联系着政党与国家，负责组织政府、作出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而政府外政党的各级组织则为政党发挥其功能、实现其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政党研究的两条路径是指功能路径和结构路径，前者关注政党作为政治体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功能，考察政党在动员和教育群众、组织选举、选拔政治领导者以及制定和执行政策等方面的效能；后者关注政党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内部结构，考察选民的政党认同、选民的浮动性、党员人数、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层，等等。
国外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研究同样采用这些方法，即考察政党的组织和功能在上述三个领域内是否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
西方学者都承认当代西方政党因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这些变化的性质及其导致的后果却莫衷一是。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最初，西方学者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入手来考察“政党衰落”问题。美国学者以选民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为指标、欧洲学者采用“政党依附”（party attachment）为尺度对选民的党派性（partisanship）进行了测量，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选民的党派性显著下降了。许多著名学者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罗伯特·哈莫尔（Robert Harmel）、肯尼斯·简达（Kenneth Janda）等人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选民的“政党认同”减弱所造成的政治后果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政党正经历着一场“选民的认同危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也有一些学者否认选民的“政党认同”与选举行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因而对“政党认同”减弱、独立选民增加等现象在政治实践中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在对选民的党派性所做的个案研究中，美国学者马丁·P．瓦滕伯格（Martin P．Wattenberg）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他在1984年发表了《美国政党的衰落（1952年-1980年）》一书，后来又不断补充新材料，在1986年、1990年、1994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了该书的4个修订本，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了1996年。瓦滕伯格的主要目的是要考察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分析这种削弱的性质，评估这种削弱的程度。他创造性地提出：选民政党认同水平的降低并不表明他们对政党持否定态度，他们的态度大多是中性的。也就是说，选民并不厌恶政党，只不过政党在他们眼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瓦滕伯格认为，选民的这种中性态度甚至比否定态度更危险，因为只需适当的政策和良好的政绩就能把选民的否定态度转化为肯定态度，可选民对政党的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挽回。
根据“传染理论”，西方学者很快把目光转向政党研究的下一个领域——政党的组织。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们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一派学者强调西方主流政党出现的“组织衰落”的迹象，如党员人数的减少、普通党员在党内地位的下降、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党的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作用减弱等等，认为这些迹象表明政党正在失去它们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地位，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削弱政党的力量、影响政党作用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则会动摇政党存在的合理性和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派学者则以政党掌握的财力资源更充足、政党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更高、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和政府内的政党组织更加壮大为理由反对“组织衰落”的说法，在他们看来，随着西方国家的选举从过去的“人力密集型”转变为“资金密集型”，传统的“群众党”模式包含的“力量取决于数量”的逻辑已经过时，对政党组织的力量应有新的解释——“质量胜过数量”，掌握着大量资金、熟谙竞选技巧、善于利用媒体的党内领导层和专家队伍人数虽少，却完全能够达到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目的。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固然应当归因于各阶级、阶层的选民这一“供方”的减少，但作为“需方”的现代政党也不再有必要保持数量庞大的党员队伍、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因而以此作为政党“组织衰落”的依据是不充分的。
不可否认的是，政党在政治系统内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其他因素的控制和影响的因变量，而且是可以进行自我变革的自变量，它们可以为了适应选民和选举市场的变化而有意识地调整自身。
西方国家的“群众党”面对60年代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呈现出向“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两种新的模式发展的趋势。“全方位党”的模式是在1966年由奥托·基希海默尔提出的，他在对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削弱、党员的地位和作用下降、政党的党内团结和党际合作以及选举层面的变化进行了详细阐述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全方位党”试图跨越选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分野，吸引来自各阶层的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很明显，“全方位党”的模式反映了西方政党为拓宽党的选民基础而作出的努力，但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党派对立的淡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终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着手从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阐释西方政党模式的变化。他们发现当代西方政党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一方面政党处于特权地位，拥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党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使政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批评。对于这个矛盾，他们提出了“卡特尔党”的概念加以解释，一方面指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政党获得了新的力量来源，弥补了政党的组织衰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却为当代西方政党无法解决脱离选民的问题而陷入“代表性危机”忧心忡忡。“卡特尔党”模式的提出，第一次明确地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来审视政党组织形态的变化和功能的调整，从而完成了对“政党衰落”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框架的构建。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认识总体而言仍未超越“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模式。不过，对政党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相继涌现出来，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政党衰落”的问题，如让·布隆代尔和毛里齐奥·科塔（Jean Blondel and Maurizio Cotta）主编的《政党和政府：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之间关系的调查》（1996年）和《政党政府的性质》（2000年）；瓦滕伯格和罗塞尔·J.达尔顿（Russell J．Dalton）主编的《没有党派性的政党：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2000年）；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等人主编的《政党：旧概念与新挑战》（2002年）；保罗·韦伯（Paul Webb）等人主编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党》（2002年）等。这些著作有的重视理论分析，有的侧重实证研究；有的按国别开展研究，有的从政党类型入手。它们的线索和侧重点虽然各不相同，却有如下共同之处：（1）研究目的都是致力于全面地“回顾和重新评价政党”：重新界定政党和政党竞争的概念、重新考察选民与政党的联系、重新审视政党的组织和模式、重新评价政党与政府的关系；（2）考察的范围很大，都是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囊括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成果；（3）考察的结果在选民党派性削弱问题上的看法大同小异。但是，这些著作对政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和政党与政府接近乃至融合的趋势所蕴涵的意义却未能达成共识。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从中汲取了有价值的观点和比较准确、翔实的资料。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与“政党衰落”问题在西方引起的热烈讨论相比，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之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研究不够充分，过多地强调了其阶级属性，对这些政党乃至整个西方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普遍估计过低。
80年代后，情况有了较大改观，出现了不少研究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著作和学术文章，其中含有一些涉及西方国家“政党衰落”问题的内容，分析也比先前更为客观。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脱离考察一个或几个国家、一类或几类政党的原有框架，主要的视角仍是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和政治腐败，既没有把西方“政党衰落”作为一种整体趋势加以分析研究，又没有对西方政党的组织变化和功能调整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