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写过一篇《〈读书杂志〉的办法》，勾画了杂志栏目的设想和选用稿件的基本原则：（1）一般地，仅刊登读书研究的结果，但遇有外国的名著，也随时选择性地进行介绍。设“介绍外国新书”栏目，读过的书刊载提要，没见过的书梗概介绍书名、价格及出版者方面的信息。（2）设“书评”栏目，批评国内新出版的书报，借以督促出版界的进步。（3）适当选登一点儿“文学的创作”，作为杂志的“附录”。（4）无定期，但每年至少出六册。大概这篇东西仅是一个大致的设想，具体在兴办过程中，有的有所变更，杂志上没有出现过具体栏目的字样，出版周期也非常规律，每月一期。
杂志上新书书评并不多，前后总数大概不超过十篇，包括胡适为康白情的新诗集《草儿》和俞平伯新诗集《冬夜》所写的评论，还有任叔永评介英国科普读物的文章《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等。文学作品类文章只有一篇，题目是《北京的平民文学》，作者胡适选录了1896年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参赞卫太尔搜集的民谣中的16首。数量最大的文章，都集中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顾颉刚论古史的几篇，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也较有影响。《读书杂志》上的作者大都是当时学界人物，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发表过文章的还有丁文江、吴虞、陆侃如、梁启超、董作宾、游国恩、陈衡哲等。胡适曾经致信周作人，邀请他帮助写稿，并请他向鲁迅“致意”，“请他加入”。不知是鲁迅没有接受邀请，还是写稿子没得到发表，总之《读书杂志》上并没有发表过鲁迅的文章。
无疑，胡适是最高产的作者，共发表15篇文章（全部文章计38篇）。
杂志上的文章当然都与启蒙有关，但有的比较直接，有的间接些。胡适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算一篇旗帜鲜明的启蒙文章。文章发表于1923年4月1日杂志头版头条位置，当时人生观问题论战正在酝酿，国内复古已隐然形成一股势力，如同胡适1925年为《朝鲜日报》撰写的文章所说，“梁漱溟氏的著作大受尊孔的旧学者们欢迎”，“彼等欣喜若狂”。梁启超出版了赞颂孔子伦理及其政治哲学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并对人讲“孔子之人生哲学，乃世界最善者。”在这种形势下，胡适的文章与丁文江论人生观的文章一样，具有鲜明的思想革命的性质。胡适发表这篇文章，也可看做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一个策应战。
梁漱溟说，“凡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尽管目前是西洋文化时代，似乎东方文化衰运难免，气数已尽，但实际上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去便是印度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梁漱溟认为，他并非有意把文化时代的转换“弄得这般整齐好玩”，只是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三个文化层次，古人也的确分别走过这三条路，所以今后也会“重走一遭”。胡适对此评论说，梁漱溟的“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是无法驳难的”，是其“用一条线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文化，故世界文化也只走一条线了。”梁漱溟还对西方、中国及印度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类似于公式般的提炼：“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还概括说，“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胡适评价说，文化的分子繁多，原因也极为复杂，梁漱溟在文化观察上犯了笼统的大病，“要想把每一大系统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胡适举例反驳说，梁漱溟所谓中国人“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整千整万恭维婊子的诗，《金瓶梅》与《品花宝鉴》，壮阳酒与春宫秘戏图？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的文化？”胡适基于引领中国文化汇入世界进步潮流的目的，不能容忍梁漱溟为中国旧有文化辩护，他说，“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
“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得多。……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他们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持中和向后的根本毛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有直觉和现量的根本区别。”梁漱溟试图对世界文化进行特征分类的探索，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梁的失误在于单凭主观想象，把纷纭复杂的世界文化过于简单地装入到他自己事先设计好的框架中。
此外，他的确没有看到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共同性，不了解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大概最为令人遗憾的应该是：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各种类型的文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相对孤立地发展下去了，各类型文化之间差异越来越小，共性越来越多，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曙光越来越耀眼，而梁漱溟仍然抱着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眼光来判断所谓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类型循环交替地引领世界文化，不能不说是纯粹的一厢情愿了。梁漱溟是怀着对孔孟儒家学说欣赏和眷恋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未来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是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背离的。实事求是地说，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如同胡适评价说的，“梁漱溟氏未到过西欧直接考察，也未读过欧洲哲学原著。”
胡适对世界文化的交融和大的走势的洞察是比较深刻的，这应该得益于他七年美国留学生活的经历和他敏感于世事的天性。但他对世界文化的差异性的判断委实显得有些简单化，胡适本人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不热衷（尽管他留学时期曾一度有过入教接受洗礼的念头），甚至后来经过研究禅宗更对佛教几乎深恶痛绝，他本人凭借广博的知识和实验主义哲学，理性而自信地生活，但似乎对多数民众依赖宗教认识不足，这大概也影响了他观察世界文化差异性时的眼光。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差异性是存在的，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与宗教有关，西方文化精神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及基督教教义，中国文化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也与两千多年的儒教国家意识形态分不开，这方面胡适似乎谈得不多。
关于古史的讨论开始于1923年5月6日第9期的《读书杂志》，第三、四版上刊登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包括顾颉刚对古史真伪看法的梗概介绍和顾写给钱的两封信的有关内容。顾颉刚对中国古代史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