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本文是上文的姊妹篇。因受篇幅所限，上文只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传统和经验，故本文主要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教训及其对当前工作的启示。文章总结的主要教训是：要注意防止“左”和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要注意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要注意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统一；要注意防止新闻宣传中的片面性现象；要注意把握好新闻宣传中的“度”。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06年第11期。
同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一样，党的新闻事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有过许多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教训同经验一样珍贵，值得牢牢记取。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误中总结教训，是一种最好的学习和提高。回顾党的新闻工作以往的实践，我们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总结历史教训。
一、要注意防止“左”和右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实践过程和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由于来自“左”的或右的思想倾向的干扰，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和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新闻机构对党中央的抗战纲领和主张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宣传报道中违反中央精神，进行了一些错误的宣传。如有的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国是会议，有的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等等，这些宣传对于贯彻党中央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路线产生了不良影响。中央为此于1942年10月28日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使各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再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中，一些新闻机构又出现了“完全丧失马列主义原则与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过左”行为。如有的媒体“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而排斥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后来在纠正了“左”的倾向之后，一些新闻机构又出现了“弦绷得太紧”，宣传又“右”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在整个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新闻媒介传播了许多“左”的东西，做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文化战线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火批判，到1957年“反右”中的扩大化，再到1958年开始的浮夸宣传，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泛滥，这期间，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大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左”的东西推波助澜，使其得以借助媒体四下传播，泛滥成灾，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一些新闻媒介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又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犯了右的错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新闻宣传中的方向问题极为重要。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既要注意清除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防止“左”的干扰，又要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和毒害，防止右的干扰，使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警惕与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在反“左”的时候警惕右的东西，在反右的时候防止“左”的倾向。总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要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不能凭感情用事，不能盲目地随潮流、跟风走，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总结这方面教训的时候，需要澄清在坚持党性问题上的一些认识偏向。上面提到的所存在的一些“左”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看，大都是在一定的组织原则下，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宣传报道而发生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许多做法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和宣传纪律，但是，这种看似“听话”、“守纪”、“紧跟”、“照办”的做法，实际上却是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党的宗旨，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其结果不但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也败坏了新闻媒介自己的声誉。“文革”中许多新闻媒介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便是很好的证明。
1978年，邓小平就对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随风倒”的现象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党性的大错误。”
1905年，列宁在论述报刊的党性原则时，曾对如何判定“党的观点”（党性）和“非党的观点”（非党性），提出了三个标准，即一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纲；二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三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全部经验。这应当是全面和科学地理解党性问题的基本要求。
经过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新闻界对党性原则有了新的理解，大家认识到，真正的党性应当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章程中的基本内容。如果舍弃了人民的利益去谈“党性”，那么这种“党性”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党性原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来认识党性原则的科学内涵，来提高坚持党性原则的自觉性，这样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抵制“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确保宣传报道不脱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党的新闻实践中所存在的“左”的倾向，还导致新闻传媒的功能出现了“简单化”和“异化”的情况。
所谓“简单化”，是指在新闻工作中只强调其政治宣传功能，而忽视其新闻传播功能，结果导致新闻媒介原本应当承担的传播新闻的基本功能被弱化了。
所谓“异化”，是指由于过于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而使得原本只是作为“思想武器”，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新闻媒介，异化为一种具有某种强制力量，能够行使某种行政和法制职能的“物质手段”。“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媒介就被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得一些媒体做了许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警惕极“左”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他说：“‘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长达20年时间“左”的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带给我们的影响十分深重，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在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中，注意防止“左”的干扰。当然，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因为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
二、要注意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
“传播新闻信息”和“进行政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两项最基本的任务。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中，党的新闻事业一方面坚持及时、准确、充分地传播新闻信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要，一方面坚持积极、主动、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努力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服务。应当说，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然而，在以往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党的新闻机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失误，其中混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将宣传等同于新闻，致使一些毫无新闻价值的、纯粹宣传性的东西挤占了报纸的版面和广播电视新闻的时间与空间，影响了传播效果，这是新闻界长期没有解决好，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宣传和新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它们之间在服务对象、传播形式和价值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地方。新闻具有宣传的属性，它可以进行宣传，为宣传者服务；宣传也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成为新闻的组成部分，但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宣传必须同时具有新闻价值，能给人们提供具有新意的东西。
新闻媒介要发挥好宣传作用，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要赢得群众的欢迎与信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宣传与新闻的关系，要坚持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的结合与统一，努力实现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值。要努力做到既提供满足受众需要的最新新闻信息，又宣传符合党和政府立场倾向的观点主张，要防止出现只重新闻价值，忽视宣传价值的情况，也要防止只重宣传价值，不考虑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党的新闻事业在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从总体上说，成绩是主要的。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国家建设的成就经验，各种代表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事物，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奋发进取的强大动力。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和教训也不少。其中，在有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和典型宣传方面，就有不少问题和教训。
从以往的受众调查中可以发现，关于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问题，一直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几乎每次涉及这一问题的调查，都有集中的反映。群众对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大量没有多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之所以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党政部门、领导机关、负责同志，弄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不了解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必须以提供事实，报道新闻作为前提。因此，他们往往习惯于从自身的宣传需要来选择和确定报道内容。于是，许多没有新闻价值的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的例行会议、负责同志的讲话，等等，便以“新闻”的形式堂而皇之登上了报纸的新闻版面，挤占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和画面。本来应当以刊发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介，变成了纯粹的宣传工具。这样一来，不但严重影响了群众的阅读和收听、收视兴趣，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新闻的宣传效果。
多少年来，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个痼疾。
1942年党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党八股”就被列为文风方面主要的问题进行整顿。为此，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月8日，延安召开的反对党八股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当时反对党八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压长风，而压缩会议、压缩会议报道是当时压长风中的主要问题。但是，很遗憾，“压缩尚未成功”，以至于4年半以后，1946年9月，胡乔木不得不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再次呼吁压缩长风（此篇文章《人民日报》于1951年3月23日重新发表，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一直到那时也还没有解决好）。
1950年5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其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可见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文件的形式，力求加以解决和进行规范。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中，检讨了自己“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报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减少和改进会议及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新闻界在力图解决的问题，但效果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